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金融高质量发展之路：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杨志锦  上海报道

时间回到4年前。

2018年4月8日上午，许多金融从业者自发地来到金融大街甲15号。上午9时许，随着一块红绸布被缓缓拉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匾映入人们的眼帘，周围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牌匾上的几个大字是“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随着银保监会的揭牌，中国金融监管进入新的阶段。在挂牌仪式上，分管金融的国务院副总理刘鹤亲自出席。差不多20多天前，他刚刚当选国务院副总理。当选后，他将首站调研的地点选在金融监管部门，包括央行、银保监会及证监会。

在这次调研中，刘鹤充分肯定了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金融系统所做的工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充分肯定。”刘鹤表示。

刘鹤指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是当前金融工作的重中之重，要加强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的统筹协调作用，把握好节奏和力度，促进金融稳定健康发展。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切实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金融，这是刘鹤及其领导的金融系统面临的新课题。

现在来看，金融高质量发展内涵十分丰富，但大道至简，其核心要义有二：一是攻坚金融风险，构筑好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基础；二是推动金融供给侧改革，提升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适配度，促进“金融-科技-产业”之间的良性循环，最终实现金融与实体的再平衡。

“三大失衡”

实体经济和金融协调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重要最基本的问题。实体经济的结构失衡，会给金融业发展带来极大的风险。同样，金融业的混乱膨胀，也必定会给实体经济带来风险。

2015年，中国经济面临新的下行压力，这既受到国际宏观经济下行周期的影响，也有中国经济多年积累的结构性问题。与此同时，中国金融业积累的一些风险问题引起市场关注。比如地方隐性债务不断膨胀，企业部门，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杠杆率居高不下，居民杠杆率也在急速拉升。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披露的数据显示，2015年末中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实体经济杠杆率为227%，相比2008年末上涨了77个百分点。横向比较看，总杠杆率处于全球较高水平。

“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在实体部门体现为过度负债，在金融领域体现为信用过快扩张。我国企业部门杠杆率高于国际警戒线，部分国有企业债务风险突出，‘僵尸企业’市场出清迟缓。”周小川在2017年发表的《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一文中直言。

再如资产管理业务作为一种典型的跨行业、跨市场业务，当时发展迅速，总规模已达百万亿。但部分产品经过层层嵌套，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融资成本也逐步被推高并最终转嫁给融资方。此外，刚性兑付导致信用风险积累，资金池操作加大流动性风险。

国家发改委主任何立峰2017年3月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指出，中国经济发展面临三大结构性失衡：

一是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供给体系产能虽然十分强大，但是大多数还只能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低价格的需求，难以满足公众日益升级的多层次、高品质、多样化的消费需求。

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存在着资金脱实向虚的现象，大量资金在金融体系内自我循环，不仅加大了金融体系的风险，还进一步加重了实体经济的融资困难。

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有大量资金涌入房地产市场，曾经一度带动了一线城市和热点二线城市的房价过快的上涨，进一步推高了实体经济发展的成本。

而房地产与金融业深度关联，中国房地产相关贷款占银行业贷款的三四成，还有大量债券、股本、信托等资金进入房地产行业。因此，房地产与实体经济的失衡，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视为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的体现。

实际上，从2015年开始中国金融业积累的监管问题和市场风险开始显现出来：比如2015年股市剧烈波动，个别非金融企业掏空所控股金融机构，线上线下非法集资多发等等。

“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国金融体系积累了一些风险，这是正常的。目前正处于水落石出的阶段。过去看不清楚，现在基本显露出来了。”刘鹤2019年6月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

攻坚金融风险

对于实体经济的供需失衡，决策层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造供给端，使实体经济的供需达到新的平衡。但是仅仅依赖实体经济的改革，中国经济仍然无法行稳致远。

因为即使宏观经济能保持稳定，但金融的不稳定可能会对整个经济带来系统的不稳定性。简言之，如果金融系统出现重大风险，金融系统不仅不可能支持实体经济，还可能拖累实体经济。“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跨越的重大关口。”《人民日报》一篇评论如是称。

要化解金融风险，必须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监管体制。2015年11月公布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说明》指出，近期资本市场的剧烈波动说明，现行监管框架存在着不适应我国金融业发展的体制性矛盾。要加快建立符合现代金融特点、统筹协调监管、有力有效的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

当时监管机构改革的酝酿期，在讨论和酝酿的过程中，有人提议借鉴英国的双峰模式，有人提议合并一行三会。与此同时，金融监管的风向也发生了明显变化。2015年12月，刘鹤在给《21世纪金融监管》中文版一书所作的序言中指出，金融监管要有前瞻性、金融监管体系要有适应性、金融监管要“长牙齿”，不能只说不做。

2017年2月，郭树清从山东省省长任上调任原银监会主席。一个月后，他在国新办发布会首秀时直言，部分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层层嵌套、底层资产看不见底，最终流向无人知晓，因此要“坚决治理各种金融乱象”。

此后，在2017年3月底至4月初的短短两周，原银监会连续发文，要求银行业全系统开展“三违反、三套利、四不当、十乱象”大检查，开启了治理金融乱象的序幕。但要巩固成果需要在机构改革上有突破，同时在监管理论、监管制度上有所创新。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提出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融委）。这是一个全新的制度设计，意味着在一行三会之上，金融决策和监管有了更高层次的协调机构。

在2018年的机构改革中，原银监会和原保监会合并成立银保监会，郭树清担任首任主席并兼任央行党委书记，央行行长则由易纲出任。新一届金融委第一次会议于2018年7月2日召开，刘鹤兼任金融委主任，易纲兼任金融委副主任。

金融委首次会议即是研究部署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等相关工作。会议认为，我国经济正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市场主体韧性强，国内巨大规模市场的回旋空间广阔，完全具备打赢重大风险攻坚战和应对外部风险的诸多有利条件，对此充满信心，下一步各项工作都将按既定方案有序推进。

在理论上，通过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思，央行除了货币政策执行者的角色外，还开始承担了维护金融体系稳定的职责，并在近年逐渐创建并完善了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与此同时，诸多规范性的制度文件陆续印发，比如资管新规、金融控股公司监管办法、金融稳定法等等。

站在当前的时点看，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实质性突破。比如宏观杠杆率高增长的势头得到遏制，宏观杠杆率在2016年-2019年稳定在245%左右。不过，近三年应对疫情冲击，宏观杠杆率有所上升。

再如，影子银行持续压降。中国影子银行层层嵌套，与房地产泡沫、地方隐性债务、非法互联网融资等紧密交织，风险隐患非常严重。但经过几年治理，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25万亿，从根本上维护了金融体系稳定。

“经过持续努力，金融风险总体趋于收敛，金融体系韧性明显增强。不仅成功避免了风险隐患向金融危机演变，也为应对各种复杂局面创造了宝贵的政策空间和回旋余地。”郭树清在一篇文章中总结称。

提升服务实体经济水平

压降影子银行可避免资金在金融体系“自娱自乐”，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助力金融业与实体经济的再平衡。但金融与实体经济失衡的核心在于，实体经济有融资需求，但金融业没有支持或者支持不够，为此要推进金融供给侧改革，提升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水平。

但是，何为实体经济？如果无法界定实体经济，那么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就无从谈起。“中国很强调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因此可能很多人都认为有很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提法，其实情况不是这样的。世界上很多国家不怎么提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不怎么特别强调金融要和实体经济保持紧密的关系。”周小川2021年6月在一个论坛上表示。

周小川还回忆称，2010年-2012年他参加各种会议时听到一种说法：除了工信部和（原）农业部是在搞实体经济外，其他都不搞实体经济，相当于把所有的服务业都认为是非实体经济。“这是一个非常狭义的概念，但实体经济确实没有一个共识的概念。”

从近年的实践中，金融支持实体经济主要是加强对中小企业、制造业的支持。刘鹤在2018年8月主持召开的国务院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指出，我国中小企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具有“五六七八九”的典型特征，即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这一特征后来被广泛引用，但另一端，金融业投向中小企的贷款占比远低于50%，很多中小企业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因此，要使金融对中小企业的支持与中小企业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匹配，怎么办？

“风起于青萍之末”。易纲担任央行行长的首次调研就是关于小微企业融资。他2018年5月29日到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调研并召开小微企业融资情况座谈会。十余天后的陆家嘴论坛上，他没有谈论金融市场关心的货币政策等热点话题，而是系统地阐述了改善小微金融服务的方法：

一是需要构建覆盖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的融资服务体系，二是使正规金融成为小微企业融资的主力军，三是要坚持财务可持续，四是要各方共同努力，五是以单户授信500万以下的小微企业作为政策聚焦点和发力点。此后监管部门在货币政策、监管考核、内部管理、财税激励、优化环境等多方面推出一系列措施，提升金融机构投放普惠小微贷款的能力和意愿。

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首度设置国有大行普惠小微贷款增速目标（30%），2020年、2021年继续设置，分别为40%、30%，最终国有大行均超额完成任务。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0月末，全国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22.9万亿元，同比增长23.8%，较各项贷款增速高13.1个百分点。不过，国有大行的下沉也对中小银行的业务形成一定挤压。

制造业则是实体经济的根基。20世纪70年代，一些西方工业国开始去工业化，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下降，导致了产业空心化、经济增速低迷、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脱节等问题。而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中国完备的制造业体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再次证明制造业对国家特别是大国发展和安全的重要意义。

吸取国内外经验，决策层提出要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并加快转型升级。相应地，金融机构要加大对制造业企业的金融信贷支持。但一段时间以来制造业贷款占比是下降的：央行数据显示，制造业贷款比重从2010年17%趋势性下行至2020年9%。

不过随着金融支持制造强国建设、制造业技术改造再贷款等措施的出台及实施，制造业贷款占比触底反弹，2022年6月末制造业贷款占比达到9.4%。其中，制造业中长期贷款自2020年6月以来持续保持20%以上的高增速，有力支持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筑底企稳，由2020年低点的26.3%回升至2022年6月末的29%。

从“老三角”到“新三角”   

在普惠小微贷款、制造业贷款占比上升的同时，房地产行业、基建行业的贷款趋于下降。“信贷结构演变是经济结构变迁的映射，同时也发挥促进实体经济发展的作用。”央行在今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表示，“2010年以来，伴随着城镇化步伐加快、经济结构转型和稳增长、调结构政策推动，我国信贷结构呈现出‘制造业筑底企稳、普惠小微稳步提升、基建高位缓落、房地产冲高趋降’的变化特征，特别是2019年以来信贷结构明显改善。”

这背后是中国经济循环方式的改变。“房地产市场疲弱，房地产行业资金不足、无力收储土地，导致政府的卖地收入减少，又拉低了地方基建投资。”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去年12月份表示，“深层次的原因是过去以房价为龙头，房地产、金融、地方政府基建三角循环来拉动增长的模式需要转型，这样一个三角循环已经走不下去了。”

一些分析指出，“房地产-地方政府（基建）-金融”的旧三角循环正由“科技-产业-金融”新三角循环所替代，这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需要自主可控的硬科技的应有之义。去年12月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科技政策要加快落地，继续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实现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

金融支持科技创新此前主要是发展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融资，因此中国创设了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给科技创新企业更大的支持。上交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1月末科创板IPO融资额超7300亿元，支持一批打破国外垄断、自主创新能力强的龙头企业成功上市并形成产业集群，推动提升了中国产业链的完整性、自主性和安全性。

在中国的融资结构中，信贷占比最大，债券融资也占一定比重，二者占比远高于股权融资，因此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仅靠股权市场是不够的，还要提高债券市场及信贷市场对科技创新的支持力度。

债券市场方面，今年债券监管部门推出科技创新债，包括科创票据和科技创新公司债。截至11月末，科技创新债券发行规模已超2000亿。“科创债的推出为金融服务科创提供了新的工具，更多的实体企业将通过发行科创债实现技术突破和产业升级，更多的资金也将通过科创债直接流向科创领域，形成良性循环。”某国有大行投行部副总表示。

今年4月19日召开的中央深改委会议指出，要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进科技信贷服务能力建设，强化开发性、政策性金融机构在职责范围内服务科技创新作用，增强银行业金融机构为承担国家重大科技创新任务企业服务能力。

央行也在创新货币政策工具，通过银行业加大对科技行业的支持力度。央行今年设立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支持范围包括“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国家技术创新示范企业、制造业单向冠军企业等科技企业。

 “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提升治理能力，优化金融体系功能，改善资本和资源配置效率，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达到更高水平的供求平衡，使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建立在强劲健康的经济基本面之上。”刘鹤在近期发表的《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一文中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