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普惠金融助力 增量扩面如何再上台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唐婧 北京报道

“任何企业的成长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不管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都需要金融的支持。但是大企业和小企业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国企可能更多的是中央财政的支持，央企有央行的支持，但是小微企业往往要靠自己到处借钱。对小微企业的支持应该是银行业金融机构义不容辞的职责。”中国银保监会原党校副校长、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正局级监事陈伟钢在第五届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大会如是说。

近日，以“现代金融助力科技创新 数字普惠助推共同富裕”为主题的“科创中国”第五届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大会在京召开。大会现场采取“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的形式，聚焦我国数字经济与普惠金融政策与战略，分享数字普惠金融创新实践和成功案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未来发展趋势，为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数字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前沿思考和崭新洞见。

一直以来，普惠金融存在风险高、成本高、收益低的特点，在践行普惠金融的过程中，银行业金融机构一直努力在履行社会责任和商业可持续发展中寻找着微妙的平衡。普惠金融“知易行难”的关键是信息不对称、信息不充分，但这一“堵点”正在被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跨越式发展所突破。

数字普惠金融助力精准滴灌

会上，第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肖钢发表了题为《大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主旨演讲。肖刚表示，运用数字技术解决普惠金融领域的痛点和难点，取得了显著进展，探索了丰富经验，逐步形成了新业态、新模式，在促进普惠金融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是改变了传统信贷模式。通过运用先进的数字技术，精准洞察和识别客户及生产经营情况，把握小微市场主体的真实需求，减少金融机构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摆脱了单纯依靠抵质押物和担保来发放贷款的模式，很好地适应了小微市场主体资金需求具有的“小、频、急”等特点。

二是创新了产品服务模式。运用数字技术打造多样化普惠金融产品体系，拓展了应用场景，在融资、保险、基金、票据、保函、供应链等方面，为小微经营主体提供全方位服务。运用数字技术还有利于丰富普惠金融的参与主体，让商业银行和政策性银行一起发力，让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和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共同展业，让持牌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合作共赢，同时较好地发挥了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的作用，打造服务普惠金融发展的信息平台，实现信用信息互联互通互认。

三是提升了金融服务效率。通过线上化办理，突破了空间、时间限制，节省了办理时间与成本，优化了业务流程，实现了小微经营主体融资的标准化、精细化，更加有效地进行“精准滴灌”。

四是降低了金融风险。运用数字技术可以建立客户风险画像，提升金融机构收集、分析和处理数据的能力，有效计算违约概率，同时，及时预警、动态监控风险，较好地抑制了恶意逃废债情况，改善了整体信用环境，提高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效率与质量。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原保监会党委副书记、副主席周延礼也表示，近年来，数字经济、数字革命迅速崛起，对数字金融推动作用非常明显，对破解技术能力，借助数字技术、金融机构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一些有效的办法为基础，在大数据、智能风控等方面，金融机构发挥了传统金融不可比拟的优势。

实践表明，数字金融产品和服务，已经成为一个新的金融业态和新的金融服务模式。实际操作当中，随着数字金融的服务，不需要物理性的分支机构和信贷员，不需要实地尽职调查，不需要面对面的接触和规定的营业时间，但却实现了金融机构“低风险、低成本”和小微企业经营者的融资需求，特别是“小额、高频、短期”业务特点的匹配。

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进步，首个普惠金融发展规划已圆满收官。据统计，到2022年6月底，普惠小微贷款余额达21.77万亿元，同比增速22.6%，比各项贷款的平均增速高出11.69个百分点。融资成本明显下降，有力支持了小微市场主体的恢复发展和就业稳定。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再出发

会上，中国银行业协会党委书记、专职副会长邢炜表示，当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多层次、广覆盖的金融供给体系不断完善，逐步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普惠金融发展模式，总体呈现“量增、面扩、价降、提质”的良好局面。但从银行业实践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深度和广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强化数字技术，从三个方面来驱动普惠金融创新应用：

一是驱动大中小行齐发力。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没有标准范式，需要因行施策。不同类型银行因自身业务和技术资源禀赋的差异，发展数字普惠金融的侧重点不同。大型商业银行凭借雄厚的资金实力和科技能力，立足于满足综合化、多元化、个性化金融服务需求，主要通过自建金融科技生态圈，迅速提高普惠金融服务覆盖面。地方中小银行充分发挥“地缘、亲缘、人缘”优势服务本地客户，但需要通过大行科技输出赋能以及开展科技公司合作等方式弥补科技基础薄弱、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依托第三方应用场景获客，打造普惠金融“精品银行”。

二是驱动金融科技深度融合。数字技术重塑普惠金融服务业务发展模式。在依法合规的前提下，银行机构要充分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新技术开展流程和业务创新，积极发展线上金融，提高金融需求响应、审批、办理速度，为因疫情暂时遇困行业企业提供更加便捷多样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将更加全面掌握客户行为和需求，降低信息损漏，实现更全面的风险防控。物联网技术为供应链金融闭环风控管理提供强大支撑，通过实现信息流、资金流和物流的三流合一，做到对中小微企业数据增信。

三是驱动供应链金融数字化。供应链金融业务的快速发展，对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发挥了很大作用。中银协相关调查显示，目前有57.3%的银行处于传统供应链金融阶段，22.6%的银行处于线上供应链金融平台化阶段，仅有5.2%的银行开始进入平台供应链金融智能化阶段。提升供应链金融服务水平，服务渠道及功能的线上化、数字化是关键。银行机构要积极运用金融科技手段，主动融入供应链生产、交易、流通各个环节，提高供应链融资结算线上化和数字化水平，配套提供支付结算、现金管理、资产托管、跨境贸易等综合金融服务，降低中小企业成本，提升产业链各方价值。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认为，对数据要素的挖掘和使用可以对普惠金融赋能。一方面数据可以协助金融机构进行客户识别和画像，二是基于数据金融机构可以获知客户的偏好和需求，从而创设有针对性的产品，三是数据可以赋能内部管理，提高金融机构的工作效率并降低运营成本。

曾刚指出，尽管数据是践行数字普惠金融过程中的关键要素，但是目前与数据要素有关的规则并不清晰，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征信管理条例等和数据要素基础设施相关的法律制度的建设才刚刚开始。原来很多数字普惠金融领域的创新，在新的监管方向之下都面临调整。

在银保监会原党校副校长、国有重点金融机构监事会正局级监事陈伟钢看来，在践行数字普惠金融的过程当中，金融创新，金融监管，金融科技三者缺一不可。金融机构开发金融产品需要创新，金融监管需要合法、合规、合理、合情，金融科技则需要便捷、快捷、省时、省力、阳光透明。但是无论如何，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都只是技术形式，人们对金融的需求以及金融本身的风险属性，不会因为技术进步而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