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施罗德投资集团中国区总裁郭炜：通过投资行为引导行业提升ESG表现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德尚玉 车儒昊北京报道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越来越多金融机构开始践行可持续投资。关注可持续投资不仅仅是人们观念的转变，对金融、投资体系来说，也是一次重大转型。

施罗德投资集团是全球“零碳资产管理人”倡议的创始成员和连续6年获得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A+评级的机构。截至2021年底，施罗德投资集团符合欧洲《可持续金融披露规定》（SFDR）的Article 8 和Article 9标准的ESG主题基金已达819亿美元，占比接近该集团总资产管理规模的1/10。

金融机构进行可持续投资的驱动力是什么，如何将ESG评价指标纳入自身已有投研框架中，对此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施罗德投资集团中国区总裁郭炜。

（图：施罗德投资集团中国区总裁 郭炜）

“可持续投资是投资与社会效益兼备的投资策略，”郭炜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可持续发展意味着需要从全方位带来正面影响，无论是作为一家企业或是代表客户的投资行为都应如此。施罗德投资集团不断探索如何通过投资行为引导非金融行业提升ESG表现和信息披露质量，同时也希望借助ESG因子提升投资业绩，识别具有长期价值的公司及规避投资风险。

可持续投资是投资与社会效益兼备的投资策略

《21世纪》：施罗德投资集团做可持续投资的动机和驱动力是什么？

郭炜：我们的投资方针一方面是我们获得财务回报的蓝本，另一方面也代表着我们能够为世界带来的种种影响。

可持续发展企业对社会及环境带来正面影响。此外，其商业模式也比较有弹性，让它们实现长远增长的实力更佳。因此，可持续投资是投资与社会效益兼备的投资策略。

除风险及回报外，我们在投资过程中还需要把第三种因素纳入考虑当中，那就是负面影响风险。只有综合考虑这三大支柱，我们才可以挖掘一家公司的真正投资潜力。

《21世纪》：作为一家拥有200多年投资经验的全球资产管理公司，施罗德投资集团在可持续投资领域有哪些经验分享？

郭炜：结合行业观察和我们自己的实践，金融机构正在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践行可持续投资。

一是提升整体受托管理资产的“ESG整合”覆盖率。“ESG整合”是指在投资分析和决策中，明确且系统地将ESG评价指标纳入已有的投研框架中，而这个覆盖率意味着我们为客户管理的资金有多大比例已融入了ESG考量因素。施罗德投资集团于2021年底完成了管理资产的 “ESG整合”。

二是强调企业参与和股东行动，即投资人发挥利用股东权利来影响企业行为，比如对被投企业的ESG调研、鼓励被投企业提升ESG信息披露质量、主动参与涉及ESG事项的董事会投票等。

三是加强ESG专职团队和专属评价工具的建设，全面提升投前/投后的ESG分析、评价和报告三方面的能力。目前施罗德投资集团已有一支50人左右的ESG专职团队和10余项ESG专属评价工具。

四是通过发行ESG主题产品，对特定ESG主题的资产进行投资，比如发行针对“气候变化”的主题基金。截至2021年底施罗德投资集团符合欧洲Article 8 和Article 9标准的ESG主题基金已达819亿美元，几乎占到集团总资产管理规模的1/10。 

《21世纪》：施罗德投资集团在为中国提供本地化的可持续投资服务时，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郭炜：在中国市场，我们始终致力于为中国可持续投资的发展添砖加瓦。在债券市场，由于大部分发债主体不是上市公司，ESG相关信息披露透明度还有待提升。但我们非常注重与公司交流，与企业管理层保持对话，可以让我们从另一维度了解企业的运营和ESG表现，从而协助它们过渡到更可持续发展的商业模式，并且督促公司提升ESG披露质量。

在股票投资方面，我们也基于施罗德投资集团全球的经验和ESG评价工具，结合亚太和中国市场的情况，开发了许多模型应用于中国本地上市公司的可持续性评估。

此外，我们还致力于促进国际可持续投资标准与中国标准的融合。我们受邀参与联合国负责任投资原则（PRI）的中国圆桌对话，看到PRI 在中国的签署方从 2018 年的8家已增加到现在的107家。同时PRI也将中国市场特有的可持续投资实践和政策要求融入到其全球相关政策中。这种双向融合令人欢欣鼓舞。 

将披露标准“拉平”并常态化管理

《21世纪》：施罗德投资集团在进行评价企业ESG状况时，有哪些考量？

郭炜：凭借超过20年的可持续投资经验，我们开发了一套名为impactIQ的分析工具，帮助我们量化潜在投资的可持续发展风险和影响力。我们也利用这套工具来设计投资解决方案，力求符合对可持续发展的需求。

例如，衡量碳成本上升对公司盈利影响的工具：我们的Carbon VaR （碳风险价值指标），帮助我们测算一家企业的碳排放行为可能带来多大的风险敞口，评估碳价格上涨对其现金流及估值的影响。以及量化企业经营对社会、环境影响的工具：我们的SustainEx，分析企业的经营活动，将企业对环境、社会产生的影响量化成为财务成本，目前已覆盖超过16000家公司，融合了1000多篇学术和行业研究成果，拥有70多个数据收集点，屡获殊荣，并且还在持续优化迭代。 

《21世纪》：在企业加强对ESG信息披露方面，你有何建议？

郭炜：对于公司层面的可持续信息披露，首先是披露标准兼容性的问题，即本地的可持续信批内容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满足海外其他市场的需要，过度差异化的披露标准可能会增加披露主体的合规成本和额外负担，也不利于投资机构比较不同市场同类公司的可持续表现。

第二是关于“重要性原则”的理解和定义。目前国际上常见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多遵循重要性原则，即由企业自主选择会对投资者投资决策产生实质性影响的ESG信息披露。然而不同披露主体对于“重要性”的理解比较主观，存在披露范围不一和披露内容“报喜不报忧”的情况。在这一问题上，我们希望监管规则能为“重要性”提供判断标准和定义，或根据“重要性”水平逐步划定强制披露、半强制披露（即“不遵守就解释”）和自愿披露的范围，将披露标准“拉平”并常态化管理。

第三是披露信息的有效性和预防“漂绿”行为。“漂绿”问题的根源在于披露主体通常认为他们仅对披露行为负责，而对披露内容缺乏责任感。因此我们可能需要在这一方面加强与披露主体的长期知识分享。 

可持续投资产品的分类标准亟需建立 

《21世纪》：中国在建立自己的可持续信息披露标准时，有哪些思路和实践可以借鉴？ 

郭炜：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 (ISSB) 以及他们在公司 ESG 披露标准方面的成就非常值得关注。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欧盟的可持续金融国际平台（International Platform on Sustainable Finance），他们在制定“统一的分类标准”方面已有不少建树。

还有一项值得关注的新倡议是TNFD（与自然资源相关的金融披露倡议），旨在推动和完善公司在自然资源方面的风险披露。 

《21世纪》：资管机构应该如何帮助投资者选出他们真正需要的可持续投资产品？

郭炜：这和可持续投资的投资者教育有关。市场上可供选择的可持续投资产品越来越多，虽然相关披露要求能为终端投资者带来透明度，让投资者“看得到”，但鉴于某些投资策略的复杂性，投资者可能需要资产管理公司提供更多的投教支持，去“看得懂”各种可持续投资产品的投资目标和投资流程，帮助他们真正选到需要的可持续投资产品。我们相信，提升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产品的理解也是可持续投资市场发展的关键。 

《21世纪》：应该如何看待资管行业和金融投资体系未来的走向？

郭炜：对于金融产品层面的可持续信息披露，中国市场已经陆续出现了许多可持续投资产品，未来随着可持续投资产品的持续丰富，金融行业亟需建立起一套针对可持续投资产品的分类标准和披露要求，这对于投资者比较基金至关重要，有助于提升金融产品ESG透明度，促进投资者对可持续投资市场的信任。

我们相信，随着中国在这一方面规则的完善，中国的可持续投资产品将迎来蓬勃发展，未来我们在中国本地的产品发行也将聚焦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