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鸣：推进大湾区科技创新和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
12月12日，第四届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发展论坛——“大湾区国际金融枢纽建设与金融制度型开放”在广州举办，论坛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和广东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共同主办。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赋予大湾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定位，明确大湾区要建成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这是大湾区创新资源聚集、创新资源丰富、产业体系完备、人力资本雄厚、金融服务发达，建设国际科创中心具有诸多有力条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王一鸣在论坛上就“就推进大湾区科技创新和金融支持大湾区建设国际科创中心”主题发表演讲。
王一鸣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向纵深演进，科技创新成为产业竞争的发展和重塑区域竞争格局的关键变量。新科技革命的核心是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正在构建人、网、物互联体系和泛态的智能信息网络，推动人工智能向自主学习、人机协同增强智能的基于网络的群体智能方向发展，制造技术加快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发展。先进的传感技术、数字化设计制造、机器人与智能控制系统等日趋广泛应用，形成人机共融的智能制造模式，推动制造业产业生态发生革命性变化。
“十四五”时期，产业数字化转型将呈现新趋，如果说“十三五”时期是消费互联网消费高潮，涌现出一批在全球名列前茅的消费互联网公司，“十四五”时期，工业互联网发展将掀起新的浪潮。
我们有一定影响力的工业互联网平台已超过100个，连接的工业设备超过7000万台，服务工业企业数已经超过40万家，越来越多的企业迈上云端，预示着工业互联网正在成为新的生产方式登上历史舞台。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发展纲要》实施以来，大湾区加快建设国际科创中心，科技创新进入活跃期，创新投入大幅增长。2020年，广东科技研发经费支出占GDP的比重达到2.9%。从投入结构看，企业研发经费占比高达9成以上，设立研发机构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占比超过40%，创新平台数量显著增加。2020年，广东国家重点实验室总数达到30个，国家和省级认定的企业技术中心超过1500家，孵化企业数量从业人数、风投金额位居全国首位，创新质量持续改善。大湾区每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8件，比全国平均水平高12.2件。知识产权综合实力连续8年领跑全国。科技创新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湾区产业发展能级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56.1%，现代服务业增加值占服务业增加值比重达到64.7%，新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5.2%，产业链现代化水平明显提升，已形成电子信息、绿色石化、智能家电等7个万亿级的产业集群。战略型新兴产业加快崛起，5G、数字经济规模居全国首位。现代物流业、电子商务等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海洋经济生产总值连续25年居全国首位。
同时，大湾区科技创新仍不适应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主要是关键领域的创新能力还不强，高端芯片、工业软件、“一软一硬”还受制于人，基础材料、关键元器件、零部件等还存在被卡脖子的问题，基础研究相对薄弱，投入强度偏低，重大原创成果偏少，科技领军人才不均，人才激励机制有待完善。科技创新的短板在产业层面表现为产业链不稳、不强、不安全。所谓不稳就是随着劳动力成本提高和美国加关税、产业外溢压力加大。不强就是产业链整体上属于价值链中低端。在产品质量和性能上、核心零固件、高端装备的精度、稳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寿命等方面与发达国家差距比较大。所谓不安全就是产业链、供应链存在较大飞线，比如高端芯片断供对手机行业的冲击，以及疫情后芯片零部件短缺，汽车、家电、通讯设备带来的影响。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例子。
王一鸣表示，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有了新要求和新任务。改革开放以来，大湾区科技创新走的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子，主要是集成创新。这个模式意味着技术的源头在海外，国内主要通过逆向工程对先进技术进行改造，缩小产业技术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使得我国中端产品领域逐步形成国际竞争力，同时也带来了基础研究、核心技术、原创能力薄弱的问题。
今年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在创新合作方面积极探索，取得多方面进展，但受到三地制度性差异的制约，创新合作水平仍然不高，创新融合度、协同度仍有待提升，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建设国家科技、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需要科技创新的战略、路径、政策层面做出调整，在三地创新合作商取得新突破。
要从技术追赶为主转向构建局部优势。跟随先进国家后面发展不用试错，可以大幅降低技术路线选择的成本，但这种模式只能缩小差距，难以实现超越。走到今天我国部分产业技术已经有国际前沿地带，国外技术断供，已难以继续通过引进技术实现追赶。这就需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培育局部领先优势。为什么要建立局部优势？我们还不具备系统性超越能力，还难以形成全面优势，但在部分有较好科技基础，符合未来科技发展方向具有较强战略价值的战略性前沿技术领域，有条件构建局部优势，只有形成局部，才能形成被对手的反制能力，才能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形成局部优势，不可能是国外技术的简单替代，而是要推进原始创新，这对科技创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从终端创新为主更多转向中间平衡创新。改革开放后。我们引进成套设备和终端产品，对其进行吸引性改造和再创新，形成了对进口设备的部分替代，也形成了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终端产品生产能力，如核电、高铁、工程机械、通讯设备等等，但是这些终端产品的高端芯片、关键零部件、元器件仍然受制于人，这是我们的短板。技术迭代更快，技术含量更，专业化分工更细，隐含了很多科学引领和隐形知识需要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底层技术职称，需要补齐基础零部件、元器件、基础供应等短板，需要长期的技术和经验积累地创新难度给终端产品更大、更复杂。必须下更大的功夫才可以实现突破。
从基层创新为主转向原始创新。无论是构筑局部优势还是形成中间平衡的创新能力，都要加强基础研究和领域基础研究，大幅度加大基础投入，只有实现基础研究的突破才可以带动战略性技术产品的重大突破，在更多领域跻身国际领先行列。而基础研究的突破最关键的是人才，要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造就更多国际一流的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实现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构筑齐聚国内外人才科研创新高地。
加快大湾区创新合作平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三地在基础研究、科技成果专业化和科技服务等方面各具优势，在国家支持下，三地可探索联合共建人工智能、生命信息和生物医药等国家重点实验室，还可鼓励港澳高校和湾区内地的高技术企业共建面向市场需求的新型科研机构。
近期，我们还加快创新合作平台建设，以落马洲和深港创新及科技园区建设为重点，推动香港高校在园区内设立研发机构，与深圳高技术企业合作建设创新中心，推动科技成果专业化，培育形成一批深港合作的创新型企业。探索与国际接轨的海外高端科技人才，绿色通道制度，在技术移民和外籍人才入境停居留、永久居留方面制定更加便利的政策。
王一鸣提出，要找到金融支持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的对策。近年来，大湾区金融业快速发展，截至2020年末，金融业增加值从2002年的2189.8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4079.2亿元，年均增长16%。香港作为全球金融中心普惠区，全球资本，深圳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日趋完备，广州股权交易中心、期货交易所等金融基础设施平台发展迅速。这些都可以为科技创新提供多样化的金融支持。截至2020年底，广州上市公司数量达到667家，总数位居全国第一，新增上市公司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占比超过9成，先进制造业行业集中度超过2/3。风险投资市场持续扩大，深圳风险投资金额和案例数位居全国前列。金融科技方面，大湾区位居国内领先地位，但我们要看到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仍存在短板、需要进一步优化支持措施。
构建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多层次体系，支持银行机构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授信政策，持续推进创业板、科创板、新三板广州期货交易所和区域性股权市场等多层次基本市场的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企业提供精准服务。鼓励更多社会资本参与创业投资、股权投资和天使投资资金，满足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支持。进一步增强财政资金引导放大效益，综合运用无产资助后补助，奖励政府采购、税收减免、风险补偿、股权投资等直接和间接投入方式，鼓励各类创新互动。
围绕产业链创新链部署金融链。综合各地金融创新差异化发展需求，引导各地构筑金融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格局，广州强化区域性股权资产等多层次资本市场创新。深圳强化资本市场的金融创新优势。相反建设国际科技合作创新平台，澳门打造特色科技金融平台。同时，东莞、佛山、珠海等地提供股权投资、服务外包等配套支持，各地发挥比较优势支持各地创新，逐步实现跨区域的协同创新。
提高金融支持科技创新的水平，利用区块链、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推动金融机构数字化与产品线上化，为科技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降低金融服务科技企业的隐性成本，加大三地金融监管合作交流，推进跨区域支付、托管、清算等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密切监测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加大对以金融创新为名，规避金融监管进行制度套利的监管力度，推广跨境监管沙盒子应用，为大湾区金融支持创新发展，提供安全保障。
加大粤港澳三地金融资金支持科技创新的合作。深化粤港澳三地制度对接与政策创新，签订多边协议，全方位深化在金融市场、机构人才、法律等领域的合作，通过顺畅资本流动机制，提高区域间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推进科技、高效、人才等资源共享。推动港澳科技创新资源与珠三角高新区科技园对接，大力延伸珠三角重要科学平台和大科学装置的服务半径，通过三地加强合作，共同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