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周·名医说｜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兵河：破局“冷门” 推动肿瘤学科建设 抓好源头创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萍 北京报道  近年来，在一系列药政改革推动之下，我国包括肿瘤药在内的创新药发展迅速，与此同时，中国肿瘤学科近年来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涌现出一大批学科带头人，并且在国际学术领域占领一席之地，同时也在助力推动中国创新药的产学研转化。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新药(抗肿瘤)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徐兵河便是这样的“头雁”之一。

近日，在由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发起，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主办的“中国健康产业创变领导力峰会暨中国健康产业领导力联盟启动仪式”期间，在《21H院长对话》特辑中，21世纪经济报道也对徐兵河院士进行了专访。

1984年，徐兵河考入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肿瘤医院内科，以当年第一名的成绩，成为孙燕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内肿瘤学界泰斗）的第一个研究生。彼时，治疗肿瘤的手段及药物有限，很多人愿意做外科，但徐兵河认为，肿瘤患者死亡的主要原因是远处转移，而内科治疗就是为了预防和治疗肿瘤远处转移，肿瘤内科治疗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于是坚定地选择了内科。

多年来的坚持，徐兵河已经成为国际知名肿瘤内科和乳腺癌内科治疗专家，长期致力于乳腺癌关键技术研究与抗肿瘤新药研发，在乳腺癌临床和转化研究领域取得了诸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系统性原创成果，通过从建立临床试验平台到牵头国际和国内多中心临床试验和转化研究，推动了我国抗肿瘤新药创制及走向国际，其研究成果写入多部国内外规范和指南，改变了乳腺癌临床实践，也造福了更多癌症患者。如不久前，徐兵河也作为中国注册研究主要研究者推动了戈沙妥珠单抗（拓达维）上市，为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提供了临床上急需的有效治疗方案。

对于中国创新药以及肿瘤学科的发展，徐兵河认为这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以及国家提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各项政策和各方机构的落实。与此同时，也应该开展更多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共赢，创新药物以及肿瘤研究不仅取决于临床医生，也取决于技术转化研究，需要药物研发人员、各个行业以及政府部门的通力协作，才能推动肿瘤学科、中国创新药向前发展。

推动学科建设

据《2021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1年，国家药监局药品审评中心批准或建议批准创新药注册申请1628件，同比增长67.32%。2021年审评通过47个创新药，其中涉及多个肿瘤创新药。

这离不开国家各项政策的支持、国家药监局等各机构的推进，诸多科研工作者、企业等的努力，以及企业和其他资本在创新药研发方面的持续投入，他们共同为肿瘤临床研究发展注入了动力，同时也推动了我国肿瘤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21世纪》：近年，很多肿瘤专家都在感慨中国肿瘤学科的发展变化，您也见证了中国肿瘤学科的发展历程，您认为中国肿瘤学科在哪方面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引起变化的原因是什么？

徐兵河：近二十年，中国肿瘤学科发展的热点是肿瘤研究，特别是临床肿瘤学研究取得了非常快的发展。引起变化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受益于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以及国家提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各项政策和各方机构的落实。

二是得益于全球肿瘤学科的发展。近二三十年，随着肿瘤分子生物学等基础学科和转化医学的发展，整个肿瘤学科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也为改善和延长肿瘤患者的健康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三是中国的科学家、医生通过学习、交流、合作，引领部分临床研究工作，大批创新抗肿瘤药的问世也改变了肿瘤治疗的临床实践。

四是医药卫生改革政策的引导和支持，特别是药政改革。自2002年左右，国家药政部门大力推进我国研究者与国外研究者合作，积极参与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在这些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中，只要有足够的中国人数据，同样有机会在中国获批。中国频繁地参与到国际多中心临床研究，与国际同行的合作越来越多，也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研究经验，并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才。

五是国家的支持以及企业和其他资本在创新药研发方面的持续投入，也为肿瘤临床研究发展注入了动力。

《21世纪》：您对中国肿瘤学科未来建设方面的建议有哪些？

徐兵河：应该开展更多合作，只有合作才能共赢。肿瘤研究不仅取决于临床医生，也取决于技术转化研究。我们需要药物研发人员、各个行业以及政府部门的通力协作，才能推动肿瘤学科向前发展。

同时，希望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可以起到更多的作用，他们能够接触到最新的东西。长江后浪推前浪，年轻一代可能会超过前辈，如果超不过，这个学科也没法发展。所以我希望全国同行都能够共同为中国学科的建设做出贡献。

破局“冷门”

在几十年前，因为治疗手段及药物有限，肿瘤治疗并不被看好，甚至肿瘤科室也是坐冷板凳，但是因为包括徐兵河在内的中国一大批科研工作者的坚持，使得肿瘤学科获得了快速发展，也助力很多肿瘤创新药上市，让更多的患者获益，并为中国在国际上发出声音。

如在癌症治疗与药物研究的国际舞台上，徐兵河多次发出让世界震撼的“中国声音”。以往，在国际学术界和国际指南的制定阵容中，西方学者一直都是主角，徐兵河则是打破这种局面的“东方来客”，2013年，成为第一个代表亚洲参加国际晚期乳腺癌共识指南（ABC）制定的专家；并且牵头完成了中国首个获批上市的治疗乳腺癌的小分子靶向药物、首个CDK4/6抑制剂、首个中欧双报并批准上市的国产生物类似药临床试验；以及牵头完成了全球首个且唯一获批的靶向Trop-2的ADC药物戈沙妥珠单抗在中国的注册性临床研究等。

《21世纪》：在上个世纪80、90年代，因为治疗手段以及用药局限，肿瘤并不是一个“热门”学科，甚至在医院也算是“冷门科室”，很多肿瘤医生更多的选择外科，做手术，但您则选择了肿瘤内科，并且坚持了很多年，为什么您会做出这样的选择？

徐兵河：我是1982年毕业的，大家喜欢选择做大内科大外科这种专业，做肿瘤基本上不在大多数人的选择范围内，因为当时一提到肿瘤就等于死亡，即使要做肿瘤更多的也是选择肿瘤外科做手术。当时我选择的是肿瘤科室，其中手术、放疗和化疗都在一起，但我发现单纯的手术，对于肿瘤患者生存率并没有明显的提高，最后很多患者死于肝、肺、脑等远处转移。

但药物是可以治疗转移的，要控制转移就要预防转移、治疗转移，所以我觉得从事肿瘤内科即药物治疗可能会更适合我，我很快将这种想法付诸实践，工作两年以后就报考了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孙燕院士研究生，并成为他的第一个研究生，并且了解到肿瘤内科是一门正在兴起并且蓬勃发展的学科。

虽然当时的药不多，但我们还是开展了一些临床研究，在后续的国外留学期间，大大开拓了视野，了解到当时国外的前沿研究状况，比如肿瘤分子生物学和基因组学研究，正在兴起的个体化治疗研究。回国后我就申请了一项国家“十五”攻关项目《恶性肿瘤个体化治疗的基础和临床研究》，在国内首先开展了恶性肿瘤的个体化治疗研究。

实际上，肿瘤有不同的亚型，分得越细更有利于个性化精准治疗，提高疗效，如乳腺癌从病理分型来说有四大亚型：激素受体阳性乳腺癌；HER-2过表达乳腺癌；三阴性乳腺癌，也就是ER、PR、HER-2都是阴性的乳腺癌；激素受体阳性，HER-2也是阳性的，所谓三阳性乳腺癌。其中，三阴性乳腺癌作为乳腺癌的一种特殊类型，下面又分六七个亚型。

《21世纪》：目前我国三阴性乳腺癌的研究进展如何？

徐兵河：三阴性乳腺癌是乳腺癌中非常难治的类型。目前，三阴性乳腺癌的生存率并没得到明显提高，并且尚未找到一个适宜的靶点，虽然目前有一些新的靶点出现，但相对其他肿瘤还是不一样的。所以三十多年来，传统的化疗还是最基本的治疗，并没有得到明显的突破。而且三阴性乳腺癌的患者年龄偏低，易发生脑转移，发展速度较快，一旦转移后生存期也会非常短。因此，虽然这部分患者占比为15%-20%，但治疗是非常难的。

我们也是国内较早研究三阴性乳腺癌的。曾在《肿瘤学年鉴》发表了一个前瞻性的临床研究：铂类药对晚期三阴性乳腺癌的疗效比其他传统化疗方案的效果要好一些。此后，国内在三阴性肿瘤研究方面也做了很多工作。包括很多三期的临床研究也证实了铂类药对三阴性乳腺癌比其他药物的效果要好一些。此外，国内对三阴性乳腺癌的分子分型做了进一步的细化研究。再者，国内对三阴性乳腺癌的微环境也做了很多研究，发现肿瘤微环境可以影响三阴性乳腺病的预后以及对药物治疗的敏感性。我们也牵头开展了用于三阴性乳腺癌治疗的戈沙妥珠单抗在中国的注册性临床研究。

《21世纪》：戈沙妥珠单抗对三阴乳腺癌的患者治疗有何改变？

徐兵河：戈沙妥珠单抗是靶向Trop-2的抗体偶联药物（ADC），该药是第一个获批用于治疗三阴性乳腺癌的ADC类药物，其批准治疗的适应证是用于接受过至少2种系统治疗（其中至少1种为针对转移性疾病的治疗）的晚期三阴性乳腺癌。戈沙妥珠单抗为三阴性乳腺癌患者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药物治疗选择。

 抓好创新源头

据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数据显示，我国在2020年通过《专利合作条约》共申请了68720项国际专利，连续第二年称冠全球，数字较2019年增长了16.1%。但另一方面，相比于欧美发达国家科技成果40%左右的转换率，我国在这一数据上仅为15%左右，整体转化率较低。

医学科技转化率并不高，存在多个原因，其中提高对源头创新的重视并持续推动，才能促使其最后的成功转化，据了解，一些科研机构、企业也在积极探索适合医学科技成果转化的新路径。

 《21世纪》：目前有数据显示，我国科技转化为临床应用成果的比率较低是为什么？

徐兵河：一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医药公司的研究人员与临床工作者之间缺乏有效和频繁的沟通和交流。相互之间有效的联系不多，不清楚相互之间的研究方向和需求。

二是在实现整合后，如何评估每位研究者的贡献。药品或产品上市其实包含着各方面人员的努力。我觉得需要调动各方面的人员的积极性，建立健全的专利保护体系。给每一位在这个转化研究中做出贡献的人员都给予相应的鼓励，而不是只奖励第一个或者某一个人。

除此之外，创新思维也是需要培养的。此前，有报道称我国助听器需要依靠国外进口，而国外最好的助听器就是基于一个最朴素的物理学原理，而我们却生产不出来，我们需要培养有创新思维的科学家，将研究成果用来解决实际问题。

 《21世纪》：在创新药研发领域中，我国目前出现热门靶点扎堆，做“Me-too”药物，针对在肿瘤开发领域中如何把好中国创新药发展的这个源头关的问题，您有哪些建议？

徐兵河：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总体来说，中国的药物研发是从开始的跟进学习，然后到某些领域的齐头并进，再在某些领域有所突破。

目前中国主要在三个方面存在着差距，首先是在源头创新，即新靶点的发现上存在明显不足。第二，转化意愿和转化能力也存在差距。第三，总体上，临床研究能力存在差距。近几十年来，一些大型医院的临床研究能力有所提高，但是普遍来说，许多医院的临床能力还有一定差距。只有以上三方面的差距都能够明显缩小时，才能真正开发出更多的原创性新药。

此外，国家出台的鼓励政策以及指导意见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国家的扶持或者国家投入资金来进行引导，也是很难的。

《21世纪》：您是如何看待中国创新药的发展前景？

徐兵河：中国创新药的前景还是非常好的。从批准的数量来看，是逐年大幅增加的，特别是最近几年，如《2021年度药品审评报告》显示，2021年审评通过47个创新药，再创历史新高。

此外，国家的鼓励也越来越大，投入也越来越多。再者，企业的创新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国内已经涌现了很多的科技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专注于肿瘤药物创新。我相信下一个十年，中国会有更多的创新药问世。

 （实习生杨宁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