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稳增长仍是当前主要任务 “双碳”战略必须兼顾增长

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2022年中国经济工作的主基调。会议要求，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

在12月3日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总部和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联合主办、21 世纪经济报道承办的“2021南方财经国际论坛”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也前瞻性地提出：“稳增长是当前主要任务”。

李扬从当前的经济形势出发，提出了“稳增长”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精神不谋而合。

稳增长仍是主要任务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肯定2021年经济工作取得成绩的同时，提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要求着力稳定宏观经济大盘，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2021年前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9.8%，全年有望实现8%左右的增速，能超额完成年初6%以上的经济增长目标，也将高于世界绝大部分主要经济体。

但需要注意的是，第三季度我国经济同比增长4.9%，经济增速出现明显回落。

李扬指出，“在2021年初，中国和全球都对全年及之后的经济形势持较为乐观的态度，一是中国经济继续在增长，二是美国经济恢复得不错。但到年终的时候，情况出现了变化。”

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发布的报告将2021年中国GDP增速预期下调至8%，比此前的预测下降了0.1个百分点；最新预测2022年中国经济增速为5.6%，略低于2020年1月预测的5.8%。世界银行则预计2022年中国GDP增速回落至5.4％。

李扬表示，“中长期看，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中枢可能下降，‘三架马车’的表现不佳。”

他指出，当前各类投资增速都在下降，包括固定资产、房地产、制造业、基建的投资。从投资增速的数据看，2021年初有一个明显的刺激效果，但是随后就呈现出下行态势。消费的增长也不理想。2021年特别是到三季度以来，疫情反复、灾情、险情频发，若干领域调控政策频出，导致部分消费领域增长放缓，消费复苏进展受挫。

他还特别指出，消费与最近热议的国民收入分配密切相关。“消费主要指居民消费，居民要能够消费就必须要有收入，而居民的收入主要是在初次分配。早在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要在收入分配的一次分配中提高工资占比，数据显示这个目标还未实现。所以我们谈收入分配时，不要把眼光放在后面，要放在前面，一次分配二次分配制度还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外贸方面，李扬认为，外贸延续较强的增长态势，弥补了内需不足，但这是由一系列特殊的“外部冲击”造成的结果，一些因素是不可持续的。因此，为长期发展计，国家还须主要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来规划国民经济的运行和制定政策。

鉴于当前的形势，李扬提出，“稳增长仍然是主要任务。”对此，最高层显然已经形成了共识，并且有了部署。

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内容来看，具体部署了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社会政策七个方面的重点任务。市场人士普遍认为，明年最大的利好就是稳增长政策会进一步加强。

平衡经济增长和低碳发展的关系

谈到时下最热的话题 “碳达峰碳中和”（简称“双碳”），李扬提出，“双碳”战略必须兼顾增长。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注意到，本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围绕能源的表述篇幅远超去年、前年，并且提出“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要坚定不移推进，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要坚持全国统筹、节约优先、双轮驱动、内外畅通、防范风险的原则。

这被市场解读为是对双碳工作“把方向、控节奏”。

李扬提到，“双碳”战略会带来商机，可以带动百万亿规模的投资。但在碳达峰碳中和的实施过程中，存在把经济增长与之割裂的不良倾向，使经济增长受阻。具体而言，“双碳”战略对不同产业将产生不同影响，有利空、利好，有的是颠覆性的，有的则需要调整适应。

他还特别指出了“双碳”战略对经济和金融发展提出的新挑战，包括就业问题、企业不良资产的处置等。

“要点是平衡经济增长和低碳发展的关系，双碳战略显然不能以牺牲经济增长速度、国民财富积累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为代价，要实现协调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要有很好的顶层设计。”他说。

因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要立足以煤为主的基本国情，抓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纳能力，推动煤炭和新能源优化组合。要狠抓绿色低碳技术攻关。要科学考核，新增可再生能源和原料用能不纳入能源消费总量控制，创造条件尽早实现能耗“双控”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转变，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防止简单层层分解。要确保能源供应，大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要带头保供稳价。要深入推动能源革命，加快建设能源强国。

李扬进一步对金融体系的建设提出建议，他认为，要建立绿色的金融体系，包括处理转型中的金融风险问题，同时需要货币、财政体系为转型提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