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财会客厅｜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俞露代表：打造生态与经济共生广东样板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郑玮 见习记者刘雪 实习生高靖琳  广州报道 在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上，“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党代表热议的重点。广东提出，今后五年要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持续加强生态建设与保护。

5月25日，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下称：南方财经）专访了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生态总监俞露，探讨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融合的“广东经验”。

俞露表示，城市发展的低碳化在全球碳减排过程中意义重大，因地制宜对城市存量和增量空间进行低碳设计、改造，可以从源头推进碳排放下降，同时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市吸引力，形成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正向循环。

（广东省第十三次党代会代表、深圳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兼生态总监俞露，受访者供图）

推动生态与经济效益正向循环

南方财经：“双碳”目标下，城市规划面临哪些重大变革？生态环境规划如何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相融合？

俞露：城市规划具备前瞻性和系统性思维，是广东落实“双碳”目标的重要工具之一。如果在规划中全面推广使用低碳技术、理念，就能在源头上降低碳排放，推动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

以深圳为例，在水治理方面，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实现了正向循环。当初，深圳划定蓝线时，将市内所有江河湖库区等水系以及周边需要保护的空间都纳入划定范围，既保存了水作为重要生态要素的生态服务功能和价值，也体现水在城市建设中的景观和美学价值。

治水工程改善了深圳生态、生活、生产环境，帮助深圳集聚了更多高层次人才、企业。优质资源的集聚也释放了城市周边土地价值，进而推动城市提质、产业升级，城市对人和企业的服务性能也进一步提高。生态价值最终转变为经济价值，形成正向、良性循环。

具体来看，城市规划在空间布局和功能安排上要提倡“组团式”结构，即“产城融合”模式，尽量缩短市民居住地到工作地的距离，通过减少出行距离，降低能源消耗。

“组团式”布局需要考虑投入的土地资源要素，为整体空间保留弹性和可持续性。比如，针对南方高温气候，布局时要预留微风廊道以改善城市风热环境、削弱热岛效应。同时，要考虑城市整体网络，布局生态场所，给城市留下会“呼吸”的空间，加强碳汇能力和生态调节能力。

此外，城市规划不仅要考虑增量空间，还要考虑存量空间，因地制宜进行绿色低碳改造，让存量土地建设空间更高效、宜居，环境更舒适、绿色。比如，存量空间内，难以将所有房屋改造为蓄水池或公园，但可以利用房前屋后的微空间、小景观绿地等建设雨洪调节设施，让基础设施与公共开放空间、市民活动空间充分结合。

南方财经：作为滨海城市，深圳在海绵城市建设方面是否形成了可复制推广的经验？

俞露：深圳是滨海城市，也是台风高发地，且河流短小，缺少大水库，雨洪调节能力较差，内涝风险较高。近五年，深圳探索开展的系统性防洪治涝工作还是比较科学的。

具体来讲，从源头开始管理降水，小雨时通过绿地空间等减少流向地面、管道的雨水量，中雨时增加、扩大、修复排水管道，大雨时启用调蓄水池、排涝泵站等大型水利设施，暴雨时及时启用防洪响应手段等。此外，预防气象灾害必然涉及城市管理问题，所以还要做好日常维护、教育，在发生灾害的时候有所应对。

深圳建设海绵城市的经验，在技术和管理层面，都具备一定的推广价值。但应该作为一种思路、理念、策略去推广，而不是某个的具体做法、指标、工程。

一是根据不同地域空间、自然特性，因地制宜地制定指标指引和工程设计。

二是对城市增量空间和存量空间进行分开规划。新建项目要严格落实指标要求，老旧城区要采用更加柔性、弹性手段，以解决问题为主要目标，不强制要求达标。

三是采用片区式、系统化达标方式。从技术层面，针对建筑密度高的片区，以整体达标为要求，给片区内部项目互相调节的空间。从管理层面，落实项目全过程管控，通过搭建市级领导平台，将海绵城市建设理念贯彻到各执行部门，并实现从规划、设计、建设到后期运营的全流程管控。

四是重视后端运维。精细化制定海绵城市相关设施设备的运维频次、养护要求等规章制度，所有单位均参照要求执行养护，有效建立设施设备运营长效机制。

因地制宜落实全域生态保护

南方财经：构建“一链两屏多廊道”生态安全格局对广东推进实现“双碳”目标有何意义？广东落实全域生态保护需注意哪些问题？

俞露：“双碳”内涵丰富，包含能源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碳汇网络构建等，生态格局的系统性和稳定性也是实现“双碳”目标非常重要的一环。从广东全省看，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与绿色生活生产方式、低碳城市转型是密不可分的。

因地制宜管理和保护各种生态屏障增强了生态系统链条稳定性，同时构建多廊道的生态网络也有利于推动生态系统要素循环。各级生态资源向城市延伸时，是从大机制、大屏障到大廊道，再逐步延伸到城市，形成完整体系，这对保护城市生态系统稳定也非常重要。

广东本身地形地貌丰富且复杂。比如，北部生态发展区有森林、农业区，可能更多从水土保持、森林覆盖等角度进行修复，南部滨海城市又是另一种生态系统，生态保护可能更多围绕水、湿地、红树林等生态环境修复以及相关水生动植物保护进行。

在城市层面，更多考虑的是宜居性，生态保育要和景观、公共空间活动充分结合。但城市之间也有很多差异和特性，实践过程中需要结合城市特征，探索差异化保护措施。

广东落实全域生态保护要做的事情还非常多。比如，在大空间格局下，需要形成更具体、系统性的指标体系，以指导各项工作落实落细。在制度创新方面，未来生态环境保护核心也将从关注指标、数据，转变为强化制度建设，提升源头治理水平。

目前，广东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方面已经开展不少探索，比如深圳试行的GEP核算制度、生态资源产权交易机制等。未来，在探索构建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考虑优化碳排放指标交易体系，推动形成林业碳汇等生态资源市场价格和交易机制。

南方财经：在打造绿色低碳城市的过程中，需要哪些体制机制保障？广东能够开展哪些创造性、引领性探索？

俞露：从机制优化和改革层面看，深圳在先行先试、综合改革取得稳定成果后可以在全省推广。以深圳综合改革首批授权清单事项中的“区域空间生态环境评价管理办法”为例，深圳首先对片区生态环境容量进行摸底调研，基于容量进行空间划分并形成清单，符合清单条件的企业入驻后无需再做环境影响评价。

这种清单式管理、精准执行的“放管服”改革，有助于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减少执法成本，也是可以在全省推广的经验。但在落地过程中，需要进一步考虑各地市特点，因地制宜形成常态化机制，推动全省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实现双赢。

未来，广东还需要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统筹协调各部门在“双碳”目标框架下各司其职。比如在绿色转型、可持续发展的大框架下，统筹污染治理、降碳、节能、产业升级等各项子目标及数值计算方式，从全省层面进行统筹，形成一套体制机制。在这套机制下，每个层面、每条线逐步传导，协同不同部门工作，建立关联是非常关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