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就是重大的社会创新 ——专访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理事长王平

新冠疫情仍有反复、产业正常运营受损、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加大，面对这些不利因素的叠加，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以下简称“友成”）理事长王平女士说：“现在正是社会创新最好的时代。”

参与乡村振兴和倡导社会创新，是友成的两项重点工作。在乡村振兴领域，友成重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而在社会创新方面，友成则以理念传播、参与式资助、项目运营等多种方式并举。在王平女士看来，乡村振兴本身就是当下重大的社会创新，社会组织在参与其中时会受到理念、资源、能力等多方面的挑战。

挑战固然不小，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解决乡村振兴等诸多社会问题方面，以基金会为代表的社会组织责任重大，其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

2022年是我国“三农”工作的重点由脱贫攻坚转向乡村振兴的第二年。今年，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除了一如既往重点关注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等议题之外，我们还将加强对基金会等社会组织自身的发展，以及它们在乡村振兴进程中所发挥作用的报道和研究。此次专访王平理事长，正是希望她作为有较大影响力的社会组织管理者的感悟和经验，能为其他基金会等社会组织所借鉴。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对于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的角色和使命，你们最初是怎么理解的？这种理解以后是否发生过变化？

王平：作为这家基金会的创始人，我的观念、意愿以及认知毫无疑问对基金会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是起到关键的影响作用。

我本人的经历非常多元。曾经当过中学老师、大学毕业以后在国家政府做研究工作、美国留学和欧洲访问学者以后又在金融投资领域工作，正是这些丰富的经历，让我看到了不同年代、不同国度、不同体制之间一些共同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人类总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为什么总是在解决旧问题的时候产生新问题？我们为什么总是不由自主地在非此即彼之间做选择？带着这些问题，我开始关注公益。2006年，我读到了《如何改变世界》这本书，它给了我非常大的启发，书中的思想进一步验证了我多年的思考：人的发展才是社会进步最大的变量。

所以，友成基金会一开始的理念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是最大的公益”。这个理念成为基金会的价值观，从来没有改变过。基金会所有项目的第一目标都是着眼于人的发展。2007基金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就提出了精神与物质扶贫并举、天人合一、爱心接力、授人以渔等公益理念，及至后来的青椒计划、香橙妈妈、乡恋计划以及小鹰和猎鹰计划，都是聚焦于人的全面发展。

同样是基于对世界长期的观察和思考，一个美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那就是要避免忽左忽右、以及先发展后治理这样一些错误的观念。所以，2007年我们就有了关于基金会愿景的表达，那就是：探索社会创新之路，成为推动人类社会更公平、更有效率、更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愿景就成为了我们的使命，这个使命就是“打造社会创新生态”。具体来说，这个使命包含三层含义：通过研发和推广社会价值评价体系，发现和支持新公益领袖人才，搭建跨界合作的社会创新平台和生态。分别是指标准、人才和平台，这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三件事情。

从内涵来看，愿景、使命和价值观并没有变化，这些都是基金会的价值主张，是基石，变化的只是实现这些价值主张的方法，也就是创新本身。我想起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大意是：真正成功的人有不变的目标和经常改变的方法，而不成功的人却总是用不变的方法来尝试不同的目标。这句话对于使命驱动的基金会也同样适合。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如何理解基金会作为一种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在您看来，一个可持续的公益慈善模式，它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王平：我几乎认为，在大部分场景下基金会或者非营利组织的可持续发展都是现代性话语体系下的一个伪命题，深受GDP观念的影响，认为可持续就是经济上的能力。可以试想一下，作为一种行为模式，慈善已经伴随了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人类之所以发展的一部分，只要有人类社会，就必然有慈善或者说公益。

所以，与其说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可持续的公益慈善的模式，不如说存在着慈善和公益必须遵循的本质，这就是真正的以解决社会问题为归止，你真正解决了社会问题，推动了社会的和谐发展，你就创造了社会价值。是否创造社会价值决定了一个公益组织是否具有生命力。创造社会价值就意味着，有生命力的慈善和公益不再只是存量价值的分配者或转移者，这又对公益组织提出了新的要求，那就是社会创新的能力。所以，社会价值创造和社会创新能力是衡量新公益的标准。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友成是在中国最早提倡社会创新的机构之一，到现在仍然在大力提倡社会创新，你们多年来对社会创新的大力倡导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与最初你们开始提倡时相比，现在社会创新在中国有了什么样的发展？

王平：友成提出社会创新是整体逻辑的一部分，并非因为它仅是一个时髦的概念。传统社会——无论是传统的资本主义和传统的社会主义——带来了很多问题，例如传统资本主义带来了价值的失序，所以必须用社会价值的概念来重建。而像爱因斯坦说的，我们不能在产生问题的层面来解决问题，所以就必须用创新的方式。也就是说，社会创新和社会价值创造是一体两面。

2008年，友成基金会发起了扶贫志愿者行动计划，也是用创新的方式将城市中的人力资源引入到乡村去。友成是2009年国内首家支持英国使馆举办社会企业家技能培训的基金会，这个培训为中国培养第一代社会企业家打下了基础，因此有人将友成比喻为“社会创新的天使投资人”；2014年提出社会价值投资概念并开始研发社会价值三A三力社会价值评估标准；2016年孵化成立了社会价值投资联盟（深圳），将社会价值创造的概念推广到主流商业领域；2017年社投盟开始用三A三力标准对上市公司进行社会价值评估，并发布义利99报告，后来还陆续推出了相关的指数、榜单、评级和基金等“产品”。

在资助方面，我们采用非常创新的“参与式资助”的方式，长期支持“新公益领导力培训”，“社创之星”，这些项目都已经在十年以上。我们孵化的北京博能公益志愿基金会也有五年多了，在2020年初武汉抗疫以来，就探索了iWill-联合志愿行动的模式，动员了好几千名专业志愿者参与抗疫服务，近期我们还正在联合更多的公益伙伴开展“iWill-安心志愿行动”，应对上海和北京等地的疫情之下，社区志愿者及居民的社会心理健康需求。

运营项目层面，我们发起的“小鹰计划”已经十一年了， “猎鹰加速器”也有五年了，其目的都是为了改变和提升人的认知，也在为中国发现和培养社会创新的力量。此外，近年来友成的一系列公益项目，如青椒计划、香橙妈妈、美好乡见等，也都是社会创新的结果。

事实上，并不是只有友成一家基金会在推动社会创新。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社会创新的理念已经越来越深入人心，社会创新的各种实践也越来越多，特别是那些年轻人做的公益事业，可谓是日新月异，百花齐放。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企业开展社会创新，与社会组织开展社会创新，两者是否会有些不同之处？

王平：若就社会创新的本质而言，二者是一样的，即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这是第一因。不同的是，企业在开展社会创新时所受到的边界限制会更多一些，例如自然地就会考虑是否盈利的问题，是否能把一个社会需要变成一个商业机会；而社会组织在进行社会创新的时候，实验性和探索性的意义更大一些，因此更具有创新的空间和可能性，所以社会组织的社会创新可能更加多样化、更加百花齐放，更加依靠社会本身，而企业的社会创新则依靠企业已有的资源和网络优势。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乡村振兴也是友成的重点工作之一，乡村振兴涉及到很多方面的事情，你们会重点做哪些事？你们做这些事情的优势是什么？

王平：我们的重点还是在用“创新的方式”去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上”，所以我们所做的乡村青年教师的培训、乡村发展带头人的赋能、乡村妇女的发展等等，都是集中在人的发展。我们的优势既体现在积累也体现在创新上。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你们在乡村振兴方面是否与企业有一些合作，如果有的话，在与企业合作开展乡村振兴项目时，为了让项目顺利开展，有没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事项？在这方面你们有什么样的经验？

王平：基金会之所以能够持续运行，必须依靠企业的合作。到目前为止，友成和许多头部企业都进行了合作。不管是不是乡村振兴项目，只要和有责任感的企业合作，首要的就是要让企业觉得这是一家值得信赖的具有专业能力的基金会，在此基础上，才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

如何让企业产生这种信赖感呢？首先要对企业有所甄别，看企业的价值理念和基金会的价值理念是否一致，其次要和企业一起来设计项目，这个共创的过程，既是基金会帮助企业梳理思路的过程，也是让企业接受更多关于公益理念的过程；第三，在项目执行过程中，要保证项目进程信息的对称和透明。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现在很多社会组织都在参与乡村振兴，在未来乡村振兴的进程中，您认为社会组织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从你们的经验来看，社会组织怎样才能扮演好这一角色？

王平：乡村振兴和扶贫攻坚性质有所不同，和乡村振兴相比，扶贫攻坚是传统意义上的扶贫济困，而乡村振兴是发展议题，这就决定了社会组织在其中的角色有一定的变化。

相比较而言，一方面，社会组织在乡村振兴中比在扶贫攻坚中将面临更多在理念、能力和资源方面的挑战；另一方面，乡村振兴本身就是一个重大的社会创新，为在社会创新方面有优势的社会组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与在一切社会场景下公益组织的角色相似，在乡村振兴中，社会组织的角色依旧是敏感地发现问题，并以实验的方式做先行的实践，为政府和企业的介入起到先头兵的作用。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一家基金会需要不断地提升公益方面的专业能力，在这个方面你们是怎么考虑的，有没有采取什么特别的做法来提升公益的专业性？

王平：友成的理事会要求友成成为最值得信赖的基金会，其中专业性是最值得信赖的主要能力之一。所以，成为一家具有专业性的基金会是友成对自己的要求，它具体表现在：在分析问题和观察社会时是否具有足够的理性，在项目设计过程中是否符合设计思维，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是否有一致性等等。基金会有一系列的制度和流程来保障这个专业性，例如有项目执行手册、有项目共创的流程、有项目复盘的要求，此外，为员工提供学习和培训的机会，也是一个重要的安排。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就企业家做慈善而言，捐赠额的多少是一个重要的观察和评估维度，但又并不是唯一重要的维度。您怎么看待企业家的捐赠与其捐赠所产生的社会效应之间的关系？

王平：仅以捐赠额来衡量公益影响力是唯GDP思维，我认为不仅要看捐赠额，还要看捐赠的领域及其对社会福祉能产生的真正的长期的影响是什么、甚至对行业的影响是什么，最后，企业家本人的言行是否一致，是否一以贯之，本身就是社会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方面。

企业家在商业领域取得成功，并不必然能够推导出他在公益领域也能用同样的思维方式和能力取得成功。坦率的说，我看到有的企业家在踏足公益的时候非常傲慢，不做调查研究，执着于自己的想法和做法；但更多的企业家是非常谦逊的，能够潜心研究公共领域的根本规律和复杂问题，发展出自己独特的、能够结合企业自身资源禀赋的一套打法，或者交给更专业的机构来做，真正解决社会问题，实现社会价值最大化。

还是用我们的三A标准来看，一看他做捐赠的目标（aim）是不是为了解决公共、公平、紧迫的社会问题，为了建设更美好的社会；二要看方式方法（approach），他捐赠的公益项目提供了什么样有效的公益产品和服务，是否采用了效率最高的模式，是否撬动了社会力量相关方的参与，有没有创新；三就是要看社会效应（action），是否真正产生了社会、经济、环境等方面的短中长期效益。所以真不是不仅看捐赠额这么简单，更不用说唯GDP主义可能带来的各种负面效果。

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您怎么看待当下中国的公益慈善生态环境，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进一步完善？在这方面社会组织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王平：中国的公益生态环境虽然在变化之中，但也还存在着公益机构能力不足、企业支持有限以及政府管制严格的限制。在这些限制中，社会组织是自变量，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我也注意到，现在越来越多原来不在所谓“传统公益圈”的人开始关注公益，而且是出心出人出钱出力来做，他们所带来的科技、金融、商业模式、艺术、文化等多元的视角和工具方法，非常有益于公益慈善内涵的丰富及边界的扩展。我们现在就会接触到各界的人，非常热情地想要参与公益，却缺少专业的引导和参与渠道。因此，像友成这样的平台型基金会，就应该主动搭建更多跨界的、公共的平台，为更多的力量参与公益、创造社会价值挖渠修路。（本文由南财集团乡村振兴研究院和21世纪企业公民研究中心联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