整合社会资源，聚焦乡村人才 ——专访乡村发展基金会秘书长陆波博士

文/华钧

西安市乡村发展公益慈善基金会（简称“乡村发展基金会”），由知名企业家王石、冯仑及北京大学原副校长海闻于2019年1月共同发起成立，其宗旨是：发展新农业、建设新农村、培育新农商，致力于成为中国乡村创业创新的加速器。乡村发展基金会计划邀请国内100位企业家、学者和社会知名人士作为联合创始人共襄盛举。资深公益人陆波博士任基金会秘书长。

乡村振兴是未来相当长时期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领域，而对于社会组织来说，如何更好地为乡村振兴助力，需要思考和行动。由于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相比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无论是企业，还是社会组织，在未来参与乡村振兴时都要有创新的思路和模式，双方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进行合作，从而最大化地发挥商业与公益的力量，共同推进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是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我们希望通过记录和传播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有效模式和经验，让更多乡村振兴的参与者有所借鉴。为此，我们发起“责任先锋访谈”，与CSR、公益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领军人物对话，了解他们对乡村振兴的思考和洞见，同时我们还在广泛征集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方面的优秀案例，这些访谈和案例将会收录到我们正在编写的“中国乡村振兴之路白皮书”之中。

陆波博士从2007年开始专职从事公益，在与企业家合作开展公益方面历练丰富，颇有建树。乡村发展基金会以人才培养作为参与乡村振兴的切入点，为此设计了多个新颖的公益项目，正在努力实施推进。我们日前专访陆波博士，与他就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的角色、公益人与企业家合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希望做有价值的探索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乡村发展基金会参与乡村振兴的切入点是人才培养，这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人才培养本身是很重要的事情，除此之外是否也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你们认为自己在人才培养方面比较擅长？

陆波：当初王石先生、冯仑先生、海闻教授三位发起人成立乡村发展基金会，是想利用民间的力量推动乡村发展。作为新成立的社会组织，我们要将热情转化为有效的行动。乡村振兴是国家战略，也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专业知识和能力，人才培养非常重要。我们基金会的众多联合创始人，虽然不一定都在从事乡村工作，但他们都是各行业的领军人物，有各自不同的见识和资源，可以为乡村人才培养提供一些思路和办法。基于这样的初心，我们决定就从人才培养入手。不一定是我们的擅长，但我们觉得这方面有优势，有资源，也有潜力。所以，乡村发展基金会是以人才振兴为切入点，参与乡村振兴。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人才培养不是一个能在短期内见效的事情，但是乡村振兴又急需要人才和知识的投入，你如何看待这个矛盾？

陆波：这是一个好问题！我从三个角度来分析。第一是存量和增量的关系，现在在乡村生活工作、正在为乡村振兴挥洒汗水的人，他们是存量人才；还有更多对乡村振兴跃跃欲试，或者持观望态度，甚至根本就不了解乡村的城里人，他们是潜在人才，或者说是增量人才。我们做教育培训，一方面要激活存量人才，让他们的能力和见识更上一层楼；另一方面还要让乡村以外的人关注乡村，走进乡村，这同样也是乡村人才队伍建设。

第二是近期和远期的关系。让乡村提高亩产、让牛多产肉、鸡多下蛋、把乡村改造成民宿……这些属于近期目标，需要专业技术人才来实现。乡村振兴还有远期目标--乡村的人，还有即将走进乡村的人，他们如果能增长视野、开阔思路，如果他们之间有相互沟通和合作的机会，那他们今后为乡村发展能做出更大的贡献。

第三是改变与提升的关系。这就涉及到人才观。很多人认为，乡村的人不是人才，没有文凭就不是人才，虽然人才不等于文凭，但人才至少得有文凭。我在去乡村之前很大程度上也是这样认为的，但现在我觉得不是这样。

我最近接触到一些研究乡村的专家学者，他们说农民是天生的商人。传统的农村是一、二、三产业融合的，农民自产自销，天然就有经商意识。“小农意识”其实不是一个贬义词。还有人说，农民是天生的环保主义者，而且还是天生的建筑师。以前农村的房子都是砖木结构的，架构很稳，地震来了，墙倒房不倒；土坯房透气，性能非常好。在农村，传统上是没有真正的垃圾的，一切都可以还田再利用。

从这个意义上讲，你说农民是不是人才？当然是人才。但是他们的知识储备和能力，是不是就足以满足乡村振兴的需要呢？当然不是。

所以，我们既要珍视他们的才华，也要帮助他们提升。我们不要期望通过培训就能无中生有，让一个原本一无所长的人变成人才，这是不大可能的。我们要在原有的基础上为他们赋能，给他们输入现代化的理念，为他们提供资源，去激活他们、提升他们，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政府很重视乡村振兴人才的培养，社会各部门、很多企事业单位也都在为人才培养出谋划策并付诸行动，你们基金会能在这方面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样的独特作用呢？

陆波：管理学大师德鲁克说过一句话：非营利组织所做的工作，既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政府。非营利组织既不提供商品或服务，也不实施调控，其产品既不是一双鞋，也不是一项卓有成效的法规，而是经过改变的人类。我觉得这句话说得非常好，也很适用于我们当下。

我认为，在乡村人才培养中，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可以发挥独特的作用。在乡村振兴这样一个宏大的社会工程中，我们要去摸索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这样的人才又需要什么样的培训课程？这样的课程是否有效？如果有效，应该怎样去推广？这些问题都需要有人去思考和行动。

如果经过我们的实践，证明是有效的，那么我们就提供给政府，政府的力量更大，可以快速复制推广；如果发现此路不通，那也可以作为一个试错的案例，再换一种做法。我认为这是基金会能发挥的一个很独特的作用。

对于乡村发展基金会而言，我们要整合广泛的社会资源，聚焦在乡村人才培养这件事上。我们还希望能发挥创新和引领的作用。我们特别希望探索出来的人才培训模式是有价值的，是值得推广的，而且能和我们联合创始人的社会资源结合起来，能够引申出去。这样我们所做的事情就会特别有价值。

重视项目的实效性和可复制推广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你们在延安大学成立了乡村发展研究院，提出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形成一种长效机制，既能培养人才也能留住人才，为此你们具体做了哪些探索？到目前为止，在乡村发展人才培养方面你们取得了哪些进展？

陆波：针对乡村振兴所需人才的培养，我们提出了三结合的方式：一是学历与非学历相结合，就是延安大学乡村发展研究院开展的硕士生培养，和针对村镇干部、新农人、普通人的非学历培训相结合；二是理论与实践结合，我们做培训不光是解读政策，或借鉴国外，还要走向田间地头，让学员在干中学；三是线下与线上结合，疫情期间尤其如此。

我举两个实际的例子。一是“明日地平线大讲堂”项目，最初是希望我们的联合创始人走进校园与大学生（特别是农林类大学生）沟通交流，原计划一个月一场，做了三场后，来了疫情。我们马上改变模式，与搜狐合作，通过搜狐视频做线上讲堂，开始讲疫情期间防病毒常识，疫情对生活、经济的影响等，后来讲乡村振兴。到今天为止已经做了4季60多场，平均每场受众有18万人之多，这是线下远远不能比的。

另外一个项目“嘉种计划”，是为乡村振兴重点人群提供量身定制的培训课程。今年7月，我们与北大团委合作，选派18名大学生到北京海淀区的一个农场生活居住十天，耕读研学。白天学习做农活，观摩农场经营；晚上安排农业课程、乡村振兴案例解读；每天早晨还进行赛艇训练磨练意志。很多学生刚来的时候并没什么期望值，但是十天后感觉收获极大，依依不舍。无论这些学生今后从事什么工作，我们都希望这样的耕读研学能在他们心里埋下一颗振兴乡村的种子。

 “嘉种计划”的第二个系列是针对乡村干部。乡村振兴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乡村干部来落实和完成，他们十分需要拓展视野、提升技能。我们前期做了大量调研，为乡村干部开发了一款乡建课程，分两期进行。10月份刚刚完成了第一期四天的课程，我们请国内一流专家去甘肃渭源县，为该县的100名乡村干部授课；第二期，我们会带着他们走出来，到我们精选的乡建基地，让他们亲自看、亲身体会，然后把他们看到的、体会到的知识技能再带回渭源，规划落地乡建项目。

无论是“明日地平线大讲堂”还是“嘉种计划”，我们都非常重视项目的实效性，以及它的可复制性、可推广性，能够在不同地域发挥作用。因为项目开展的时间不是太久，现在还不敢说有多大的成效。但在项目的设计和运营上，我们是花了很多心思的。

公益组织要好好研究企业，学会与企业家共处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现在很多企业都有参与乡村振兴的计划，大多是以某个公益项目的方式来推进，通常不会单纯着眼于人才培养，如果这样的企业要找你们合作，你们会如何参与？

陆波：我们现在只做人才培养，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一个新成立不久的基金会，我们不可能什么都做。我会明确地将这一点告诉合作伙伴。越是有这样实事求是的态度，其实越能吸引长期的、真正的合作伙伴。

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为企业赋能，不和企业“抢戏”。与我们合作的很多企业都是很有能量的。我们与之合作，是希望能为他们插上翅膀，开拓一片公益的新天地。我们不会对企业说：“你要按我说的来做，我比你专业，肯定比你做得好，你要听我的。”我们不做这样的事情。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你们计划要招募100位联合创始人，现在这个目标完成了吗？人多可以汇集资源一起做大事，但也会带来意见难以统一、行动难以协调等问题，这对于你个人而言是不是一个新的挑战？

陆波：我们三位发起人的号召力很强。到今天为止，我们已经有了90位联合创始人。今年我们有意识地放慢了招募的脚步，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项目的设计和运行。按照以前的速度，100人很快就会招满，这个目标要实现根本不是问题。

中国的企业家，特别是民营企业家，从事公益慈善比较喜欢抱团。在我看来，这其实是一种组织创新，具有中国特色。毫无疑问，人多了肯定协调难度大，但我更想说的是：我觉得很兴奋，因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联合国内这些顶级企业家和各界知名人士，在这个平台上聚拢，让大家认可这个组织，支持这项事业。

其次我才会觉得，协调工作可能是要多花点时间，会考验我的组织能力和管理水平。偶尔会有这方面的烦恼，但这是次要的。我想得更多的是，怎么把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公益组织，变成一个现实的存在，然后再变成一个经典的案例。这是我特别想做的事情。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与企业家合作，帮助他们开展公益慈善，这是现在很多公益人都在做的事情，如何才能将这种公益与商业之间的合作做好，让双方的目的都能很好的达成，在这方面你能否提供一些可供其他公益人借鉴的经验？

陆波：每个基金会的情况都不太一样，我很难说有什么经验能给别人借鉴，但是我确实有一些体会和思考。

我做的是纯公益，基本上不考虑公益与商业之间怎么搭桥、如何借力。我不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纯公益反而是最难的，因为它考验公益经理人的专业能力和内心定力。想想看，现在哪家大企业没有社会责任部门？知名的企业家，哪个没有以自己或者公司名字命名的基金会？那人家为什么还要捐钱给你，为什么要与你合作？那一定是因为你在公益方面有更专业的能力，能为他们带来更满意的效果，否则他们就自己去做了。

我认为，做公益，当你的合作对象是企业家的时候，必须要处理好三对关系。一是公益和商业的关系。企业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企业越做越大，一定在商业方面有永不止步的追求，否则他就不是企业家。我们的公益项目能给你的公司业务带来什么好处？我从来不这样诱导别人。但是在做公益的过程中，企业家在我们的平台上，自然会结交到志同道合的商界朋友，自然会产生商业合作的火花。我为他们创造平台和机会，但是我不会为此而在公益项目上做特别的设计。

二是近期和远期的关系。企业家通常希望你快出成果，这是他们的工作节奏和习惯思维所决定的，但是公益是对社会的推动，要看长效，它一定是比较慢的，否则就不是或不完全是公益了，那么在远和近之间就要找平衡。我通常会将一个长期的项目分解成几个子项目，或者分解成几个阶段性目标，让企业家看得见、摸得着，因为有的企业家还要向董事会和股东汇报。这样做，既能让企业家容易看到项目的进展，而我又不必改变公益的使命和节奏。

三是广度和深度的关系。企业家通常希望公益项目快出成果，而且要更多地让别人知道，这是可以理解的。而公益人会专注项目本身，更希望将项目做深，透彻地解决一个社会痛点。广与深之间是有冲突的，这也需要我们公益人来平衡，或者是磨合，让双方都能够包容，都能够理解和接受。

我一直认为，做公益一定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很多基金会和社会组织都自称是“草根”，因为没有多少资源和能量，只有一颗善心。那我们的善心怎样才能实现？我们一定要去影响有影响力的人，所谓“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

现阶段，企业家在中国的慈善公益进程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他们的作用不仅仅是捐钱捐物，还有资源整合、高效务实、结果导向等等。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公益组织一定要好好研究企业，学会与企业家共处。另一方面，企业家的善心也需要有人帮他们去落实并发扬光大，否则他们有很好的发心，最后却实现不了，甚至被误解，就太可惜了。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今年是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第一年，乡村振兴成为一个社会关注度很高的话题，这对你们基金会的工作是否产生了某种影响？

陆波：我想分两个方面来讲。首先，我国的脱贫攻坚战让将近一亿的绝对贫困人口实现脱贫，可以说是举世瞩目。但实事求是地说，社会组织在这个阶段发挥的作用远远不够。甚至有专家指出：“中国公益组织在精准扶贫中集体性缺位”。今年是乡村振兴的第一年，未来还要做几十年，我特别希望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能够真正发挥出独特的作用来。

其次，我们可以说是赶上了一个特别好的时候，乡村振兴现在成为一个社会关注度很高的话题，这对我们的工作肯定有积极的影响。但我个人的感受是，关注度还不够高。这可能是因为社会组织不太为世人所知，也可能与我们自身刚刚起步、影响力不足有关。举个例子，我们秘书处最近在招聘员工，我得到的反馈不是很积极。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关注乡村发展，关注公益组织。从这个意义上说，你们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重视研究乡村振兴，能做这样的访谈，很有远见！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