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创板三周年丨专访荣昌生物CEO房健民：十四年与“生物导弹”共舞，创造中国创新药研发传奇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赵云帆 上海报道

如果要选一个中国创新药研发的里程碑事件，那么科创板企业荣昌生物（688331.SH）与美国Seagen公司之间授权交易一定是实至名归。2021年8月，荣昌生物以26亿美元首付款和里程碑付款再加百分之十几销售提成的价格，将ADC药品维迪西妥单抗的部分销售授权交易给了Seagen。这则交易近乎以一个数量级的提升，刷新了中国制药企业单品种海外授权交易的最高纪录。

然而这款药物的诞生，却也极富传奇色彩。

ADC药物开始时被称为“生物导弹”，不仅因ADC药物具有抗体的靶向性和所连接的小分子毒素的杀伤力，实现对肿瘤的精准打击，也因早期产品一度出现严重不良反应而备受争议。

2000年，首款获批ADC药物辉瑞Mylotarg在美国上市，并被用于特定群体肿瘤药物治疗。但在三期临床和随后的上市验证中均发现，Mylotarg存在对肝脏会造成致死性损伤。2010年，辉瑞对Mylotarg撤市。然后，辉瑞又对该药物的给药方案进行了优化，而随着该款药物的二次研发，药疗效逐渐体现，安全性提高，并从后线用药提升至一线用药。

而就在美国尚且对这种类型的药物存在大量质疑的时候，荣昌生物首席执行官，毕业于哈佛医学院并在美国从事新药研发多年的房健民博士，却在国内生物靶向药研发几乎完全空白的2008年，毅然回到了中国。

于科创板三周年之际，21世纪经济报道独家专访了荣昌生物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官房健民博士，希望用他的经历，演绎最为纯粹的科技创新精神，以及其有望衍生出的宏大商业化前景。

（图为荣昌生物首席执行官、首席科学官房健民）

探路人

21世纪：你在2008年选择回国，而当时国内生物制药研发几乎处在真空状态，很多生物药人才也大部分因为研发环境的原因留在美国，当时为什么会作出归国的决定？

房健民：08年之前，海归回国相对比较少一点。可能其他领域，比如半导体、电子、互联网人才回国多一点，但生物医药相对较少。回国是出于个人想法，我对创业还是比较感兴趣的。

当时我有一个很深的体会，那时候中国和世界差距较大，特别是在生物医学和生物药物这个领域。在欧美，生物医药已经发展得相当不错了，很多技术体系都已经建立了，但国内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可以投入创新领域不少。

其实，那时候我想的也没有很多，主要是有创业激情，并且认为我当时在新药研究的一些想法是可以付诸实践的，也就义无反顾回国创业了。

21世纪：创业之初，是什么契机让你选择与荣昌制药实现合作的？

房健民：因为08年的时候资本环境不如现在，当时没有一个完整的生态体系。那时如果想要创业，获得天使融资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当时最好的方式是找药企合作。

荣昌对生物药有一定认知和经验，对我的想法很支持，当时我们是一拍即合，决定成立一家合资公司，然后就这么做起来了。

21世纪：当时研发第一款ADC药物的时候，是在国内建立实验室的吗？

房健民：对。我们在08年公司启动的时候其实没有自己的实验室，先是租借大学实验室的，后来才建公司自己的实验室。其实药品研发只要思路好，有明确的方向，知道怎么做，就可以向前推进，人员放在哪里没有关系。

当时我本人对ADC药物很感兴趣，觉得这个可能是未来新药研发的一个重要方向。但那时国内还是做仿药比较多，做创新药很少，做ADC创新药的更少。做ADC需要的许多试剂和动物模型，国内也没有。所以当时不少研究材料都是从国外进口。然后，我们遂步打通国内渠道，获得价值更合理的材料。

21世纪：怎么看医药创业，“九死一生”还是“水到渠成”？

房健民：其实我在国外时对新药研发的风险是十分了解的。当时医药圈已经流行的一个说法，即一个新药研发成功需要两个“10”，一个是十亿美元、一个是十年时间，可见药物研发确实很难，往往九死一生的。但其实很多新药都是不断探索的结果。比如“赫赛丁”这款药最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发了，但这款药的实验的过程并不顺利，中间公司高层多次都想放弃，但由于研究者的不断坚持，最终获得了成功，之后还专门有电影讲这个故事，因此坚持很重要。再比如，我们在研发荣昌生物的第一款新药泰它西普的过程中，也是有曲折的。当时在做二期临床试验的时候，就发生了由于给药剂量太低，剂量不足，导致疗效不佳的情况。后来的试验中提高了药剂剂量，最终疗效非常好。但如果当时选择放弃了，也就没有以后了。因此，新药研发是一个不断积累，水到渠成的过程。

与“生物导弹”共舞

21世纪：荣昌生物主攻的是ADC药物。据说ADC当年被称为“生物导弹”，其诞生之初也出现过很多争议，是一个难度非常高的领域，当时为什么会选择ADC作为生物药主攻赛道？

房健民：导弹由运载火箭和炸药两部分组成。把ADC药物看作“生物导弹”是因为ADC药物的抗体部分具有靶向识别能力，就像是一个运载火箭，而ADC药物的小分子毒素如导弹的炸药。ADC药物能精准杀伤肿瘤细胞，有广阔的应用前景。对于许多肿瘤靶标来说，普通抗体的杀伤效果可能有限，而ADC药物可能更加有效，因此，我们把ADC新药开发作为公司的主要方向之一。

ADC药物在理解上很容易，但技术上很复杂，尤其是在十几年前做ADC研发难度更大。小分子毒素和大分子抗体如何连接，达到有效杀伤肿瘤的目的？ADC药物在体内的过程非常复杂，如果技术控制不好，药物安全性就会出问题，例如毒素在到达靶点前先脱落了，就会演变成毒性。所以直到2015年之前AD 药物的失败率还很高。但在最近几年，有一批ADC药物逐渐获得了成功，目前已经有14个ADC药物获批上市，大家慢慢地找到了规律，信心也逐渐建立了。

21世纪：目前PD-1，CAR-T，抗体管线也非常热，在你看来ADC有什么独特的发展前景？

房健民：ADC药物可以针对不同标靶，可以选择不同连接子、不同的偶联方式、不同的毒素，因此创新的机会很多。传统单克隆抗体的选择机会相对较少，但双抗或多抗的选择机会多，也是极有潜力的领域。PD-1抗体的市场已经相对饱和了，CAR-T需要在实体瘤和通用型上有突破。我个人感觉这些技术都还有很多的机会，利用好了可以解决不同的临床问题。

21世纪：你很早就定下Best-in-Class或者First-in-Class的目标，维迪西妥单抗适应症更挑选了低表达的靶点，这些看似冒险的尝试和愿景最后都获得了成功。我好奇的是，这一结果是可以通过研究与经验来预判的吗？你当时是抱着冒险的心态，还是自信更多一些？

房健民：我觉得重要的还是认知，能够正确判断，而且坚持去做。

维迪西妥单抗是荣昌生物开发的一个HER2靶向的ADC药物，这个药物的早期开发时，我们就考虑到由于我们这个ADC药物的特点，应该对HER2低表达或者HER2表达不均一的肿瘤也有效，我们在以前的动物实验中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我们在早期的临床研究方案中就包括了HER2低表达的病人，包括胃癌、尿路上皮癌，也包括乳腺癌病人。后来的临床实验结果证明这个思路是正确的。乳腺癌病人中几乎有一半是HER2低表达，以前这些病人不能进行HER2靶向治疗，现在用ADC药物有了可能，有了治疗机会，这是非常值得做得事情。我觉得我们面对的都是科学问题，科学是不能墨守成规的，是可以去尝试的。

21世纪：当前很多研发管线为了快速融资，都将研发目标定的很低。你是否观察到过这种情况，如何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房健民：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许多新药研发公司做的新药项目都差不多，也没有太多的创新，门槛很低，以后竞争激烈。在这方面，我觉得公司创始人自己得真的在研发方面有体会，有创新才会有差异化，开发出独一无二的产品。也只有差异化存在，才容易在市场上成功，归根结底，新药研发必须要能满足临床需求，这样才会真正存在价值。

21世纪：ADC的成分包括抗体，连接子和小分子毒剂，因为可替代的因子很多，是否害怕会遭到抄袭模仿？

房健民：是有可能这么做的，但这样做仍然是有风险的。药物研发不比其他产品，不是做出来就能卖了，有监管机构的严格监管，依然要从动物实验到临床实验，因此有很多风险，到上市依然需要十年左右的时间。

从科学家走向管理者

21世纪：荣昌生物科创板上市前后，你认为公司有没有发生一些变化？

房健民：有很大变化，这段时间也正好是荣昌生物实现商业化的一个阶段，因此公司获得了快速发展。在商业化方面的变化主要包括实现了药品的商业化生产和建立了销售团队。对于生物药来说，商业化生产是很有挑战的，我们这方面布局比较早，进展顺利。为了使药品快速进入医院，我们建立了一支专业的商业化销售团队，这方面运行很好。另一个方面是研发，上市之后对产品管线有更多的期待，所以我们的研发布局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现在我们有位于美国加州、上海、及烟台的三个研发中心。最后就是国际化，包括全球临床试验、国际合作、国际人才引进等。上市之后我们有比较多的资金支持这些事，通过上市，公司进入了发展的快车道。

21世纪：以前你或许是一个比较纯粹的创新药研发者，但现在又是一个上市公司的CEO，在你看来，中间是否存在角色转换的问题？

房健民：上市以后责任更重了，但基本的逻辑还是没有改变。从一个科学家，到现在作为一个管理者，这样的改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且我觉得，其实科学和管理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有很多共通的逻辑。事实也证明很多科学家都能成为很好的管理者。

21世纪：怎么评价科创板对研发人员的激励制度？

房健民：激励机制是非常关键、十分需要的。我觉得要做国际一流的事情，势必要有世界一流的人才。如果没有一个长期有效的激励机制，对人才没有很好的回报，你的团队势必是不稳定的。所以我们对公司核心员工有长期的股权激励机制，这种模式在美国硅谷很常见，它整合在了我们的系统中，保证核心员工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获得可观的回报。

21世纪：科创板对创新药研发企业抱着最为宽容的态度，但对于投资者来说，你觉得我们要如何去芜存真，去识别一家真正拥有研发理想和研发能力的医药企业？

房健民：这是有难度的，生物医药相对其他行业来说更为复杂，其中团队非常重要，看他们是否有能力、能创新，有经验。第二是看管线，看产品是否有国际竞争力，是不是存在差异化，等等。从管线数量来看，现在一个公司往往十几个、二十几个新药项目，其实项目多少并不十分重要，需要要重点关注的是领头的几个项目，是不是有市场，成功率如何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