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金融的中国实践：普惠金融，带来了哪些改变｜金融高质量发展⑤

21世纪经济报道 记者李愿 北京报道

普惠金融，在我国的发展历程可追溯至2013年。

2013年11月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正式提出普惠金融的概念，“发展普惠金融”。短短六个字，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普惠金融的成绩有目共睹。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普惠金融领域贷款余额29.91万亿，普惠小微贷款余额21.96万亿；今年上半年全国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5.35%，较2021年全年下降0.35个百分点。

“金融与实体经济良性循环逐步形成。过去十年，银行贷款年均增速为13.1%，与名义GDP增速基本匹配；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年均增速达到25.5%，大大高于贷款平均增速。”今年6月，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在中宣部发布会上介绍。

为何要发展普惠金融？早在2013年9月，央行前行长周小川在《求是》撰文时提出：“发展包容性金融有助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和改善民生。”

在当时，如何解决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民生改善的作用，是摆在中央银行和金融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事实上，我国普惠金融的概念就发展自包容性金融。包容性金融于2005年由联合国提出，它强调通过完善金融基础设施，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在我国，包容性金融的概念引入相对晚一些，但政策性层面，我国历来高度重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尤其是在小微企业和“三农”方面。

也是从2013年起，“小微企业”开始进入政府工作报告，且自此之后，每年都会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尤其是2019年及以后，愈加浓墨重彩，出现次数分别为12次、12次、16次、12次。与此同时，普惠金融的概念也越来越得到普及。

十年来，经历了高歌猛进到有序发展的普惠金融，被赋予了新的使命。今年2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的《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要促进普惠金融和绿色金融、科创金融等融合发展，提升政策精准度和有效性，同时有序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

小微贷款高速增长，再迎新拐点

服务小微企业是银行业助力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个缩影。在我国，中小企业具有“56789”典型特征，即中小企业贡献50%以上的税收，创造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完成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以及占据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中小企业具有体量小、数量大等特点，导致其融资方面，对于银行来说调查成本高、风险把控难，最终形成一个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局面。

“小微企业的贷款难、贷款贵问题，我们也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认为当前小微企业的贷款难主要还是难在信息不对称。银行在取得小微企业信息的时候，它的相对成本要高于中等企业和大型企业的成本。贷款贵，除了贷款利息有一些上浮之外，还有一些中间的费用，再加上一些担保费用，这样就出现了小微企业的贷款难和贷款贵。再一个是贷款的覆盖面还不够。”2014年3月，原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记者会上分析称。

事实上，在2014年之前，银行业已经连续5年在小微企业贷款和“三农”企业贷款中实现了“两个不低于”，即贷款增速不低于全部贷款增速，增量不低于上年。

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末，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0.70万亿元（原银监会口径，与当前普惠小微贷款口径不同），较2008年末的4万亿元增长超5倍，占全部贷款余额的23.85%，个别银行占比高达30%。

不过，据原银监会于2015年3月下发的《关于2015年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实行了6年的“小微贷增速不低于平均、增量不低于上年”的考核成为过去式，取而代之的是“三个不低于”，即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户数”不低于上年同期、“申贷获得率”不低于上年同期水平。

“增量不低于上年”要求的取消，一大背景是“经济新常态”。据当时一位股份行人士解释，经济下行和转型的压力，已经通过小微企业坏账集中表现出来，如今小微贷的规模已很大，如果继续攀高将会带来更多风险，不符合银行持久的商业经营原则。过去小微贷考核强调“量”的提升，现时环境下转为“质”的考核更为科学。

事实也证明，经历了高速增速的小微企业贷款开始下滑，2015年、2016年、2017年末的余额分别为23.5万亿、26.7万亿、30.74万亿，增速为13.3%、13.82%、15.14%，后两年虽有微幅反弹，但仍低于前期高速增长时期。

经历了4年多的高速增长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如今也面临着同样的局面。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季度末，金融机构普惠小微贷款余额为21.96万亿（普惠贷款余额为29.91万亿），同比增长23.8%，已经是连续5个季度下降。央行首次公布的普惠小微贷款数据在2018年一季度末，当时余额为7万亿元，如今已增长3倍有余。

高速增长的背后，是2018年6月，央行行长易纲在陆家嘴论坛专门聚焦小微企业融资问题进行的一次演讲。易纲表示，要从正规金融方面要给小微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使得正规金融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同时民间融资也是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补充。

易纲同时还提出了“几家抬”的思路来解决小微企业融资财务可持续的难题：央行从存款准备金、再贷款、再贴现等货币政策，监管部门从差别化监管，财政部门从税收优惠，商业银行资金从内部转移定价和内部服务机制等多个方面为共同为小微企业服务，从而实现“增加贷款、降低成本”的目的。

2019年、2020年、2021年这三年，政府工作报告连续对大型银行普惠小微贷款提出增速目标要求。这三年里，大型银行普惠小微贷款不断高速增长。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统计，截至2021年末，六大行普惠小微贷款余额接近6.5万元，建农工三家均在1万亿元以上。

贷款余额增长的同时，利率还在下行。四大行财报显示，2021年新发放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分别为4.10%、4.16%、4.10%、3.96%，连续多年下降。

2022年，基于宏观经济、普惠小微贷款增长等实际情况，政府工作报告不再对大型银行普惠小微贷款设定增速目标，而是提出增量不低于2021年，意味着普惠小微贷款发展再次迎来拐点。

今年4月份，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环比下降了900多亿元，出现了罕见的下降。“为此银保监会及时召开了座谈会、工作例会等，督促引导银行统筹帮扶市场主体，5月份、6月份，普惠型小微企业的贷款增量分别达到3300亿元和9300亿元，有力扭转了4月份总量下跌的势头。”今年7月，银保监会新闻发言人、法规部主任綦相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

在一位股份行人士看来，5月份、6月份普惠型小微企业的增速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经济环境的变化和前期积累的贷款需求的释放。

“随着普惠小微贷款多年的增长，风险已经开始有一些积累与显现，而且普惠小微贷款缺乏主流的抵押担保或者风险缓释手段，处置和压力也会大一些，未来银行需要勤练内功，增强风险识别能力。”上述股份行人士表示。

科技改变大行，中小行再下沉

在小微贷款高速增长背后，金融科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2013年，被称为之为“互联网金融元年”。在2013年到2020年的这几年里，依靠海量数据，诸多互联网平台利用金融科技，高举“普惠金融”的旗帜，利用设立的小贷公司，或者与金融科技能力弱甚至没有金融科技能力的中小银行合作，发放互联网贷款，拿走了此前“大行不愿做，中小行不能做”的客户，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社会效应。

2013年的国有大行，在当时也感受到了互联网金融的压力，但真正的改变还要等几年。

事实上，金融机构并不是不乐意服务中小微企业，主要是成本很高，不良率也是银行难以承受的，在金融科技帮助下，中小微企业贷款增长很快，而且不良率好于预期。

“给一个大客户贷款与给千百万个中小微企业贷款是不一样的，如果不依靠科技是无法做到的，给小微客户服务，人力投入成本很大，充分运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这套逻辑，就可以给中小微企业赋能了。”一位大行人士解释。

以一家国有大行为例，2017年以来，该行打造了涵盖公司、个人、“三农”、小微业务条线的线上贷款产品体系，截至2022年第一季度末，余额已达2.5万亿元，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效能；不良率仅为0.52%，低于全行不良贷款平均水平0.89个百分点。

随着大行发力，近几年，关于大行下沉后挤压中小银行生存空间的声音此起彼伏，但监管部门乐见其成，且时至今日，态度仍未改变。

“大型银行主动下调利率后对中小银行服务小微企业造成一定程度冲击，在这个过程中，利率传导机制发挥了’鲶鱼效应’，一定会中小银行造成一定冲击，原来中小银行服务的客户出现了‘搬家’的现象很正常，这是市场化现象。”2019年3月，一位地方监管部门领导曾表示。

在此过程中，中小银行为寻找市场空间，只能进一步下沉市场。正如《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2020年）》总结：大型银行线上贷款产品规模快速增长，发挥着“头雁”作用；中小银行线上产品更加下沉，笔均规模相对更小，是服务微型经营主体的主要力量。

与此同时，中小银行还始终面临着资本压力。银保监会数据显示，以城商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银行资本充足率大部分时间里低于银行业平均水平，尤其是2017年以来，差距逐步扩大。

互联网巨头也迎来了整改压力。2021年的3月，银保监会主席郭树清表示，做生意是要有本钱，也就是做金融业务需要资本金，要满足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所有机构都要受资本约束的要求，“包括互联网平台。”

“做生意是要有本钱”，这句话来自2018年5月，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在全国政协“健全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体系”专题协商会上的发言，完整的话有四句：做生意是要有本钱的，借钱是要还的，投资是要承担风险的，做坏事是要付出代价的。

逐步受到约束后的互联网平台不得不压缩与中小银行的合作，此时，中小银行也逐渐意识到，必须自己发力金融科技了：数字化转型不再是选择题，而是必修课。

今年7月15日，银保监会发布《关于加强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业务管理提升金融服务质效的通知》显示，在过渡期安排方面，综合考虑商业银行整改进度、业务连续性以及与征信规定衔接等因素，《通知》过渡期设置与《征信业务管理办法》保持一致，即自发布之日起至2023年6月30日，《商业银行互联网贷款管理暂行办法》过渡期也一并延长，以确保互联网贷款业务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不减。在一位城商行人士看来，过渡期延长，也意味着未来的合规压力会更大。

事实上，在互联网平台整改之前，金融管理部门也给予了其“出路”。2017年7月，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优化金融资源空间配置和金融机构布局，大力发展中小金融机构，不断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可持续性，着力强实抑虚。

在此前后，已经有10余家民营银行陆续设立并开业，其中个别民营银行由互联网巨头发起成立，后来也成长为民营银行的龙头，这些银行的金融科技能力也领先大部分中小银行，且仍在不断开拓新的普惠市场。

未来金融科技应如何更好服务好普惠金融？2021年12月底，央行发布的《金融科技发展规划(2022—2025年)》提出，要以公平为准则、以普惠为目标，合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丰富金融市场层次、优化金融产品供给，不断拓展金融服务触达半径和辐射范围，弥合地域间、群体间、机构间的数字鸿沟，让金融科技发展成果更广泛、更深入、更公平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助力实现共同富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