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1.59亿元判决、5倍惩罚性赔偿……最高法知识产权高额赔偿案件持续增长

21世纪经济报道王峰报道 成立仅3年，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已是最高法最忙碌的部门之一。

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法庭年度报告（2021）》（下称《报告》）发布。《报告》显示，2021年，法庭共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案件5238件（新收4335件），审结3460件，收结案件数均为全院各部门之首。

“我去年审理了100多件案件，工作压力很大。”一位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法官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2019年1月1日，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挂牌成立，国家层面知识产权案件上诉审理机制正式运行。2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听取的一份报告显示，3年来，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共受理技术类知识产权和垄断二审案件9458件，审结7680件，新收案件年均增长49.3%。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为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和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坚实司法保障，相关案件也体现了“三个增长”的新动向：案件数量持续增长，高额赔偿案件持续增长，前沿技术领域的新型纠纷持续增长。

民事和行政案件大幅增长

《报告》显示，2019-2021年，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新收案件数量分别为1946件、3177件、4335件，每年的增幅都十分明显。

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新收案件主要是民事和行政二审实体案件。2021年，新收民事二审实体案件2569件。其中，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植物新品种权等领域的案件增幅较大。

2021年，新收行政二审实体案件1290件，同比增长92.5%，增幅巨大，充分反映出科技发展对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的强烈需求。其中，法庭首次受理植物新品种授权确权纠纷和垄断行政纠纷。

垄断案件备受社会关注。3年来，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受理垄断案件90件，审结55件。

2021年，垄断行政案件开始进入法庭程序。两起行政案件被告分别涉及地方执法机关和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

《报告》写道，在杭州格凯商贸有限公司诉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行政不作为案中，阐明了确定反垄断调查合理期限的考虑因素，以及反垄断调查合理期限与行政不作为的关系，支持反垄断执法机构依法履职。

2021年，涉外反垄断民事案件也同比增多。当事人针对发生在境外但对我国境内市场产生限制竞争效果的反垄断行为提起诉讼。

目前，我国已形成以最高法知识产权审判部门为牵引、4个知识产权法院为示范、26个知识产权专门审判机构为重点、地方各级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为支撑的专业化审判格局。

4个知识产权法院分别为北京、上海、广州、海南自由贸易港知识产权法院。

《报告》显示，2021年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案件中，超过一半来自北京、上海、广州三家知识产权法院，这与三地经济发达且产业集聚相关，但也有一些中西部地区（如郑州、成都、武汉）案件数量快速增长。

来自不同地区的案件数量增加，且不少是同类型或相关案件，在全国范围加强政策指导、工作统筹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日益增强。

2月27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三次会议听取了最高法关于《关于专利等知识产权案件诉讼程序若干问题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指出，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基本实现“四个进一步”的预期目标要求，即裁判标准进一步统一，审判质效进一步提高，司法公信力和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提升，对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知识产权战略实施的司法保障进一步加强。

侵权惩罚力度逐步加强

知识产权案件的判赔金额，是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的亮点指标。

《报告》显示，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计算更加科学合理。灵活运用证据规则，尽可能查明侵权受损或获利相关事实，务求科学合理认定专利侵权损害赔偿数额，高额赔偿案件越来越多，有效加大了对侵权行为的惩治力度。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创新研究部主任、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李俊慧认为，损害赔偿数额是侵权诉讼的核心内容，侵权损害责任确认之后，权利人的诉求主要集中于损害赔偿数额的认定，因此知识产权侵权的获赔比例直接关系到权利人维权的意愿和经济利益的平衡。

这在技术秘密案件中表现明显。《报告》写道，继2020年“卡波”技术秘密侵权案顶格判处5倍惩罚性赔偿3000余万元后，在“香兰素”技术秘密侵权案中判赔1.59亿元。

这起案件中，嘉兴中华化工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香兰素制造商，占据了香兰素全球市场约60%的份额，年销售额20亿元。其凭借的正是作为技术秘密的一项香兰素生产工艺。

该案的判赔金额争议较大，原告一审诉请的赔偿金额为5.02亿元，一审判决支持的金额为350万元。2021年2月26日，最高法作出二审判决，1.59亿元判赔额使该案成为人民法院史上生效裁判判赔额最高的商业秘密侵权案件。

两审判决差异悬殊的重要原因，是最高法没有采用一审法院以法定赔偿方式计算赔偿数额的方法，而是采用了依照权利人的损失或侵权人实际获利的方法计算。

“我国知识产权损害赔偿的确定应当基于实际损失，以全面赔偿为最高原则。实务中，人民法院在确定知识产权侵权纠纷损害赔偿数额时，存在适用法定赔偿计算标准的比率较高、法定赔偿适用泛化等情况，导致维权收益难以弥补侵权损害。”李俊慧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2020年新修订的《专利法》提高了法定赔偿额上限，进一步规范了法定赔偿标准的适用。

《报告》还显示，依法积极适用惩罚性赔偿，在“金粳818”水稻植物新品种侵权案中依法认定信息匹配平台销售组织者地位并判处惩罚性赔偿，严厉打击种子套牌侵权。

该案中，被告未经许可，通过微信群寻找潜在的交易者，收取会员费后提供“金粳818”种子交易信息，根据买家的需求安排送货。其辩称，仅是向种子供需双方提供自留种子信息，由供需双方自行交易，并未销售“金粳 818”稻种。

但法院认为，被告为达成涉案种子交易提供帮助，构成侵权，并适用了惩罚性赔偿。

“近年来判赔诉请金额比呈现上升趋势，显示出人民法院对知识产权侵权惩罚力度逐步加强。”李俊慧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

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件增多

知识产权与科技创新如影随形。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审理案件涉及的技术前沿领域日益扩展。

《报告》显示，2021年，新型纠纷大量涌现，超1/4案件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新材料、新能源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且增速明显加快。

在行政案件中，涉新领域、新业态发明专利纠纷也在增多。除医药（含中医药）、通讯领域仍为诉讼热点领域外，涉互联网、大数据、电子商务、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发明专利案件越来越多。

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2月27日听取的报告也显示，3年来，最高法知识产权法庭受理涉及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案件占比超过五分之一。

李俊慧介绍，从近年来全国各级法院审理的专利领域侵权案件来看，制造业案件数量最多，其次为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

这凸显了近年来我国制造业加速动能接续，产业结构持续得以优化，创新能力和产业水平均有大幅提升，但同时，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也对知识产权保护提出了更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