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降准预期之下，还有哪些货币政策工具值得期待？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域  深圳报道 

2022年，世界经济环境的复杂多变、全球疫情的起伏反复、大宗商品价格的高位波动等，都给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新的挑战。

在此形势下，2022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主要挑战是什么？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助力经济稳增长？以及在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大背景之下，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

4月15日，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4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释放出降准预期，14日央行新闻发布会也预告降准，这表明宏观政策着力稳增长，已经开始进一步加码。

管涛认为，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动用降准等总量工具之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可以作为补充。尤其是疫情对实体经济不同行业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更能做到精准滴灌，加大纾困和就业兜底等保障力度。

根据新华社报道，4月7日专家和企业家经济座谈会召开，管涛出席经济形势座谈会并发言。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受访者供图）

基建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21世纪：  “今年中国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必须爬坡过坎。越是困难越要坚定信心、越要真抓实干。”这是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表述。如何评价当前的经济形势，面临的不确定性和主要挑战是什么？

管涛：当前我国经济运行所面临的挑战是既有来自外部，也有来自内部。从内部看，近期疫情呈现多地散发，波及面广，对制造业、服务业、内需外需都形成不同程度的冲击，供应链、物流受阻，影响了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信心。

从外部看，今年以来，地缘政治冲突的加剧，将削弱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世界银行最新报告指出，俄乌冲突以及对俄罗斯制裁造成的冲击正在扰乱大宗商品供应，加剧金融压力，抑制全球增长；世行下调今年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增速预期至5%，比去年10月的预测低0.4个百分点；如果全球状况恶化且各国政策响应力度较弱，则增长可能放缓至4%。地缘政治冲突进一步削弱全球经济复苏动能，不断推高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有可能让我国贸易顺差更快收窄。

21世纪：基于这些不确定性的问题和主要的挑战，你觉得在稳增长稳就业等多方面，相关举措的进展与成效如何？ 

管涛：今年1-2月份，经济数据整体回暖，工业增加值和固定资产投资都有所提速，一季度社融数据总量也超出预期，这可能反映了去年底财政支出前置及降准降息的积极影响。但是3月份，国内外的超预期因素可能对一季度整体经济表现有所拖累。

值得注意的是，2月份就业数据比较严峻。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相关部门对此针对新情况，也在不断研究并采取措施，具体有落实落细企业稳岗政策，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再就业的培训，扩大失业保障的范围等。

现在，从经济的三驾马车来看，投资或是重点。今年以来，财政政策积极护航多地重大工程项目加速开工建设，靠前发力，一季度地方新增专项债发行规模占全年新增限额的35.56%，在稳增长的背景下，预计专项债二季度发行快节奏仍将延续，基建投资成为拉动经济稳增长的重要抓手。

再者是消费，比如提出要对零售、餐饮、旅游等与消费密切关联的行业进一步加大纾困力度，对耐用消费品消费、受疫情影响还贷困难的消费者研究相应的金融支持政策，通过金融创新的方式来扩大有效消费，以及促进新型消费、扩大重点领域消费、挖掘县乡消费潜力、将消费相关基础设施建设纳入专项债支持范围以投资带消费等。

结构性货币政策更能做到精准滴灌

21世纪： 4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决定，针对当前形势变化，鼓励拨备水平较高的大型银行有序降低拨备率，适时运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进一步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向实体经济合理让利，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对此，你有哪些看法，以及在降准预期之下，还有哪些货币政策工具值得期待？

管涛：4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释出降准预期，14日央行新闻发布会也预告降准，这表明宏观政策着力稳增长，已经开始进一步加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动用降准等总量工具之外，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也可以作为补充。尤其是疫情对实体经济不同行业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结构性货币政策更能做到精准滴灌，加大纾困和就业兜底等保障力度。

比如近期，央行新创设了科技创新和普惠养老的专项再贷款，进一步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还有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支农支小再贷款等，可从中长期更加着力于改善民生、科技创新、小微企业。

21世纪：在2022年，虽然1-2月宏观数据表现较好，但3月中旬以来疫情频发可能对3月及一季度的数据造成冲击。如何看待接下来的经济形势，以及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如何助力经济稳增长？

管涛：今年一季度国内经济复苏遭遇疫情多地散发，这意味着从二季度开始，宏观政策要加大对经济稳增长的支持力度。此前，总理在经济专家座谈会上也提出要“主动作为、应变克难”、“政策要靠前发力，适时加力，并研究新预案”。

在当前市场预期转弱、民间投资消费意愿不高的背景下，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结构性财政政策可以针对经济痛点、堵点发力，可以帮助企业和家庭改善现金流。

当前财政政策的重点是保持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即根据已经审议通过的预算草案，将减税退税惠企惠民的政策尽快兑现，加快地方专项债发行和重大建设项目落地等。同时，通过政府投资带动社会投资，改善民间的投资和消费意愿。

此外，为应对疫情对民生带来的不利冲击，建议财政政策对困难市场主体如部分行业的中小微企业、一些家庭个人等适当进行经济补偿，缓解他们因疫情导致现金流紧张的压力，着力帮扶他们渡过难关。同时，也可以研究借鉴国际经验，加大财政、央行对银行小微贷款损失的吸收力度，帮助小微企业减负。

中美利差倒挂不影响货币政策总基调

21世纪：目前，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步伐提速，且最早将于5月开启缩表，同时中美利差出现倒挂，应该如何看待今年美联储收紧货币政策的节奏，以及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

管涛：去年下半年以来，美国通胀屡超预期，美联储也被迫加快收紧货币政策，紧缩预期下，10年美债收益率快速上行，美元指数也时隔2年再次站上100关口。

4月11日，中美10年期利差出现倒挂，12、13日恢复小幅正利差，14日再度转负。通胀走势和货币政策分化是导致中美利差阶段性倒挂的主要原因。

目前，美联储刚开启加息进程，后续还有多次加息及缩表，14日，10年期美债也突破了2.8%，而现在仍处于紧缩预期发酵阶段，有可能美债还有上行空间。

但同时也看到，近期美国长短国债收益率也出现倒挂，预示着美国经济滞胀的风险。市场预期，现在美联储尽快把利率加上去，一旦经济衰退，有可能再把利率降下来。所以，中美利差倒挂应该只是阶段性的。中国是成长型经济体，从中长期来看，无风险收益率高于美国才是正常现象。

至于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央行一再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货币政策对内优先，主要服务于好国内的经济增长、就业和物价目标，汇率政策负责对外经济平衡。中美利差收窄甚至倒挂都不影响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总基调。

一方面，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弹性明显增加，民间货币错配大幅改善，市场主体对于汇率升贬的适应性和容忍度增强。汇率灵活也为货币政策更好服务国内经济目标创造了空间。如2018年面对国内经济下行、对外经贸摩擦，人民银行顶着美联储四次加息和缩表的压力，三次降准，引导市场利率下行。显然，这次央行稳增长的决心更大，连不太常用的利率工具也出手了。

另一方面，近两年中国货物贸易和银行结售汇顺差大多没有转化为外汇储备积累，而是变成企业和银行持有，这增强了民间国际清偿能力，相当于二级外汇储备。如果未来美联储紧缩叠加地缘政治风险，虽然可能会放大中国遭遇的资本流动冲击，但是前期民间积累的外汇资产可以发挥“蓄水池”功能，更好地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况且，即便出现更坏的情景，凭借前些年央行、外汇局在应对资本外流、汇率贬值方面积累的丰富经验和树立的良好市场信誉，应对潜在的人民币汇率过度或异常波动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人民币还难言典型意义的避险资产

21世纪：今年以来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大幅加剧，避险情绪急剧升温，那么相对稳定的人民币资产，是否会成为市场青睐的避险资产？

管涛：从避险货币的理论影响因素来看，一国稳定的经济政治环境、较强的货币流动性以及长期低利率环境是货币避险属性发挥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国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是保持人民币购买力稳定的重要基础，但在金融市场发展、金融开放程度和利率水平等多个方面与传统避险货币国家如美国、日本和瑞士存在差异。俄乌冲突之后，人民币虽然初步具有避险货币的特征，但人民币还不是典型意义的避险资产。

未来人民币资产能否成为避险资产，一方面取决于金融市场的发展和金融制度的完善，另一方面取决于相关风险对中国而言是优势项还是劣势项。如果中国能够免受风险波及，或受风险事件的影响较小，人民币就有可能成为避险资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