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北大教授李玲：共同富裕要健康先行，如何突破医疗体系短板？

编者按：

今年国家明确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依靠共同奋斗，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而健康是幸福生活最重要的指标，健康是1，其他是后面的0，没有1，再多的0也没有意义。因此，实现共同富裕，全民健康是重要基础。只有每个人都拥有健康体魄，才能更好地享受生活，共同富裕才更有意义。

为此，21世纪经济报道特推出“共同富裕 健康先行”策划专题，聚焦老百姓普遍关心的“看病难、看病贵、买药难”问题，推动补齐全民健康“短板”，筑牢共同富裕基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武瑛港 北京报道 实现共同富裕，全民健康是重要基础。近日，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李玲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共同富裕至少包含三个层面含义——公平的起点、公平的规则与公平的结果，发展的重要目的就是为了人民的健康，所以全民健康既是共同富裕的基础，也是共同富裕的目标。

“但是共同富裕不是平均主义，比如张三、王四都拿到了10万元，张三勤俭节约、生活健康，过几年攒下了更多钱，但王四拿着10万元抽烟喝酒，生活不健康，可能很快生病，还会因病致贫，那么这是共同富裕了吗？所以共同富裕要健康先行，有了健康才能有其他一切。”李玲说道。

从抗疫看共同富裕与全民健康

李玲表示，在两年多的抗疫中，全国人民都公平享受到了健康的保障，只要在中国，无论贫穷富贵，都能免于或减轻受到新冠病毒影响，“共同富裕不就是这样的‘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吗？”

“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无论是最开始的新冠病毒，还是之后变异的德尔塔、奥密克戎等，我们都能很好地控制，这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公益性医疗卫生体制的巨大优越性，与西方疫情反复蔓延、人民生命和经济社会深受其害形成鲜明对比。”李玲说道。

李玲曾在文章中表示，抗疫期间，我国公立医院救治了98%以上的患者，公立医院的制度优势更加凸显，国家及时出台了“应查尽查、应收尽收、应治尽治”的免费医疗政策，由医保支付，财政兜底。

全民抗疫的成功，证明以公立医院为主体的国家医疗服务制度有利于控制医疗费用、优化医患关系、调动医务人员积极性。当前应该抓住抗疫契机，总结推广抗疫经验和三明等地方的医改实践，打一场医改“大决战”，对医疗卫生体制的顽瘴痼疾来一场“大扫除”。

据了解，李玲所讲的国家医疗服务制度即政府出资举办和运营公立医院，免费或低费向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是世界主要的医疗保障模式之一，英国等欧洲国家与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以及多数前社会主义国家均采取此制度。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初之前也是此制度，并创造了爱国卫生运动、农村合作医疗等，快速提升人民健康。

“现在我们的制度和医疗系统也拥有明显优势，在新冠病毒面前，无论贫富贵贱，给全体人民都提供了无差异的健康保障，就是政府动员组织，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这就是为什么中国能够控制疫情。”李玲说道。

李玲进一步表示，中国一定能实现全民健康和共同富裕，但是要转换思想，要从实践中吸取经验，抗击疫情、扶贫攻坚其实都是西方国家做不到的，为什么中国能做到？因为这不是简单的靠财力、靠技术实现的，而要靠制度、动员组织和体系发挥作用。

医疗体系仍有多个短板

虽然全民抗疫体现了我国制度和医疗体系的优势，但也暴露了一些短板。

李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我国有全民健康的规划，在疫情期间各地政府高度重视，但疫情过后，政府的治理理念可能需要有所改变。

李玲曾在文章中分析，人民健康遇到的问题，除了客观原因，还有经济发展中的环境污染、食品污染等问题，这些均是危害人民健康的因素。

另外在抗疫过程中，也还反映出我国医疗制度的不足之处。

李玲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分级诊疗其实是中国原创，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比较贫穷落后，但通过有效动员组织民众，逐渐建立了三级预防保健网络，在基层对大部分疾病进行健康咨询和治疗，把疑难杂症转到上一级医院。

根据《中国初级卫生保健》杂志信息，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建成了由县、乡、村三级医疗卫生机构组成的医疗预防保健网，婴儿死亡率从200‰下降到34.68‰，期望寿命从35岁提高至67.88岁。世界卫生组织前驻华代表基恩博士曾说：“中国保健制度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如果只看预期寿命、婴儿死亡率、死亡原因这些统计数字，几乎不可能看出这是发展中国家。”

但是有研究显示，新冠疫情流行初期，个别地方出现大量普通患者聚集到大医院的“挤兑”现象，问题根源是分级诊疗制度尚未完全形成——2008--2017年，我国三级医院诊疗人次数所占比例从37%上升到53%。

李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新医改一直推进分级诊疗，但依然存在无序看病、医疗资源错配的问题，原因在于公立医院仍在逐利性轨道上运行，大医院要挣钱，不可能把病人分下去，那么越来越多优质资源集中到三级大医院，基层医疗能力越来越弱。

李玲进一步指出，2020年，政府把医保、公卫、财政的资金集中支付医院和医生，免费救治新冠患者，效果极佳，医患关系空前和谐。 “全民抗疫可以看做是一次‘爱国卫生运动’，疾病大量减少，本来是好事，但是在现有医疗体系中，如果病人减少，那么医院和医生收入也会明显降低。”

李玲曾在文章中表示，公立医院改革的总目标是“两个根本转变”——公立医院运行从逐利性向公益性的转变，以及医疗资源布局从“以治疗为中心”向“以健康为中心”的转变，而医务人员的薪酬制度改革，则是真正启动公立医院改革的核心。

解决之道：推广三明医改模式

李玲向21世纪经济报道分析，三明医改模式的推广对实现全民健康很重要，三明模式优势明显，不是以疾病为中心，而是以健康为中心，为所有人提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减少疾病，若患病，小病在基层解决，大病则迅速转到其他医院。

根据三明医改“操盘手”、福建省三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詹积富公开的数据，2012~2020年，通过改革，三明市县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医疗总费用相对节约了110.68亿元，药品耗材收入占比由60.08%下降到32.51%，诊查、护理、手术治疗、药事服务费等医疗服务性收入由3.11亿元增加到13.04亿元。

“这其实是一整套医疗系统的设计，第一步要做到公立医院的公益性，不能再逐利了，第二步是将医院定位为减少疾病、保障健康，同时配以一整套薪酬分配制度，包括医生薪酬年薪制、年薪计算工分制等一系列的创新方式，让老百姓越健康、医生的收入越高，而不是像其它地区，老百姓越得病、越看病，医生收入越高。”李玲说道。

李玲进一步表示，近两年三明可能是全国少有的，医院和医生收入增加的地区，因为三明早已实行医生年薪制，“三明医改跟这次抗疫很相似，政府集中医保、公卫、财政资金直接支付医生工资和医院运行，三明模式也是如此，政府将医保、公卫、财政资金集中起来，拨付给医院，支付医生工资，解决医院和医生的后顾之忧。”

詹积富公开的数据显示，通过改革，三明市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工资总额由2011年的3.82亿元增加到2020年的15.57亿元，人员经费占医疗费用的比重由25.15%提高到45.98%，医师队伍人年均收入由5.65万元增加到16.93万元，2020年医师最高年薪达59.80万元。

据梳理，2017年至今，国家层面一直支持推广三明医改。2017年3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指出，三明医改方向是正确的、成效是明显的，要注意推广；2019年11月，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印发《关于进一步推广福建省和三明市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经验的通知》；2021年10月15日，国务院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发布了《关于深入推广福建省三明市经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下称《实施意见》）。

但是李玲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三明模式在国内的推广并不顺利，背后原因复杂，涉及医疗、医药、医保、管理体制等的变革，触及多方利益，推广难度很大、风险很高。《实施意见》也显示，三明医改经验最重要的是改革的决心和勇气，不回避矛盾，敢于触碰利益。

李玲曾在文章中表示，三明医改的核心是政府、制度，三明医改中三明市委市政府明确医改的主体是政府，对象是长期形成的医疗机构的逐利机制，政府要勇于承担破旧制度、建新制度的改革职责。

推进健康中国，要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和激励，正确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要把健康中国建设纳入地方政府考核指标，打造一支既懂政治、也懂业务的卫生健康管理队伍。对于在卫生健康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干部，予以表彰和激励，形成“你追我赶抓健康”的氛围。

“政府的作用非常重要，三明这一欠发达地区都能做到，其他地区当然也可以。”李玲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