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乡村CEO，不再是天真浪漫的想法 ——专访中国农业大学文科资深讲席教授李小云

自从2015年深入云南勐腊河边村开始扶贫实验以来，李小云教授就与云南的乡村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他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云南，在昆明、临沧、昭通、怒江、曲靖等地的10多个村子持续开展乡村振兴实验。

无论是在河边村建设“瑶族妈妈的客房”，还是在宜良麦地冲村培养“乡村CEO”，李小云的扶贫/乡村振兴实验多有创新之举，这些创新举措为当地乡村的发展面貌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改变，李小云也因此而成为国内公益和乡村振兴领域集理论研究与实践推动于一身的代表性人物，并于2021年被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的称号。

乡村振兴作为一项重大发展战略，其大幕才刚刚拉开，未来一定会有很多精彩的故事陆续上演，而在这个过程中，必然少不了对一些复杂性问题的研究，以及对各种具体挑战的创新应对。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长期关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议题，近期我们专访李小云教授，记录下他的思考和实践所得，我们希望这些来自于乡村振兴一线的洞察和认知沉淀，能够为企业如何更好地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您在云南河边村的扶贫实验很受关注，这个实验已经开展快七年了，目前河边村的发展是否符合您当初的预期？

李小云：河边村的扶贫实验，其核心是要突破结构性的约束，把一个处于贫困中的群体拉出来。这个群体之所以深陷贫困，首先是因为他们不具备能够让他们在市场中竞争的最起码的资产，比如说他们连房子都没有，也没有钱在土地上投入，如果要摆脱贫困陷阱，那么首先就要补齐资产上的短板。

我们当时就把扶贫资源——给贫困户的住房资金支持——转化成能够让他们进入市场的资产。因此我们有了“瑶族妈妈的客房”，这里面还包括一些会议设施，这样就帮他们补齐了这个资产。

其次，贫困农户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还缺乏人力资产，他们不具备做事的能力，所以我们要对他们进行培训。而最重要的是，通过建立合作社，让他们形成一种集体性的组织能力，不只是个体能力，而是集体能力和个体能力同时提升，这是当时我们在河边村扶贫的基本思路。

2016年河边村户均年收入不到1万元，2020年和2021年经历了疫情，户均年收入维持在3.7-3.8万元之间，经受住了疫情的考验，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这两个资产发挥了作用，建立起了一个复合性的、有弹性的产业结构。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对于您在河边村的扶贫实验项目，外界普遍认为是成功的，您和您的团队一手将这一项目做起来，这个过程中一定经历了很多故事，遇到了不少困难，在您看来，这其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

李小云：在这个过程之中，最困难的事情就是人力资本提升，这个问题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解决。

贫困群体摆脱贫困，需要和现代市场对接，即传统对接现代，这是我们的理念，也是河边村扶贫实验的核心。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一个传统落后的贫困群体，它往往依赖基于低水平物质供给的互助分享、互助生存的文化，这和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基于个体的竞争性要求之间是有张力的。所以，传统对接现代的核心，就是要把原来基于低物质生产供给的集体主义共享资源的文化，与现代基于个体竞争的文化进行对接，难就难在这里。一直到现在为止，河边村始终存在合作社怎么有效运行的问题。

合作社需要按照现代市场经济来运行，而农民组建的合作社，事实上还是一种共同体文化，其间的矛盾时隐时现。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不能说我们在河边村的扶贫实验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只能说是一个还在探索中的案例。

这个案例告诉我们，脱贫和小农的现代化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在短短的几年内完成。要想巩固脱贫成果，就必须从根本上建立起脱贫的机制。不能说河边村已经建立了这个机制，我们是在探索如何建立这个机制。一个贫困群体，如果它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价值体系不能够现代化，那它还是会返贫的。

河边村合作社的年轻人曾经都快干不下去了。合作社的任务是企业经营，而合作社的农户都是他的亲戚朋友、家人。分配客房，分配客人，这是合作社要干的事，那你给谁不给谁就是一个问题，这可能引发的矛盾太大了。所以合作社解体过一次，现在是之后重组的新的合作社。

另外，到现在为止，河边村都没有完全形成能够自己进入市场的基础，还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我们，我把这叫做“现代化的断层”，主要体现在他们的技能、信息、知识结构等各个方面，远远不能满足市场竞争的需要，这是核心问题。

我们今天强调的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巩固脱贫攻坚的成果，我觉得这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缩小、弥合现代化的断层，不是说要给他们多少钱，让他们有多少产业，而是要帮助他们提升在市场中创造财富的能力。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在您看来，河边村扶贫实验对河边村民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李小云：最大的影响就是，彻底打开了一个非常封闭的少数民族群体的精神世界。

我2015年刚去的时候，河边村李支书跟我讲，这里的瑶族原本是处于一种热带雨林的游牧状态，上世纪80年代才开始逐渐定居下来。在2015年之前，除了几个乡干部以外，这个村庄没有见过任何一个外来的人，更没有见过来自北京的人，非常封闭。我们的项目开始实施之后，去了大量的学生和老师，还举办了各种会议，有各种国内外的客人进入，这彻底打开了他们的精神世界。

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个体化程度的提升，大家都开始个人忙活个人的事儿了，原来的那种相互帮助还存在，但越来越弱，共同体的特征越来越弱化，现代化、市场化对他们冲击很大。

这两年村子里考上大专的人数量在增加，高中、初中的入学率也提升了，都会讲普通话了；穿的也好了，很多家里都买汽车了；尤其是他们知道了教育的重要性，开始了解外面的世界。所以，最根本的变化就是河边村融入到了一个现代市场经济的大潮里。

我觉得这个很难说是正面还是负面，就是这些事情都有了。河边村的卫生习惯也改变了，有领导来视察，不需要再通知他们提前打扫卫生，就已经打扫得很干净了，因为他们有了自觉性。我觉得河边村人的变化非常大，我们影响的是他们的精神世界，这个世界打开了。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对于河边村的未来发展，您有什么样的期许？您的项目团队未来还会为河边村做些什么？

李小云：我们的团队2019年以后就撤出来了，河边村扶贫实验作为一个项目它已经结束了，我们不可能永远在那里做项目。现在河边村进入到一个自我发展的阶段，我们以后在河边村不会再做大量的工作，它也不需要了，它要按照自身的规律去发展，如果它失败那就失败了，如果它成功那就成功了。

河边村现在有困难，但它还是在运行之中。这两年疫情严重，对乡村游不利。但河边村不是只有客房，“瑶族妈妈的客房”只是其中的一个项目，还有农业、种植业、蜂蜜加工等，疫情对客房的影响被其他这些业务弥补了，河边村有一个复合型的产业，有它自己的多元生计体系，我们从一开始做的就是复合型产业。

我觉得河边村的未来应该是，在参与市场经济的过程中逐渐发育出它自身共同体的基本秩序，形成基于共同体和自身文化的、能够与市场经济对接的特点。它要在适应外部市场竞争的条件下不断发育，这是不能嫁接的。我们一开始给他们提供资产的支持，以及能力建设和技术的支持，他们要慢慢消化这些东西，形成他们自身发展所需要的技能，这要花很长的时间，需要一代人的努力。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您在昆明市多个县区的六个乡村也发起了乡村振兴的项目，并且在尝试引入乡村CEO制度，这是一个创新的做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一个合格的乡村CEO要具备哪些素质？

李小云：河边村的实验让我们有一个很深的体会，贫困乡村的村民，即便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也无法运营自己的资产，他们有一个巨大的管理能力的缺口。要把这些农民培养成能做管理的人，难度特别大。为什么呢？首先，村里上学上得好的能干的人都已经离开了，乡村可以说是“人才的荒漠”；其次这些人都是成年人，不是小孩子，要改变他们很难。

没有管理能力，农民就难以有效运营自己的资产，也就难以从中获得足够的收益。所以，我觉得要为他们填补管理能力的空白，那我就想：为什么不可以让这些农民自己做老板，雇佣职业经理人呢？所以，当我2019年在昆明市的六个村开始乡村振兴实验时，便将培养乡村CEO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乡村CEO就是培养一批农村的职业经理人，专门为农民合作社，为农业企业服务。这个想法有点浪漫，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逆城市化的思路。人才一定是流向城市的，除非是政府安排的第一书记，从个人意愿来讲，很少有人愿意去乡村做事。所以乡村CEO的想法本身有点天真，但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做这件事，那乡村就永远是一片人才沙漠。

为什么我们今天又可以做这件事呢？这是因为，今天已经出现了乡村价值回归的趋势。周末大家不愿意呆在城里而愿意去乡村游玩，乡村的价值在提升，不再只是一个种地的空间，乡村产业开始多元化，生态环境也在改善，已经具备一些吸引人的条件。而农民也有自己的资源和经济价值，比如说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他们闲置的土地和荒地，可以用来建亲子乐园、种植园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培养乡村CEO就不再是一个天真浪漫的想法，而是一个实际的需要。去年中国农业大学与腾讯合作发起了乡村CEO培养计划，就是想把这个想法往前推一把，真正付诸实践。

一个合格的乡村CEO，他首先要知道，他面对的是乡村社会共同体，这是一个复杂的乡村社会，他面对的是一个受教育程度不高的群体，当然他还要面对市场。我认为一个合格的乡村CEO，他的能力绝对不会低于城市里某个公司的总经理，因为他要同时面对一个复杂的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您在昆明市六个乡村的项目与河边村有什么不同，现在的进展如何？

李小云：我们在昆明六个乡村的项目已经不是在做扶贫，我把它叫做“都市驱动型乡村振兴实验”。这几个村子地处昆明市郊区，过去多年的城市化进程对它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导致这些村庄要么消失，要么衰落。那么，怎么能够把城市的动能引入到乡村，转化为乡村振兴的动力呢？我们尝试通过建立与城市需求相关联的产业体系，将人才、资本“黏住”，用城市的动能给乡村赋能，让城市的要素进入乡村，实现乡村振兴。我们希望城乡融合发展，而不是城市发展乡村消失。

与河边村不一样，我们希望将这几个村子的闲置资产盘活，之后发育出各种各样的业态，这是我们在昆明做的实验，我们已经做了两年半的实验，今年会进入总结阶段。

我们摸索到了一些基本的线索，其中的关键是要把握好四个关系：一是政府主导和以农民为主体的关系，二是社会资本与农民利益的关系，三是农民个体与村集体的关系，四是尊重农民愿望与推动农户现代化的关系。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在这个实验过程中，乡村CEO制度的运行是否顺利？

李小云：2021年农历腊月25，昆明市宜良县九乡乡麦地冲村村民自己入股组建的麦地彩居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召开了分红大会。入股的农民一股分到了500元，大致相当于年化利息20%。投资了十股的农民，半年的时间就分到了5000元。这个分红数额虽然并不多，而且只涉及入股公司的少数农户，但是意义很大，它表明农民能够成为自己资源收益的主要受益者。

在麦地冲村，我们找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看有谁愿意回来创业。最后，有四位在外打工、有中专学历的年轻人加入到麦地冲建设团队，他们全程参与了最初的建设工作，之后又参与了麦地彩居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的组建，并成为公司股东，同时他们也成为公司的“乡村CEO”。我们通过“送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对这些年轻人进行培训，让他们掌握账务、客房和餐饮店管理等各种技能。

在疫情期间，这几位乡村CEO依然坚守工作，在半年时间内实现了将近30万元的收入。这次公司的分红也正是他们努力工作的成果。但是，即使他们在村里可以挣到很多钱，我也不能肯定这几个年轻人会一直坚守在麦地冲。我能察觉到他们对大城市和现代化的那种向往。这其实恰恰是埋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对乡愁情节隐隐的纠结，也是建设乡村的现代化道路上必须面对的困境。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曾有人对您在云南的扶贫项目有过议论，他们认为您是在干预，而乡村发展应该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对此您如何回应？

李小云：我是做发展研究和实践的，同时我也研究社会学、人类学，对于发展干预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我个人是非常敏感的，我具有一定的文化自觉性。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总体上是赶超型、学习型的现代化国家，其发展很难做到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不是原发性现代化，所有的后发性现代化，前面都有别人走过的路，这是大前提。

所以，这个过程中就避免不了所谓的有计划的发展干预，而这个发展干预是在提供机会，让他们具备一些条件之后，逐渐形成自己的共同体秩序，在这方面我不主张对农民进行所谓的教育，我在河边村很少开会，你不是要去改造他们，而是为他们提供一些条件，让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自我改造、自我适应。因此，这样的一个过程，不是强制性的改造，这种干预是温和的。（本文由南财集团乡村振兴研究院和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共同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