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户强行被“赋红码”疑云:有人在外地遭遇波及,有人劝返后即转绿码

关注疫情防控尤方明 2022-06-14 17:09

健康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场合,相关部门无权转作他用。

储户“赋红码”事件追踪,多部门称:“赋码转码权限在省疫情防控指挥部” 河南绿码变红事件 专家解析:哪些部门有权变更健康码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尤方明 北京报道

6月12日,在前往郑州的列车上,来自浙江的章先生发现自己被赋红码。

章先生此番行程的目的,是为了与有关部门沟通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问题。据新华社报道,银保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5月18日表示,银保监会与人民银行持续关注河南4家村镇银行线上服务渠道关闭问题,已责成河南银保监局和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切实履行属地监管职责,密切配合地方党委政府和相关部门稳妥处置。

6月14日,有多位群众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反映,其豫康码被转为红码。无论是否身在郑州,无论是否有前往郑州的计划,无论之前是否有向相关部门咨询过“取款难”问题,他们的共同身份是前述4家村镇银行的储户。有前往郑州的储户表示,与之同行的非储户旅客未受影响。

6月14日下午,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电话咨询郑州市二七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工作人员表示,省外低风险地区人员只要提前3天在“豫事办”APP或“郑好办”APP进行报备,凭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及健康码、行程码绿码即可入郑,不会赋码。

“至于有关人员赋红码的情况,是由于他们在先前没有做好报备工作。只要您报备过后,如有异常,您所在的社区会跟您进行联系;若没有联系,则说明您没有什么问题。”该工作人员称。

健康码的“红绿交替”

章先生向记者详细介绍了其在郑州的经历。6月10日之前,他曾在储户微信群中扫了多次郑州当地的场所码,期间的场所码、豫康码显示均为正常,但在6月12日双双转为红码。6月13日早6时,他乘坐火车抵达郑州,因健康码异常便被工作人员带到火车站集中点,并填写重点人员报备表格。章先生注意到,该表格上备注有“村镇银行储户”一栏。

与章先生同时在场的,还有来自山东的储户王女士。因为在赴郑州之前就看到有关“变码”的消息,王女士一路上均未尝试扫场所码,因此其全程均为绿码。但在出站时,王女士扫过身份证后,即被拦下。

章先生表示,他们一行被带到位于郑州市二七区的财贸学校图书馆,河南银保监局的工作人员登记了储户们的诉求,但并未给出确切答复。在场工作人员随后对章先生进行劝返,并表示将通知章先生属地的派出所和居委会将其接回。当日下午,章先生老家的3位工作人员便出现在了图书馆。

当章先生称“健康码和场所码都是红码,没法乘坐交通工具”时,郑州当地的工作人员便拿起章先生身份证拍照,其场所码当即转为绿码,但豫康码仍为红码。

“机场只查验了场所码,并没有检查豫康码。”就这样,章先生于13日晚乘机返回浙江。14日中午11时,其豫康码也转为绿码。

14日下午1时,全程绿码的王女士也在当地民警的护送下抵达郑州车站,准备即日返程。

外地储户遭遇波及

有不少身在外地,也无前往郑州计划的储户受到波及。广东储户雷先生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近半年来他未离开属地,突然在6月11日被赋豫康码红码。信息显示,该红码由郑州市推送,显示雷先生为正在实施集中或居家隔离医学观察的入境人员。

雷先生说,该红码于同日同步推送到粤康码。尽管其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且持有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但在当地无法正常出行。

雷先生于12日拨打属地疫情防控指挥部热线,工作人员表示郑州方面的信息已同步到国家政务平台,属地无法改码,需要找郑州当地处理,但可以不安排雷先生进行集中隔离或居家隔离。

连日来,雷先生联系郑州有关部门未果,直到14日上午10时44分接到郑州方面来电回访,工作人员表示已将其健康码变更为绿码,雷先生确认属实。

浙江储户吴女士表示,其本月未赴河南,同样在6月11日收到豫康码红码。当日便通过“豫事办”APP、河南12345政务服务热线等渠道提交转码申请,在14日11时许变更为绿码。期间,浙江健康码未显示异常,她仍可正常出行。

健康码不可滥用

如何从法律角度理解“变码”风波?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律师丁金坤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3月17日河南省大数据管理局、河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河南省“健康码”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健康码分红、黄、绿三色,分别代表高风险、中风险、低风险人员。各地疫情防控领导机构负责本辖区省“健康码”应用推广,并指导规范操作。该规定是行政性文件,行政部门应该依法行政。给储户赋红码,没有法律依据,因为健康码,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的防疫管理措施之一,由防疫部门负责,不可挪为他用。

上海申伦律师事务所律师夏海龙则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根据《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疫情防控的有关规定,健康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与疫情防控直接相关的场合,相关部门无权转作他用,如果非出于疫情防控必要而恶意利用健康码限制部分人群的行动自由,则属于非法行政甚至滥用职权,是对国民基本权利的干涉和侵犯。此外,有关部门擅自对部分人群施加红码的背后也存在泄露、滥用个人信息的行为,违背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初衷,将造成恶劣的负面示范效应,应马上纠正。

“健康码属于各地政府防疫工作的重要工具,更直接关乎全体国民的日常生活,因此相关部门理应严格依法使用,确保健康码信息的准确性和公信力。除了政府部门加强内部监督、约束之外,来自社会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也同样重要,如认为自己遭遇了不当干涉,应及时向政府部门投诉、积极发声。”夏海龙表示。

(作者:尤方明 编辑:周上祺)

尤方明

政经版记者

21世纪经济报道政经版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