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副院长宋扬：共同富裕与稳增长目标一致 推动增长和分配两大目标相互促进

虎年新春伊始，多地加速部署探索共同富裕建设。

2月7日，浙江省委召开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推进大会，总结盘点前一阶段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总体进展情况，部署推进2022年重点任务。会议强调，要以理论创新引领变革性实践，打开“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上升通道。要探索一批共富机制性制度性创新模式，要谋划一批重大改革方案，聚焦破解共同富裕普遍性难题新题，研究谋划共富型大社保体系、财税政策体系、强村富民集成改革、进城农民工共同富裕、“浙里长寿”体系等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方案等内容。

“十四五”时期，促进共同富裕这一重大战略任务部署渐次展开。在疫情等因素影响下，国内经济发展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这一阶段，如何推进共同富裕建设备受关注。共同富裕建设如何满足经济发展新阶段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共同富裕研究院副院长、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宋扬。

宋扬认为，共同富裕与稳增长目标是一致的。分配和增长这两大目标并不矛盾，更公平的分配并非意味着要损失效率、放弃增长。如果能正确处理好，可以做到增长和分配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相互促进。

宋扬。资料图

共同富裕是包含增长维度的多元化目标体系

《21世纪》：共同富裕是近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内容之一，为何当前会把共同富裕作为远景目标提出来？

宋扬：共同富裕不是一个新话题。2020年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接下来要奔向2050年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在这一时期提出共同富裕意义更为重要。

一是历史意义。我国已经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目标，一部分人率先富起来，并通过先富逐渐带动后富。下一步，是从一部分人富起来逐渐过渡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二是现实意义。在这个时点上提出共同富裕目标具有明显的问题导向。问题即为主要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面临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中国经济发展承压、新冠肺炎疫情反复不定的挑战，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需要明确目标的指导。

不充分一方面体现在宏观指标的不充分，比如虽然我国GDP总量排在全球第二名，但人均GDP水平相对偏低。另一方面体现在微观指标的不充分，即人的全面发展指标的不充分。不平衡体现在现实面临着收入差距、区域差距、公共服务差距等多方面的差距，很多问题会伴随这些差距而产生。在当前时点上提出共同富裕目标，恰恰是要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三是世界意义。全球化背景下，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很多国家面临着收入差距拉大、中等收入群体萎缩的局面。怎么去应对？我认为中国提出共同富裕的目标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不仅对我国有重要的价值，同时对世界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21世纪》：目前国内经济发展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这三重压力，稳增长也成为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工作之一。在这个阶段，我们如何将共同富裕与稳增长二者之间很好地协调起来？

宋扬：首先我们要理解共同富裕是什么，要理解共同富裕的目标和稳增长的目标之间有什么关系。

从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共同富裕有三个主要的内涵：增长、分配和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的落脚点还是富裕，意味着经济要增长，蛋糕要做大，老百姓的生活水平要提高。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共同富裕目标与稳增长目标是一致的，共同富裕其实是包含了增长维度的更多元化的目标体系。

有人认为共同富裕是劫富济贫，是把富人的资产无条件、无差别地转移给穷人，其实不然。分配和增长的目标不是矛盾的，在我看来，认为“更公平的分配意味着要损失效率、放弃增长”是一种误解。如果能正确处理好，增长和分配这两个目标之间是可以相互促进的。比如，反垄断是为了要创造更加公平的市场环境，给不同的市场主体更加公平的竞争机会。

共同富裕不仅关注经济维度，同时还关注精神维度、健康维度、教育维度等，这些维度也是衡量共同富裕的指标，都是人力资本方面的投资，有助于促进经济增长。

编织兜底性的社会安全网

《21世纪》：我们都知道共同富裕一定是以人为本的，在你看来，共同富裕建设如何满足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企业还有个人如何认识并且抓住这一机遇？

宋扬：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核心要义就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生命周期的视角出发，一个人从出生到最后离开，经历的每一个生命历程的需要都是不同的。婴幼儿更需要的是家庭照料、健康成长、学前教育等；学龄儿童更关注教育维度；就业群体更需要提高就业能力和技能水平；老年人更多需要身心健康的照料。怎么去满足人们的不同需要，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我认为，首要落脚点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和优质化。

近年来，国家和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已经提出并实施了很多政策推行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与优质化。以基本公共服务的重要载体之一——义务教育均等化为例，过去不同地区在义务教育质量方面差距明显。

我认为，重视人的全面发展体现在实现不论什么家庭出身、在什么区域，不论是农村还是城市，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就应该能享受到基本相对均等化的义务教育的质量。现在很多城市都实行了教师轮岗制度，让教育资源尽可能公平地分配给不同学校。同时通过户籍制度改革，也给农民工子女提供更为多元化、更为优质的教育。

《21世纪》：从收入层面来看，如何通过扩中提低改革来增强居民的收入能力、拓宽增收渠道？

宋扬：扩中和提低二者有非常密切的联系，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就会使得一些低收入群体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当中，自然就实现了扩中的目标。这一过程中，高质量发展是核心。只有经济不断增长，企业才能够更好发展，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从而让更多的人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中。除了把持住高质量发展这一核心要义外，还应瞄准几个重要的人群推进扩中提低。

对于农民工群体，如果用就业更稳定、社会保障更健全等更高标准来划分，很多人其实没有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未来可以继续通过户籍制度改革，让农民群体更自由地进行人口迁徙，同时在迁徙过程中解决他们的后顾之忧，如子女可以在迁入地上学，老人可以得到相应的农村或者是居民养老保障等。当有了更好的保障之后，自然会推动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让他们进入中等收入群体中。

对于小微企业，要通过财税政策或金融政策更多地进行帮助，让就业人员、创业人员也能够进入到中等收入群体当中。

应当注意，提低不仅要提高收入，还要编织一个最底层的兜底性的社会安全网。关注共同富裕，不应该仅仅关注到绝对差距是不是缩小了，更应该关注的是低收入群体或可能面临低收入风险的群体有没有兜底性的保障网，有没有一些政策能够至少满足他们基本生活需要。低保制度近年在不断发展，在此之外，还应健全建设安全网体系。

征税对效率的损失并不是必然的

《21世纪》：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客观上国内市场在满足高收入人群消费需求方面，还存在供给的短板，这部分的需求也应该得到满足，你怎么看这样的观点？高端产业的供给与发展如何与共同富裕进行平衡？

宋扬：我认为这两点并不矛盾。满足高收入群体更高质量的消费需求自然会促进增长。不论收入水平如何，消费都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拉动力，在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高收入人群的消费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环节，因而不能认为建设共同富裕就意味着不去满足高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只要是合理收入带来的消费，即使是奢侈性的消费，也仍然要发展，要继续满足人民多元化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点应当注意，即我们怎么样限制高收入群体的收入。限高并非劫富济贫，不是把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拿走分给低收入群体。应该明确，“限高”限的是不合理的，甚至是不合法的收入。例如，我国近年来开始加大力度规制避税逃税漏税群体，对高收入人群加大税收征缴的力度。我们正进行的税制改革，能让资本税、财产税、遗产税等税种逐渐建立起来，对富人的税收体系也会更加健全。

《21世纪》：财税手段是调节收入分配的重要工具，税收对于共同富裕来说能够起到哪些具体的作用？

宋扬：财税政策是再分配的一个重要环节。建立共同富裕的目标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三次分配：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再分配是非常重要的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环节。再分配的财政制度中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是同等重要的。要扩大个税征收的范围，强调家庭合并计税或者综合计税，对富人的税能够收得更加透明、合理，让非法逃税、漏税群体的税收能够得到应有的追缴。

有人认为再分配与增长是有冲突的，我认为应该考虑怎么能尽量不减少或者少减少蛋糕的规模，减少对经济增长的抑制作用。征税对效率的损失并不是必然的，损失的程度可以通过税制更合理的优化进行限制。财税制度的支出侧同样重要，要把财政收入用在刀刃上，提高财政的支出效率。因而，我认为应当从提高支出效率和优化税收体系层面发力，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下一步应重点关注分配体系的作用

《21世纪》：目前浙江正在进行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建设工作，主要是从缩小地区差异、缩小城乡差异、缩小收入差距等6大领域进行试点改革。为什么会优先选择这些领域？下一步还可以重点关注哪些方面的工作？

宋扬：浙江是共同富裕先行先试示范区，目前已经构建了一个庞大完整的政策体系，并且提出了具体的共同富裕目标，浙江的政策选择恰恰体现着共同富裕的内涵。浙江在解决城乡差距，包括区域内部差距方面做得非常好，是全国城乡收入差距比最低的省份之一，其省内不同区域的差距，在全国来看也是相对比较低的水平。同时，浙江经济发展质量较高，产业结构更加合理，产业升级发展迅猛，包括数字经济在内的多方面发展在全国都处在领先地位。

未来实现共同富裕，我认为第一要关注增长，看经济的蛋糕是不是做大了；第二要关注分配，看差距是不是缩小了；第三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从政策上看，则是以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这样的分配体系，梳理和关注未来中国共同富裕的走势。

在初次分配中，关注市场是不是创造了更加公平的环境，反垄断进行得是否彻底，不同的市场主体进入市场时的机会是不是平等的。在教育方面关注义务教育的均等化，在就业方面关注女性面临的歧视有没有减少，在初次分配当中让市场能够更好地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等。

在再分配中，关注税收能否更加合理地征收，进而更有效地用到低收入群体当中。

在三次分配中，关注如何让企业、慈善扮演更好的角色。一方面要考虑优化完善相关制度，激励个人和企业开展慈善活动，进行社会捐赠。另一方面是怎样使用这些捐赠的资金，使其能更统一、更有效率、更透明地用到合适的地方去，用到更低收入群体甚至是我们最需要保障的兜底性的人群当中去，从而缩小收入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