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丨勇者无惧：一名社区书记抗疫的51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陶力 郑植文 上海报道

5月8日，距离上海实行封控已经一个月有余，这也是上海市浦东新区梅园三村居委会书记赵子正结束因确诊新冠肺炎阳性在街道隔离点隔离的日子。

38岁的他在去年1月调任这一岗位，这是他服务的第四个居委会。这也是社会学专业出身的他，在陆家嘴街道工作的第十二个年头。

这两周多，他一边在隔离点恢复健康，一边远程指挥着社区工作。在进入隔离点以前的三十多天，他和另外11名居委干部一同住在居委会，也冲在这场艰苦卓绝战疫的最前线。

安排核酸检测、分发抗原试剂、派发生活物资、协助居民就医配药、消杀……这是他们日复一日的工作内容，繁杂、琐碎却十分必要，也常常存在不确定性。

此外，他还面临着许多从未想到的挑战，以及居民的不理解。在矛盾和压力之下，负重前行成为一种本能。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多次联系赵子正，在他忙碌之余，断断续续完成了这场不容易的采访，也终于“拼凑”出了他这几十天的心路历程。

赵子正

尽管他只是上海市4000多名居委会书记中的一员，却也是平凡基层工作者的缩影，在这个春天凸显出了基石般的力量。

“中招”

4月22日凌晨，夜沉沉的，窗外开始飘起细雨。

赵子正躺在行军床上辗转难眠，他的核酸结果迟迟不出，界面显示“待检测机构上传”。凌晨两点，并未沉睡的赵子正，再次醒来查看核酸结果，结果显示待复核。

这意味着核酸检测管存在异常，由于居委干部核酸采取的都是单人单管，这几乎不会出错。他从行军床上一跃而起，快速摸黑做了一次抗原检测，结果显示弱阳性，最后一丝侥幸也被击碎，他知道自己已确诊阳性无疑。

他悄悄走到院子外面，打电话告诉街道负责人自己确诊的消息，并提出了四条建议：“第一，派一个得力的人来接替我；第二，居委会马上封起来，对密接人员马上进行核酸复核；第三，马上安排专业人员进行专业的彻底消杀；第四，之后的工作请街道对梅园三村重新考虑，由于社工们可能会有情绪波动，目前梅三的防疫形势还不错，不希望因为我的确诊导致形势逆转。”

说完后，他请求街道赶紧连夜把他转运走，不要等到天亮。

电话挂断后，赵子正又致电还在办公室熟睡的居委会主任徐薇娜，告诉她自己确诊了，并请她戴好手套，帮忙把他的行李简单打包、消毒后拿到铁门外。此时，居委干部们都醒了，隔着铁门，很多女同事都哭了，拿给赵子正的行李里装满了吃住用品。

说到这里，赵子正也哽咽了，这是他提到“感动”最多的片段。“我说你们不要靠近我，拿一套防护服给我，我先穿。但没有人因为自己是密接而害怕。”

平时工作中，大家对赵子正偶尔免不了怨言，但那一刻他感到特别温暖和感动。他告诉站在铁门内的所有居委干部不要退缩，不要因为他一个人的倒下，把30多天来努力打造的社区防疫秩序逆转了，一定要等他回来。

背老人下六楼的“大白书记”

事后，赵子正回想起这次阳性的核酸结果，觉得意料之外也是情理之中。

4月12日，梅三小区内出现一例阳性病例，但阳性病例的同住人是癌症晚期患者，如果把阳性病例单独转运至方舱，靠阳性病例照料的同住人，很可能面临着生命危险；而由于同住人的病情特殊性，方舱不予接收；若癌症病人作为密接单独转至隔离点，那谁来进行照料呢？带病人放疗、化疗都成了问题。

赵子正几次穿着二级防护服，上门动员阳性病例转运，但都没有结果。于是，赵子正想为这户居民申请居家隔离。与此同时，知道实情的其他居民炸开了锅，投诉电话每天不停。赵子正也很担心，这将成为隐患，但也别无办法，几乎成了一个死结。

经历了焦头烂额的4天后，16号晚间，另一户居民的核酸结果显示待复核，医生上门核酸检测后，赵子正想了一夜，如何解决两户阳性病例转运的问题。此时，政府部门下达的要求是“必须应转尽转”。

最后，他与街道商量的结果是，将4月12日新增的阳性确诊患者和同住癌症患者一同转至街道的隔离点。这样一来，阳性确诊病例可以继续照顾同住人，而只要同住人的核酸结果一直为阴性，就医需求由社区社工安排接送去医院化疗。最终，这个方案获得了多方的同意，等待次日的执行。

17日早上，另一户居民的复核结果也出来了，老夫妻二人阳性确诊，同住的女儿核酸结果为阴性。赵子正打电话给这户人家，说明转运要求，女儿同意一同陪父母转至方舱以便照顾。

但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17日中午，街道的转运大巴来接两户居民的时候，先前确诊的病例已上车，但新确诊的老人却不愿意去了。赵子正了解到，老人家住六楼，没有电梯，老人几乎瘫痪在床，根本走不了路。他决定再次上门，这次他穿着最高等级的三级防护服，也就是防护服外再加蓝色隔离服、两层口罩、两层手套，外加护目镜和面罩上楼了。

足足半个小时的动员工作还行不通。几经协商，赵子正答应老人不去方舱，而是去隔离酒店。可以将便携式马桶等生活用品都带上，再帮老人申请一些一次性尿布。

下午一点半，120救护车来了，但赵子正一看，只有司机一人，担架上没有绑绳，无法固定患者。摆在赵子正面前的两难抉择，一是背老人下楼造成密切接触的感染风险，另一个是把老人留在楼里，又可能导致病毒交叉感染风险。

但随即赵子正决定自己冒险。背着身高180的老人，让他感到了呼吸不畅。把老人安顿上救护车，他又上楼帮助老人的老伴下楼、帮忙搬运行李。几经折腾，赵子正筋疲力尽，在居委会消杀的时候晕倒了。

随后，一篇题为《晕倒的“大白”书记找到了！一起来看他的故事》被发布在了“浦东发布”公众号。但赵子正并没有转发，他怕这一背不被理解，也担心自己被感染。

他在朋友圈写道：“那个阳性患者如果我不去动员他走帮助他走，让他留在楼道内，或许我感染的风险小了，但楼道内居民的风险就大了。我生在上海长在上海，热爱这座城市，从事的是为民服务的职业，这时候冲上去是本能也是责任。”

在采访中，他坦言，不知道这个选择是否正确。而这样的抉择每天都在困扰着成千上万的社区干部：要不要到阳性患者家里去？

一般来说，电话里很难做通工作，面对面交流的时候也不能强制，因为这不符合群众工作的要求。“这些抉择可能没有办法预计后果，但起码我是这样做的。”感染后，赵子正唯一担心和每天祈祷的就是，其他的居委干部都能平安。

“社区干部各方面都面临挑战”

若要描述赵子正这30多天来的任何一天，起早贪黑，分身乏术是常态。

居委会干部睡的行军床

“从小区封控以来，我们都是睡在居委会的行军床。吃饭有指定的送餐机构送来盒饭，但基本都赶不上饭点，早饭不吃、下午3点吃午饭，夜里11点吃晚饭。有时还要连夜支起小作坊，抗原检测试剂到我们这一盒是25人份，社区干部连夜要分好，然后早上6:00要发到每家每户，8:00出结果。没睡一会蔬菜到了，就要开始卖菜、发物资…….”赵子正如此描述着自己的日常。

抗原分发小作坊

此外，还要随时准备应对各种突发状况。“我们经常是晚上12点开钉钉会议，部署第二天的工作，凌晨1点开完，早上5点做核酸。”

也有居民反映，因为社区做核酸没有提前通知导致没有心理准备，从而产生怨言。对此，赵子正也很无奈，“抗原测试也好，核酸检测也好，都通知得非常突然。其实我们的消息也很闭塞。”

无论是核酸检测，还是阳性确诊者、密切接触者的转运工作，也大多是没有计划性的，随时在变动。“有时半夜2点钟打电话通知，这个病人马上要转走。我们可能刚刚睡下去，就要起来做对接和转运工作。”

原来，居委会只需要做好上传下达的桥梁工作，而如今需要做主导工作。外界的不满、不理解，赵子正心酸、无奈，但又无从辩解。除了遵从上级的工作部署，还要应对梅三小区近5000名居民的吃喝、就医配药，甚至应急维修等等需求。“我们也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样去保障好整个小区的民生和稳定，感觉有些力不从心。”

和很多居民一样，居委会在网上也订不到菜。团购随之成为一个重要渠道，居委会也相应制定了报备、资质审核、消杀、分发等规则。不久，梅三小区的团购已然井然有序，志愿者在团购群中也发挥了作用，一些团长也被纳入到了居委会的工作群当中。

志愿者正在进行物资发放

在保障物资方面，除了开放团购，3月初赵子正还去对接了慈善超市，这点也获得了小区居民的认同。该小区一位居民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小区封控开始，有慈善超市可以订购蔬菜盲盒，一份30元。一开始还有肉制品、豆制品盲盒可以订购，虽然品质忽高忽低，但总的来说可以基本保障蔬菜供应。”

在赵子正看来，最难的不是吃饭问题，而是就医和配药，这也是社区干部的重点任务。

居委会干部去医院配药

“社区干部去医院也是要冒风险的，去了医院以后还要挂号。带100本医保卡进去，每一本医保卡配个3-5样药，每样药要配个5盒，没有一天是配不来的。一般我们两三个人出去，一天能配五六十人的药就不得了了，但是积压的医疗本将近200本。”赵子正还透露，遇到医保卡没有钱的病人，代配药人员要先垫资，也是一笔不菲的开销，很多自费药还配不到。事实上，从社区干部的职责、权限、知识储备、专业背景等多方面来看，都面临着考验。

赵子正发动了194名志愿者，分为疫情防控组、生活保障组、就医配药组、紧急维修组和日常巡逻组。

梅园三村的部分志愿者们

赵子正说，这些志愿者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在职的党员，很多是高级白领、金领，还有律师、风投、小学老师、中学老师，以前也有经常给居委会挑刺的，但这一次全都不计回报、不计得失、没有怨言，他们做得非常好、非常用心，非常了不起。”

记者手记：

千千万万的他们在坚持

这是一次并不容易的采访。4月13日第一次采访中途，赵子正接到了社区马上要开展核酸检测的通知，中断了采访。再联系上他，已经是十天后的晚饭时间，他身处隔离点，语气透着疲惫，但他没有吃饭，坚持着与我的对话。

过去近一个月的联系过程，我和赵子正都对对方持续保持着歉意，他因为太忙屡次爽约而对我感到抱歉，而我因为总打扰他而感到抱歉。

稿件发出时，他已经离开隔离点，前往酒店，进入为期7天的居住地健康监测阶段。他还告诉我一个好消息，截至5月8日梅园三村小区82栋楼仅剩1栋在封控区，其余全都划入防范区。他说：“仗还没打完，行百里者半九十，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坚持住，等待最后的胜利。”

除了感谢194位志愿者的热情奉献，赵子正也想给我讲了他所在居委会其他人的故事。

孙琦

其中，有一位新手妈妈叫孙琦，是居委会里年纪最小的社工，去年刚生完孩子，还没有断奶。由于工作超负荷加上念子心切，孙琦曾打过退堂鼓。就在小区封控十余天后，某天凌晨五点多，才睡了三个多小时的孙琦起床告诉睡在一旁的女同事，说她决定不干了，要回家。

但是，这也只是说说而已，她依然参加了早晨的核酸检测工作。此后，在一次发放大礼包时，孙琦骑着电动车送货时摔伤了尾骨。赵子正对受了伤的孙琦说，现在你可以选择回家。孙琦想了想，决定还是不回去，每天背个腰托继续上班。

陈程

陈程也是梅园三村的一名社工，一米八的帅小伙。去年，因为工伤腿部骨折，眼下因为高强度的工作，腿又出问题了。即便如此，他也还在一瘸一拐继续工作。事实上，陈程去年刚结婚，家就在梅园三村，但封控以来他一直住在居委会。

不久前，他的爱人被确诊为阳性，但陈程并不是密接。彼时，无助的妻子需要一个人前往方舱隔离，陈程作为工作人员送她到小区门口，目送她登上转运的大巴，两个人只能隔着窗户遥遥相望。

他们都是年轻人，也会时刻关注外界的舆论和信息。赵子正知道大家也会有做得不够完美的地方，但所有人都是拼命去努力完成这项抗疫的工作。“这一次社区干部好像被推到了风口，但就是有千千万万的人一直在坚持着。他们也是人，人就有脾气。也会犹豫、会彷徨、会无奈、会想放弃，也会害怕感染。不要把社区工作者说得好像多伟大，他们也是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他们也有家人，家人也会为他们担心。”

他们是抗疫一线的砥柱。今天，他们每个人依然在战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