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丨如何理解法律的底层逻辑?

文/郑渝川

我们驾车出行，难免遇到狭窄道路上两车迎头遇上，不得不以一方倒行避让来解决。该由谁倒车，默许规则通常是谁更容易将车倒出去（谁的车小、谁倒车距离短、倒车危险性相对较差），谁就主动倒车。

这种默许的生活化的规则来源于生活常识。因为如果更容易倒车的人坚持不倒，只会造成局面的僵持。法学学者、中国海洋大学法学院教授、院长桑本谦所著的《法律简史：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一书指出：“比较成本的逻辑支配了绝大多数交通规则。”也就是说，人们常以通俗的、常识化的成本衡量来推导规则，类似的还有“转弯让直行”“左车让右车”、普通车辆为正在工作的警车、消防车、救护车让道等。

法律其实就来源于这样的生活常识，通常情况下具有一致性。如本书作者所说：“‘较低成本负责’因此成为所有法律部门共同遵循的责任分配依据。”理解了这一点，就能够比较正确地理解和处理绝大多数的法律纠纷。

较低成本者负责就是市场分工的法则，而这又源自自然生态，可以被理解为自然选择的基本算法。如果我们的左脚扭伤了，身体重量就会更多地转到右脚，导致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如果一个人的一边脸大，一边脸小，很可能的原因就是脸小一侧拔了、缺了多颗牙齿，以至于牙龈萎缩，而另一方承担了更多的咀嚼任务。

显然，这里提到的法则可归于效率，有时显得不够公平。但回到倒车的例子，更容易将车倒出去的一方，能不能向接受礼让的另一方收取费用呢？可以。然而这样一来，一个简单的倒车问题就显得太麻烦了。

本书作者据此推导指出，法律强调公平，但法律执行不可避免地要回到效率、成本限制。“做任何事情都有个预算上限，无论拯救一条生命，还是侦破一个案件，都不可能真正做到不惜一切代价。”“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因而存在区别。

书中指出，著作权法只保护作品的形式，而不保护作品内容；确定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是年龄，而不对心智成熟程度或独立生活能力进行考量；一个人下落不明满四年就可以被推定死亡，就可以解除他人与之的法律关系，处置名下财产（尽管其活着的可能性依然存在），“法律如此规定并没有放弃正义，而只是在追求正义的道路上受到了成本的羁绊。”

还要注意到的一点是，计算成本也要考虑适用的频率和数量。如果实施成本太高，有些法律条文，比如欧美早期的禁酒法、反通奸法、反高利贷法，以及以前实施过的公司资本欺诈类犯罪，都很难落到实处。

《法律简史：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书中指出，“权责分配的法律逻辑只是模拟了市场的资源配置……（就像是）一个分布式的超级计算网络”，遵循化繁为简的逻辑，让决策尽可能简单，交易尽可能简化。法律也是如此，再完善的法律也不可能做到对每一种纠纷都提供详细、针对性的指导，因而理解法律的底层逻辑，获得“联结思维”就能对很多看似复杂的纠纷予以破解。

比如，为什么合同法规定“买卖不破租赁”？这是一条看上去主要保护承租人利益，让房屋交易不影响居住权的条款。但实际上，交易时，买方可以因此较为清晰地判定房屋市场价值、租金回报。而“买卖不破租赁”也增强了卖方资产变现的灵活性。所以，这样的条款实则三方共赢。

又比如，为什么法律规定没有保价的快递，快递公司如果遗失只需依照邮费的若干倍数赔付，而不是按照一些人常识理解的应当依照实际损失赔付？因为快递公司在快递没有保价时，难以确认托寄物的真实价值，不可能做到超过成本对每个快递实施最严密的承运。而快递物流行业出现货物遗失、损坏，虽然概率很低，但难以完全避免（比如运输车辆、仓库起火）。《法律简史：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书中指出，保价制度的关键就在于提供信息，托寄人以较低成本披露信息，快递公司因此实现分拣作业，对贵重物提供更完善的承运。因此，保价制度实现了快递公司与托寄人的双赢。

如果一个人开车时，接到电话并出了事故，能不能向来电方索赔？不能，因为打电话与接听电话方出事故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但更深层次的理由是比较成本。开车时完全可以做到不接听电话，或者关机、静音，如果强加事故责任给拨打电话者，很可能很多人再也不敢给拥有车辆的亲友或者客户打电话了；又或者，有车辆的人为了确保自己不遗漏电话，只能专门请人帮自己开车，无论如何，社会成本会变得更高。由这个例子可以顺道推导得出，“气死人不偿命”这句俗话是符合法理的，因为人们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最了解，如果容易激动并导致发病，自己应当尽可能避免类似的诱导因素。

正如书作者桑本谦所说，《法律简史：人类制度文明的深层逻辑》这本书并没有设定任何专业壁垒和知识壁垒，而是用讲道理、说故事、解案例、辨析常识的方式，将法律体系中的各种条文、原则、惯例的出处一一予以揭示，指出其与道德直觉、市场法则以及其他科学学科原则之间的联系。

人类法律最古老的起源就是最简单的算法，即“返还法则”。自此以后的文明发展历程中，经过反复试错、无数次的推倒重来，积累了今天仍然在遵行的法律法则。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法则，或者说法律精神就在于“追求任何单一目标都要适可而止，甚至包括正义、真理和真相”。无论如何，“法律的准确性、语言的精准性与感觉神经的编码精度一样，都是要受成本约束。”所以，才会有法律事实对客观事实的替代，才会以程序正义取代实质正义，由此在许多相互矛盾的目标之间获得了艰难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