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收季跨区作业农机手：不缺机器缺机手，涨成本不涨利润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莎 实习生阚珍 北京报道

跨区收割冬小麦35天后，6月20日傍晚，农机手程朱清终于回到甘肃张掖老家，在家里吃完晚饭，睡了9个小时。“到家了就什么都方便了。”程朱清说。

2009年，28岁的程朱清开始跨区收割小麦，并以农作物收割为主业。程朱清今年是跨区收割机车队的领队，5月16日带领镇里的其他农机手和11台收割机一起出发，去南阳收割小麦，其后由于各地小麦成熟时间和收割机需求不同，车队逐渐四散，程朱清北上商丘、石家庄，最后以保定为终点。

收割机价格便宜了，作业效率更高了，很多种粮农民更愿意租赁外地农机，但程朱清并没有因此而挣到更多钱。

在程朱清印象里，这些年农机收割费用比较稳定，但收割成本整体在上涨，今年受油价上涨、作业地农机数量增加等因素影响，收割每亩地的利润减少了8-10元。

江苏大学中国农业装备产业发展研究院教授张宗毅告诉记者，由于主产区纬度差异大，小麦成熟有时间差，加上之前农机数量较少，上世纪90年代农机跨区作业快速兴起。后来受农机技术提升、价格下降，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行等影响，各地农机保有量持续增加，农机跨区作业出现萎缩特征。

“2004年左右，全国小麦机收面积的70%由跨区作业完成，2020年这一数据下降至约25%。但我国小麦跨区机收的绝对量仍然很大，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国家有这么大的跨区作业规模。”张宗毅说。

张宗毅表示，伴随着农机数量增加，农机手作业竞争加剧，再加上劳动强度高，农机手职业吸引力下降，目前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已经出现了农机手岗位缺口。

各地奔忙，跨区持续作业

在一篇研究小麦跨区作业的论文中，张宗毅团队将农机跨区作业定义为跨越县级以上行政区域条件下，开展耕地、收获、植保等机械化作业的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

通过对市场占有率超70%的潍柴雷沃小麦收割机2020年5-6月回传数据进行分析，张宗毅团队发现，男性机手占比近8成，92%的机手年龄在30-60岁之间，平均年龄为45岁。在“三夏”跨区作业机手中，每个机手平均要跨越4.4个地市。

程朱清几乎每年都是5月出发跨省收割小麦，并将麦子成熟较早的南阳作为第一站。南阳之后，每年的收割轨迹有所调整，往年有时候从南阳北上商丘、周口，再西行至陕西，从陕西返回甘肃。今年由于听说陕西收割机比较多，才一路向北到了河北石家庄和保定。

程朱清一共有两台收割机，2015年购置的留在老家作业，2020年新买的一台承担跨区收割工作。程朱清对收割机进行了改造，旧的那台安装了割晒台，新的机器安装了捡拾器。新改造收割机的作业范围向油菜、萝卜、茴香、孜然等本地作物拓展。

计划赶不上变化，程朱清原本打算收割完保定的麦子之后，先到甘肃庆阳、平凉收割麦子，回家发现张掖的油菜、孜然即将成熟，决定不再前往其他城市，在张掖地区收割本地特色作物，以及小麦、玉米等，一直到10月。

实际上，农机跨区作业的路线并不局限于从南到北或从东到西，出发地点不同、作业内容不同的农机手，各自流动轨迹也有差异。另外，与单个机手灵活、分散作业不同，农机合作社的行动计划性相对强，而且以共同作业为主。

四川乐山夹江乐天农机服务合作社的社员也是从5月开始跨区作业，先是到成都收割小麦，然后向东行至安徽和江苏进行夏收夏种作业，再南下至江西上饶插秧，再返回乐山作业。待秋收时，再次从乐山出发，重走夏收夏种路，进行秋收作业，11月初返回乐山。

黑龙江通河县三林秸秆综合利用农民专业合作社（后简称“三林合作社”）机手们则选择从吉林南下安徽和山东，待小麦收割完成后在当地进行秸秆打包和运输离田等工作。

按往年惯例，三林合作社社员会到湖北、河南、安徽、江苏和山东作业，今年受疫情影响，机手们4月提前从吉林出发，直奔安徽，其后到山东，目前已完成山东的秸秆作业，前往天山进行牧草打捆工作，然后等待秋收时再返回安徽处理玉米秸秆，最后到黑龙江作业，一年共作业9个月。

对比起来，程朱清一年整体的作业时间比这些合作社更短，基本“干半年，闲半年”，每年跨省作业的时间仅一个月左右，但这一个月程朱清基本都住在收割机里，过得并不容易。

除了遇到下雨天等不能作业外，程朱清基本每天早上不到5点就起床，检查完收割机确认无误后去附近的早点铺子吃饭，7点左右开着收割机到地里等待作业，中午就近吃外卖，然后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再吃饭，每天仅能睡4-5小时。

成本上涨，作业利润下降

“也不算辛苦，干啥活都一样的，现在活都不好干。”在说到高强度跨区作业和简陋的跨区作业环境时，程朱清如是表示。

张宗毅介绍，随着农机技术提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推行，市场竞争加剧，农机作业效率大大提升的同时农机价格下降，各地农机保有量持续增加，农机跨区作业出现萎缩特征。

以谷物联合收割机为例，《中国农村统计年鉴2021》显示，1990年末我国共有谷物联合收割机3.9万台，2000年末增加至26.3万台，2010年末增加至99.2万台，2020年末增加至219.5万台。30年间，我国谷物联合收割机拥有量增加了55倍。

不仅总量增加，各地的谷物联合收割机拥有量也在快速增长，从2019年末到2020年末，我国粮食产量最多的三个省黑龙江、河南和山东，谷物联合收割机分别增长1.1万台、0.6万台和0.7万台。

“小麦机收的价格这些年变动不是太大，十多年前每亩作业费用最高约80元，这些年都维持在60元/亩左右，小地块收费贵些，大地块便宜些。”张宗毅说。

一边是稳定的作业的价格，另一边却是持续上涨的成本。受柴油价格和机手雇佣费用增加等因素影响，《2022年“三夏”农作物机械化作业服务价格和成本变化趋势调查报告》预计，今年“三夏”小麦机收价格中位数为60元/亩，较去年上涨了8元左右，同比增长15%。

从程朱清今年的作业经历来看，今年的作业价格和去年相差不大，但由于油价上涨了，收割一亩地的利润减少了8-10元，一个月下来利润比去年少了8000-9000元。

作业费用变化难以与成本上涨同步最主要的原因是农机保有量增加。农机市场饱和、农机收割作业竞争加剧，是跨区作业农机手不得不面对的难题。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受访零散跨区作业的农机手和农机合作社的作业面积尚未受到太大影响。

程朱清认为其作业面积大致保持稳定，一方面是农机作业效率大大提高，另一方面是部分小麦主产区种植面积较大，本地农机与市场需求之间，尤其是在小麦机收高峰期时仍存在供需缺口，需要外地农机协同作业。除此之外，本地农机手与种粮农户之间大都熟识不好讲价，外地农机手在地块面积确定等方面好商量。

受访合作社负责人则表示，相对而言合作社规模更大，团队稳定性更强，作业效率更高，多与种植合作社建立合作关系甚至长期合作关系，作业面积相对有保障。但也面临随着合作社规模扩大，疫情等意外因素影响，需要跨至更多、更远的地方寻求合作机会，保障合作社的作业面积和社员收益。

受农机作业行业竞争加剧，作业成本与作业价格变化不同步，机手作业环境相对较差等因素影响，农机手的职业吸引力正在下降。张宗毅发现，目前已经出现农机手数量见顶的情况。苏州一些地区已经出现“不缺机器缺机手”现象，未来随着现有机手老龄化或转行，又没有足够多的从业者进入农机作业行业，机手短缺的问题可能会越发显著。

一边是持续上涨的农机数量和日益萎缩的跨区域收割作业需求，一边是机手的实际收益下降和职业吸引力降低的趋势，受访的农机手和合作社均选择继续坚守。

“现在收割机越来越多了，车也先进了，马力也大了，之前都是人家找我们收割机干活，现在是我们找人家干活。”程朱清感慨，那个给小农户收割麦子，小农户“管吃管饮料管西瓜”的时代一去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