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具有多赢效应 南沙如何成理想衔接地？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持续推进，继横琴、前海两个合作区总体方案发布之后，近日《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简称《南沙方案》）也正式出台。

金融协同创新成为其中重要命题。《南沙方案》明确提出，将有序推进金融市场互联互通，包括支持符合条件的港澳投资者依法申请设立证券公司、期货公司、基金公司等持牌金融机构。

近日，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实践教授、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与实践研究所所长、香港国际金融学会主席肖耿。

肖耿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建立与底层经济运行逻辑一致的顶层制度设计，还要利用好香港国际金融市场优势，因其受广泛的国际社会认可，有着被历史不断验证的韧性和超强的流动性。

肖耿拥有多年国际金融研究和从业经验，曾在位于美国的世界银行与联合国开发署等机构工作多年，后又在香港工作20多年，担任过香港大学金融与公共政策实践教授、香港证监会主席顾问及研究部主管等职，还在内地先后就职于清华-布鲁金斯中心、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他还认为，南沙是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突破点之一，依托地理、产业、科技等优势与潜力，有望成为链接粤港澳大湾区多样化城市群的一个新活力点，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再上一个台阶。

肖耿。资料图

南沙具有规则衔接试点和产业与科技发展优势

南方财经：《南沙方案》刚刚发布，南沙在金融方面有哪些独到之处，可在粤港澳大湾区金融互联互通过程中承担哪些探索突破？

肖耿：南沙享有空间和地理优势，它是粤港澳大湾区地理几何中心，800多平方公里大部分还未开发，超过香港陆地面积一半。南沙身处在国内大循环体系之中，又与香港通过陆路与水路紧密相连，成为衔接双循环的一个理想地点。

一方面，南沙是香港一个难得的腹地。此前南沙就曾提出，要建设期货产业集聚区，打造集商务办公、数据处理、灾难备份、产品开发、技术创新、会议培训于一体的期货产业园区。与横琴、前海合作区相比，南沙拥有发展产业及与产业相关金融服务的良好基础。一直以来香港希望发展产业以创造就业，扭转“产业空洞化”趋势，南沙是其实现此目标最具有条件的腹地之一。

另一方面，金融是要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粤港澳大湾区内，南沙邻近佛山、东莞等产业制造业中心，它又是香港科技大学（广州）的所在地。因此在粤港澳大湾区的企业眼里，南沙的“产业+科技”的优势与便利都非常有吸引力。

此外，南沙要发挥衔接粤港澳大湾区内外两个市场的关键作用。进入大湾区内地市场的香港金融机构，希望在开展业务时置身的是香港般的更加国际化与市场化的运作环境，因此接下来要深入调研并在协同监管层面有所突破，以充分释放两地活力。南沙是个很好的突破点，并已开始在监管衔接方面做出尝试与突破，例如允许一些香港金融机构按香港模式运作。

南方财经：随着方案出台，南沙与港澳在金融方面将深化互联互通，你认为粤港澳三地合作发展的空间有哪些？

肖耿：粤港澳大湾区有很多资源互补之处，如何真正结合两边市场规模、地理空间、资本人才等比较优势，需要精细的制度设计。南沙提供了这样一种机会，但需要不断升级现有方案，超越个案试点模式，努力在双循环衔接的顶层设计方面进一步有所突破，形成系统集成效应，释放香港制度优势与南沙空间与市场优势之间的互补多赢的生产力“核聚变”。

要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特点与优势。我认为在内地重新打造一个受到广泛国际社会认可、具有较强韧性与流动性的另一个国际金融市场，既无必要也不容易。我建议将香港北部都会区建设为一个与内地更紧密联系的两地合作“经济特区”，并与香港传统上与海外市场紧密相连的国际金融市场有所分工。这样北部都会区与南沙、前海、横琴就成为双循环的衔接带，为三地规则衔接提供恰当的软硬基础设施与平台。

互联互通是双赢选择。例如，港珠澳大桥建起后，澳门得以进一步发挥其联通优势，连接横琴与香港，这反过来又将进一步带动澳门经济与产业发展。通过粤港澳三地各个方面的联通与衔接，可以更充分利用“一国两制”优势，又弥补不同制度体系带来的摩擦、障碍与不平衡发展。随着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以及数字监管技术的发展，大湾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性会不断上升，需要不断上台阶，通过共商、共建、共享与共管确保中国的内外循环有效、可靠、安全衔接。

香港金融可借“制度气泡”扩至内地

南方财经：你如何看待大湾区的金融互联互通探索？

肖耿：地理上，粤港澳大湾区呈现出一个经陆地与海湾相互连接的各有特色但又高度互补的城市群。但是，大湾区内部却存在着两套市场体系：大湾区内地9市的“在岸市场”及港澳的“离岸市场”。这两个市场间因监管体系、外汇管制等不同，难以实现常规意义上的规则直接接轨，因此需要《南沙方案》等政策中重点提及的“规则衔接机制对接”。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一些政策具有突破性，但整体还需要建立一套能衔接“国内循环”与“国际循环”的框架体系，需要看到大湾区已经存在两个不同的金融体系，需要聚焦探讨其不同的规则之间如何衔接。其中，港元业务与人民币业务如何转化，如何适应不同的监管要求与不同的被监管市场主体，以及在不同法律体系与金融体系之间如何跨境交易，如何让两个不同体系实现互补、双赢、并行等问题，都涉及市场运作底层逻辑与监管制度顶层设计，均需梳理清楚。

南方财经：关于顶层设计，你曾提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需要复杂开放的大系统思维框架，能否详细论述？

肖耿：大湾区是制度多样化与制度创新的沃土，但需要钱学森倡导的“复杂开放大系统”思维框架。由于有香港和澳门两个离岸世界级城市，大湾区作为双循环的衔接带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使命与角色，而且是内地其它城市无法代替的。

大湾区内的具体要素市场也许可以一体化流通，但国际大循环和国内大循环有完全不同的制度生态体系，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探索衔接模式。例如，香港市场有着整套既成的国际化、市场化、开放金融系统，交易成本低廉，且具有历史检验过的较强的韧性。通过“香港制度气泡”的方式，可让香港离岸金融机构和其他市场主体以互补多赢的方式嵌入大湾区内地城市。

香港金融机构与企业通过“制度气泡”扩容到内地后，可充分利用内地的人力、企业、服务、空间等资源，借香港较灵活的金融与市场制度在产业与科创最前沿与内地协同发展；内地中资机构也可通过扩容后的香港市场体系积累离岸资产，同时学习海外发达市场的运作模式，更好地“走出去”。扩容后的香港还可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

香港是一个理想的国际循环的金融体系平台。港元作为香港金融体系的基础，除作为计量单位、交易媒介与贮藏手段等传统货币功能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监管媒介职能，因此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避免系统性风险的关键。

要系好跨境金融监管“安全带”

南方财经：对于粤港澳三地金融业的开放和规则衔接，你有何建议？哪些地方值得进一步优化改进？

肖耿：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法域和关税区、流通三种货币”的条件下，三地协同创新只能进行规则衔接，很难进行简单的“规则对接”。

衔接不是对接，前者达到的是一个理想融合状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不会影响各自制度体系正常运作。这就需要一套顶层制度设计与安排，即当两套不同体系同时存在时必须要有一套规则用以理清每个市场主体面临的监管、交易等具体运作中的技术问题。数字监管技术在这里大有用武之地。

粤港澳三地特别需要有一个双循环的衔接带，让市场主体能够便捷地在两个体系之间选择及转换。随着数字监管技术的进步与发展，衔接成本将变得很低，衔接的粘性变得很牢，这就可以避免内外循环出现“意外脱钩”的情况。

过去按地域与行政区划的监管的框架在衔接带可能已经过时，目前可尝试以市场主体为基础在衔接带进行精准监管，如开展离岸业务的企业归香港金融监管部门监管，开展在岸业务的企业则受内地金融监管部门监管，避免混淆属于不同体系业务而导致混乱与风险，但又可提升整体运作与衔接效率。

需要注意的是，两个体系间交叉或重叠的领域，如跨境数据流通和外汇管制方面，仍需保留一定界限与限制。因而需要建立一个缓冲带，就像南沙这样的大湾区融合发展试验区，明确对一些关键领域的监管与管理到底如何安排。

南方财经：大湾区湾区金融监管创新一直受市场关注，也一直有热烈讨论，如何解决监管协同中的障碍？

肖耿：“监管协同”或“监管匹配”非常关键。现实中，不同监管机构都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对金融业可以说是必不可少。双体系并行的体制中，大湾区内地城市有一条“捷径”可直接利用香港相对更开放、更市场化、更国际化的监管环境来开展离岸业务，包括“一带一路”、RCEP、东盟相关业务。这将给予企业更广阔的“走出去”探索与发展的空间。

但是，为避免监管漏洞，在粤港澳大湾区利用香港监管制度开展离岸业务的企业可以将相关的监管信息备案至“一行两会”等内地监管机构，形成一个安全的监管数字围栏。这就会营造一个良好的制度生态环境，让大湾区内的市场主体与香港金融监管体系形成紧密联系，充分利用香港体制的便利，但同时又可以系好“安全带”，避免出现监管套利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