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农业如何发力？加快构建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 满足居民食品消费更高期待

5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后简称《规划》），并明确四大重点发展领域，其中之一即顺应“解决温饱”转向“营养多元”的新趋势，发展面向农业现代化的生物农业，满足人民群众对食品消费更高层次的新期待。

生物育种是生物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规划》明确，要在尊重科学、严格监管、依法依规、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动生物育种等领域产业化应用，保障粮食、肉蛋奶、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供给。有序发展全基因组选择、系统生物学、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等生物育种技术，着力提升良种培育、生产加工、推广应用等能力，加快构建商业化育种创新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农产品贸易与政策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胡冰川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此前《“十四五”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的通知》等文件已对生物育种等进行一定部署安排。

胡冰川表示，在全球疫情背景之下，生物安全防控和生物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愈发凸显，伴随着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规划》将包括生物育种在内的生物技术置于同一规划文件，以便更好地进行统筹管理和培育扶持。

有序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

《规划》提出，要着眼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生产供给，适应日益多元的营养健康食物等消费需求，重点围绕生物育种等方向，推出一批新一代农业生物产品。

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产业前沿技术创新中心主任、南方科技大学前沿生物技术研究院院长、美国科学院院士朱健康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生物育种技术主要包括传统杂交育种及由杂交育种延伸出的全基因组筛选分子标记育种、转基因育种、基因编辑育种三种类型，后两类为新型育种技术。

朱健康介绍，转基因育种的抗虫、抗除草剂的性能更好，基因编辑育种除了提高品种抗除草剂性能外，还能提高品种产量、品质、肥料利用率、抗病性等性能，应用范围更广，适用作物也更多。

生物育种是国投创益产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重要投资方向，其投资团队总监冯越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种子问题突出表现在科技发展不足，生物育种作为“卡脖子”技术亟待实现产业化。

育种专家、隆平生物技术(海南)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玉平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我国水稻、小麦的种质资源品类、育种水平表现较好，市场占有率高，但玉米和大豆产量分别为美国的60%和40%左右。生物育种产业化，尤其是转基因育种和基因编辑育种产业化，将有效提高我国玉米和大豆产量。

《规划》指出，要在尊重科学、严格监管、依法依规、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有序推动生物育种等领域产业化应用，保障粮食、肉蛋奶、油料等重要农产品供给。

渤海大学管理学院院长、中国农业技术经济学会理事靖飞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规划》再次明确要有序推动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看似老生常谈，但生物育种产业化应用落地的生产应用证书已获批，相关法律法规已基本修订完成，生物育种赋能农业生产蓄势待发，等待最终实质性实施。

但就目前而言，靖飞表示，我国现有转化事件与传统品种的合理组合方面获批的证书还较少，与现实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仍比较突出。

横向来看，朱健康指出，我国传统杂交育种的研发和产业化水平较好，但全基因组筛选分子标记育种、转基因育种和基因编辑育种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以基因编辑育种为例，朱健康谈道，在研发方面，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基因编辑育种研究队伍，整体研究水平较高，但总体来看基因编辑育种的底层工具仍依赖国外；在产业化方面，今年1月《农业用基因编辑植物安全评价指南（试行）》推出，将基因编辑育种与转基因相区分，为基因编辑育种提供产业化可能，但该指南仍未完全脱离转基因安全评价框架，实际效果还有待在政策执行中查验。另外，基因编辑育种作为新兴技术，其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也有待进一步完善。

整体而言，要缩小我国与发达国家生物育种技术差距，靖飞认为关键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要在政策牵引下尽快建立生物育种国家科技力量，将不具备发展高度前沿技术的国有农业科研单位转化为产业化应用类型的企业，目前事企不分的“双轨制”不利于企业成长；二是必须建立和完善以企业为主导的商业化育种体系。

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生物育种的根本是服务和赋能农业生产，而将之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只能依靠企业，一定要处理好原始和基础产出与产业化应用的关系。”靖飞说。

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农业农村部种子管理局原副局长马淑萍表示，我国目前具备生产经营许可证的种子企业有7000余家，但其中95%均为中小企业，而中小企业总体创新能力和创新投入均存在不足。另外，目前我国80%的创新资源集中于高校、科研单位，高校、科研单位和企业“两张皮”问题仍未很好解决。

朱健康表示，目前我国具备转基因育种和基因编辑育种能力的企业很少，优势资源集中的高校和科研单位的生物育种研发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期待更多政策支持和体制机制创新。

《规划》强调要培育壮大竞争力强的创新主体，包括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和发展壮大新型创新力量两方面内容。

在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方面，《规划》指出要发挥生物领域龙头企业引领支撑作用，推动与中小企业融通创新；鼓励生物农业等重点领域的生物创新企业深耕细分领域，厚植发展优势，培育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单项冠军；以促进关键技术突破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目标，支持龙头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建设产业创新中心、工程研究中心、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等创新平台。

在发展壮大新型创新力量方面，《规划》明确要在生物育种等前沿领域，支持有影响力的用户单位牵头建立产用联合体，与生产企业共同合作开展生物产品技术创新和示范验证，构建“应用示范-反馈改进-水平提升-辐射推广”的良性循环发展机制。

靖飞认为，《规划》明确生物育种主体的职能目标要服务于“用”，生物创新企业要立足于“用”，深耕细分领域；有影响力的用户单位既要站在理论前沿，同时必须立足于“用”。双方要通过联合形成合力，最终目的是通过加快生物技术的发展，赋能农业生产，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一个新的品种从研发到投入生产一般需要6-8年的时间。”吕玉平表示，目前种子企业主要面临人才和体制机制两方面的压力，相关部门应更加关注种子企业的资金、人才等需求，为企业进行育种创新创造更好的政策环境。

在努力优化生物领域政策环境方面，《规划》明确，要遵循生物科技发展规律，坚持鼓励创新、包容审慎、协同发力，持续深化技术创新、行业监管、市场应用等领域改革，加大资金、技术、人才等资源投入，构建与国际接轨的制度框架，加快形成有利于生物经济创新发展的政策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