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林万龙：“三农”工作成效显著，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经过5年砥砺奋进，乡村振兴开局良好、起步稳、基础牢，取得阶段性重大成就。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有什么重大意义？如何看待过去十年我国的“三农”成绩？如何更好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就以上问题，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林万龙。

林万龙。资料图

多维度读懂乡村振兴

《21世纪》：党的十九大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这一时间节点提出乡村振兴，并将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为“十四五”重点工作之一，是出于什么考虑？

林万龙：2017年党的十九大第一次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我觉得应从更大的维度来看待这个问题。根据我国的战略部署，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要实现脱贫。对此，需要提前谋划消除绝对贫困之后农村的目标和任务。

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解决绝对贫困问题只是底线目标，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则是更高的目标。在这一时间节点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为未来的“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党的十九大将2020年到本世纪中叶分成两个阶段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补短板，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过程中，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1世纪》：为什么说乡村建设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如此重要？为什么“三农”如此重要？

林万龙：我认为有两点需要把握。一是目前我国面临“两个大局”，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二者相互关联，各有侧重。

就前一个大局而言，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一环。从收入和发展维度来看，在推动共同富裕过程中，最需要加强的是农民和乡村。到本世纪中叶，乡村地区的人口规模会进一步减少，但仍然会有数亿，规模仍然庞大。规模如此庞大的乡村人口的收入能不能显著提高、福利和发展水平能不能显著提升，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就后一个大局而言，一方面，随着中国逐步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面临的很多国际风险亦在加大。确保粮食安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也有应对国际挑战的战略性考虑。

另一方面，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也需要我国实施好扩大内需战略，畅通国内大循环，降低对外依存度，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经济学上有一个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我国乡村有庞大的人口基数，当前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其收入水平的提高将意味着巨大的消费潜力，可以为扩大内需提供新动力。

“三农”事业取得显著成效

《21世纪》：这十年来，我国粮食产量连续7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消除了绝对贫困，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条件明显改善，乡村发展、乡村建设和乡村治理取得新进展。您如何看待这十年的“三农”成绩？

林万龙：过去10年“三农”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筑牢了两个底线，即保障粮食安全的底线、解决绝对贫困并守住规模性返贫的底线。2020年我国粮食总产量达66949万吨，较2011年增长13.8%，这是在我国耕地面积有所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的增长；2020年底我国现行贫困标准下的贫困人口全部脱贫，2021年从我们开展的大规模调研情况看，脱贫成果得到较好巩固，守住了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底线。

这是从过去十年的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今年我国仍将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防止规模性返贫作为两大底线任务。

二是这十年农村居民收入和生产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不仅绝对收入在持续增长，而且城乡收入差距也在缩小。从2012年到2021年，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由2.87降至2.5，农村居民收入增速高于城镇居民。

三是这十年农村发展基础更加牢固，或者说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更加牢固。这十年不仅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在提升，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一体化程度也在提升，为下一步深化城乡融合发展，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奠定了良好基础。

《21世纪》：过去十年“三农”工作成绩卓然，从目前情况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还面临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林万龙：未来推进乡村振兴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激活乡村。从实际来看，激活乡村一定要有资源流入，要有乡村价值的再发现。

目前乡村的潜在价值被低估了。开发乡村价值，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侧重土地价值，强调推动乡村土地资源的资本化；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乡村价值是田园风光和鸡犬相闻的乡间生活。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全面，从更广义的视角来看，乡村价值还包括乡村的生态价值、人文价值和空间价值。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乡村的生态价值不但要保护好，还要利用好、转化好，乡村的人文价值亦如此。乡村的空间价值也很重要，但被很多人所忽视。推动城市发展无疑会产生集聚效应，但当集聚达到一定程度就面临成本上涨问题，这时乡村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解题思路。以产业为例，产业往城市集聚的情况下，有可能助推城市的地租、人工成本、环境保护等成本越来越高。如果乡村基础设施和产业链配套完善，就具备承接产业布局的条件，与城市相比的乡村的空间劣势完全有可能转变成空间优势，这是乡村空间价值的表现。

乡村目前面临的挑战也是乡村发展的机遇和潜力所在。只有充分认识乡村价值，并将其挖掘和利用好，资源才能充分流入乡村，乡村才能全面振兴。

挖掘乡村多元价值

《21世纪》：前面你提到，这十年我国城乡融合发展基础更加牢固，目前城乡之间仍有差距。缩小城乡差距应重点从哪些方面着力？

林万龙：我们在谈论城乡差距时，一个共识是要增加对乡村地区的投入，尤其是加大政府对乡村地区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投入力度。缩短城乡产业发展差距，也要充分调动市场资源，增加市场力量投入。

乡村振兴必须是城乡融合视角下的乡村振兴，从城乡融合发展的思路来看，乡村投资要从单纯的乡村视角转向县域统筹视角，在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视角下统筹对乡村地区的投入。

单纯强调增加对乡村的投入，有可能走向“一刀切”的极端情况。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要根据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尤其是根据县域范围内乡村整体布局、发展区位、发展趋势来分类投资，增加投资的精准性，提高投资效率。有一些基础设施要配置至村，有一些基础设施投入则要向中心村镇倾斜，有一些偏远的村庄可能保证最基本的基础设施条件就可以。

从城乡融合视角来看，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也不一定要复制城市的路径，但二者需要有同样的政策机制。现在我们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就是要去掉一些城乡不一致的政策。但这并不意味着在具体的供给模式上城乡必须完全一致。例如城乡垃圾的收集处理，城市配置有环卫工人，乡村则可以采用公益岗等方式来处理，但是在筹资上要体现公共财政的作用。

《21世纪》：为什么要强调在县域内统筹城乡融合发展？

林万龙：今年5月印发的《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明确，县城是我国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支撑。如果县域能够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县域内的居民就可以在本地就业，不用再迁移去外地。

如果在中小城市，特别是县域范围内有好的就业和好的产业，就可以在实现城镇化发展、人口适当聚集的同时，充分发挥广袤乡村地区的空间优势，释放乡村空间价值潜力，振兴乡村。

部分具备条件的县域也可以发展高端制造业等科技含量高的产业，从最广大的县域来看，一个好的产业和一个好的就业是统一的，既要谋求产业发展，又要增加就业机会——即要实现包容性的产业发展，比如发展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

《21世纪》：我国乡村在地域分布、资源禀赋、农民素质等都存在不平衡现象，在乡村振兴过程中如何应对这种发展不平衡？

林万龙：乡村全面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并不意味着乡村同步振兴、实现同步富裕。

区域差异和发展差距客观存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要有因地制宜、差异化发展的思路，针对不同区域制定不同目标，而非对全国所有区域制定同一个目标和标准，这一点非常重要。

需要注意的是，差异化发展并不意味着割裂式发展。聚焦脱贫攻坚，2015年印发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明确，要健全东西部扶贫协作机制，加大东西部扶贫协作力度。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也要求推进新阶段东西部协作工作。

与之前东西部扶贫协作相比，脱贫攻坚期结束之后的东西部协作有一个很大的调整是强调东西部区域间的产业协作，特别强调本着互惠互利、市场化的原则开展东西协作，从侧重“帮扶”转向“共赢”。

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东西部协作是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举措之一。但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可能完全消除，未来乡村实现全面振兴，东西部乡村差距仍然存在，但基本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要实现均等化。

《21世纪》：政策和资金支持在乡村振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农民是乡村振兴的受益者和主力军。在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应该如何更好发挥农民的作用？

林万龙：传统思维认为农村是农民的农村，但实际上，乡村是全国人民的乡村。为什么是“乡村振兴”而非“农村振兴”？当我们讲农村时，更多对应产业和群体，即农业产业和农民群体；而乡村更多对应的是环境宜人的生态宜居之地和一二三产融合的产业兴旺之地，这显然与传统思维所认为的“农村”不是一回事。

乡村振兴要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但是这不够。乡村价值是多功能性的，乡村要振兴，需要多元主体参与。其间政府建设基础设施，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扮演重要角色。农民作为在乡村居住和生活的主体，也是乡村资源、资产的主要拥有者，调动其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同样重要。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深入实施乡村“三大行动”，即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乡村发展的重点是产业发展，乡村建设主要针对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乡村治理则关注整个乡村治理体系。我认为“三大行动”的提出强调了乡村振兴的三个重点，三者应该看作是相互联系的关系，而非互不相关的平行关系。加强和改善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的重要保障；乡村治理体系的完善程度，关乎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的质量；乡村发展和乡村建设中也包括了乡村治理的元素。

要更好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要重点从乡村治理方面着力。一方面，农村基层组织要提高农民的参与度，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新格局，为乡村全面振兴赋能聚力。另一方面，要重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普及科学知识，推进农村移风易俗，提升农民精神风貌，为乡村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