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伟：实现2035年远景目标 要求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新冠疫情冲击带来的国内外发展环境深刻复杂变化，我国经济持续稳健发展，综合国力显著增强。

2013-2021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高于同期世界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增长水平。2021年我国GDP突破110万亿元，达114.4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为2012年的1.8倍。2013-2021年，我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超过30%，居世界第一。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我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按照党的十九大的部署，2035年我国要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明确，到2035年我国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如何看待我国当前发展阶段？如何看待国际国内形势变化？我国到2025年、2035年的增长趋势如何？我国数字化转型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带着这些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许伟。

许伟。资料图

综合国力持续提升

《21世纪》：这十年来，我国经济稳居世界第二，人均GDP接近世界银行划分的高收入国家门槛值，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新进展，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如何看待中国取得的这些经济成绩？中国经济发展到了什么阶段？

许伟：从总量上来看，2021年我国GDP大概是17.7万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的77%。十年前大概是美国的53%，十年里我国与美国的综合国力差距进一步收窄。期间，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过程中我们应对了很多挑战，包括三期叠加、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综合国力保持持续提升势头，是相当不容易的。

去年我国人均GDP达到1.25万美元，略高于全球平均值。今年很多经济体的货币相对美元贬值，人民币贬值相对少一些，按现价美元计算，我国人均GDP水平在全球位势应能再提升一些。按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还没有跨进高收入门槛，但已经非常接近这个标准。

当然，迈进这个门槛，距离发达国家依然有差距。按照IMF的统计，发达经济体的人均GDP中位数和均值都超过了4万美元，靠后的十个经济体，人均GDP均值大概在2.2万美元左右。我国要进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在较长时期内保持显著高于全球平均的增长速度，这要求持续提升劳动生产率。另外，在取得了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也要看到，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地方不少，距离广大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还有差距，在公共服务领域有不少短板要补齐，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也需要进一步推进。

《21世纪》：中国经济持续多年保持中高速增长，未来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许伟：过去一些年，我国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人民生活水平持续改善，社会秩序稳定，科技实力稳步提升，对外开放不断深化。从上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绩效看，中国与那些成功实现后发追赶的经济体更接近些，比如东亚的一些经济体。

另外，当一个经济体跨进高收入门槛之后，由于物质基础更丰富，市场制度更成熟，政府调控手段更多样，社会治理更完善，经济韧性更强，抗风险能力也更强。

《21世纪》：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2035年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未来5年以及15年经济增速预计会如何？

许伟：到2035年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人均GDP2万美元左右的水平，要求每年4.7%左右的增长。如果人民币汇率能继续升值，对经济增速的要求会相对低一点。当然，实际汇率升值，要求有较快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作为支撑。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21世纪》：这十年里，中国经济规模不断壮大，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还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看待当前国际国内形势？有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许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后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力量在上升，过去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对此并不适应，全球存在治理赤字、信任赤字等问题。同时，大国间竞争激烈程度提高，各方对安全更为重视。全球化是各种要素便利流动、各方在经贸上相互依存连接的网络活动，过去大家强调效率，希望能够实现即时生产。当彼此信任下降，对风险的重视程度上升，就会要求更多备份或库存，从而增加整个体系的运行成本，原本高效运行的体系就会面临更多阻力。对安全的强调有一个演进过程。相关的影响就是，原本较长的分工链条缩短，出现一些区域化的现象，包括近岸外包、所谓的“友岸外包”等。同时，粮食和能源等初级产品保供形势也更为严峻。当然，全球化的进程并没有停止，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等还在持续增长。

第二个很重要的背景，是以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浪潮。数字化的机遇，不容再错过。在数字经济里，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参与到价值创造，将会对传统的生产、流通、分配等活动造成前所未有的冲击，生产生活也将为之发生显著改变，新的比较优势也在加速形成。除了数字化，还需要关注绿色转型。气候变化是一个全球性命题，具有很强的外部性，需要各国有效协调。但同时也要看到，过去绿色发展被看着是成本或负担，现在绿色发展被视为重大机遇，先行者更有机会抢占经济转型、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制高点。

无论是全球化供应链调整，还是数字化和绿色转型，对中国而言都是挑战和机遇并存。比如全球供应链布局的调整，增强了现有供应链升级的紧迫性，客观上可能会加快我国企业全球化、多元化布局步伐。再比如绿色转型，我国现在已经形成了巨大的绿色产能，产业竞争力重塑也有诸多有利条件。

数字化推动创造更多灵活个性工种

《21世纪》：你刚提到数字化的机遇不容错过，数字化带来的变革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不容回避的趋势。中国逐渐进入数字时代，会对就业、宏观经济调控带来什么影响？

许伟：数字经济是当前经济中最活跃的部分，在整个经济当中的占比持续提高。加上疫情催化，全球数字化进程发展进一步加速。数字经济深刻改变和重塑就业形态，数字就业在增加就业总量、提升就业质量方面的作用举足轻重。

由于传统的一些时空限制被打破，基于岗位的就业管理，可能更多转变成基于任务的管理。依托数字化技术，可以对现有的一些工作职能进行分解，降低对特定岗位、特定场所的依赖，有些工作任务可以直接发包到网上，找到外部人员来做。这将催生了更多就业新形态。过去早期有远在千里之外的在线客服，现在有人工智能标注师、平台上的骑手或者司机等，现代生产服务业里的法律、咨询、研发等都可借由平台实现外包，灵活用工比重将会进一步提升。

但与此同时，也要看到，数字经济一定程度上可能造成工作和收入的分化。一些基础类工作，短时间难以被机器替代，还需要大量的人工去完成。一些创意类工作，短时间也难以被替代。卡在中间的，过去被认为是技术工种，但是标准化后可被机器替代的，受到的冲击更显著。

数字经济的连接性更强，规模经济、范围经济特征更突出，将会创造更多个性化、多元性的就业机会。如果有人拥有一项特别的技能，更有可能形成“超级明星经济学”效应。过去很个性、小众的东西，难以找到目标客户；但借助数字化，很容易找到匹配的需求，让这些人获得更多关注，提高其收益水平。与此同时，如果技能的标准化程度高、可替代性强，相关群体的收入水平可能会下降。

这些就业新变化，也给宏观管理提出了新的课题。比如，灵活用工增加，零散用工的劳动权益保障尚未健全，要求原来更多考虑正式雇佣的就业政策和社会保障政策做出相应调整。又比如，过去经济增长和就业的关系相对滞后，就业变动往往是经济周期的滞后变量，但未来随着任务导向型的就业数量增加，雇佣关系更加灵活，企业可能有了需求才雇人，就业变化和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会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