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市场变化为从业机构提出新要求，对于GP们来说，他们所面对的环境比过往复杂得多。
资本市场方面，科创板的推出为高科技企业发展打通了资金持续流入的渠道，为中国高科技产业吸引了大量的社会资金。注册制改革的不断深化，进一步拓宽创投机构的退出渠道，提高了投资机构的资金使用效率。
市场参与者角度，股权投资3.0的说法过往在PE/VC行业广有提及：1.0时代由国内初代PE/VC投资人们开启，2.0时代多指以2014年为始点的VC创业潮，3.0时代有诸多产业背景投资团队加入。
除前述持续市场变化，国内股权投资市场还有几大明显趋势：第一，各方合力投早投小投科技，区域创新孵化中心不断涌现；第二，投后赋能成为投资机构核心竞争力，价值超越传统投后服务；第三，PE/VC退出方式走向多元，大体量S交易开始进入视野。第四，创新资本正在作为抓手之一，促进着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进而推动数字经济高质量快速发展。第五，PE/VC机构与地方政府、高校院所、产业园区等的合作，在助力技术要素流动、推动区域创新能力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正在显现。
早在2015年，财政部颁布的《政府投资基金暂行管理办法》就明确提出，“为了加快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增加创业投资资本的供给，鼓励创业投资企业投资处于种子期、起步期等创业早期的企业。”
监管部门亦多次表示，要进一步加大支持力度，积极拓宽资金来源，畅通募、投、管、退等各环节，鼓励私募股权基金投小、投早、投科技，引导其不断提升专业化运作水平和合规经营意识。
除了国家中小基金与子基金签订的合伙协议对“投早投小投创新”政策目标进行刚性约束，各地引导基金也向早期GP机构和项目延伸。为了布局早期技术，也为了抢占新的产业链，不少市级、区级发起设立天使引导基金，其中不乏百亿天使母基金出现。
根据投中研究院的统计，对投资阶段提出要求的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占总样本数量的47%。其中，支持子基金投资于早期阶段的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占比最高，达到44%。同时，要求仅投资于早期阶段的政府引导基金数量占比为17%。
顺应投早、投小的行业大趋势，近年来PE/VC机构纷纷加大在早期阶段的布局，其中不乏红杉中国、高瓴资本、春华资本等老牌巨头。今年6月，源码资本宣布正式设立专注种子期的投资业务，由单独团队、独立运营，以“投人”理念和决策机制，发现、支持并陪伴从0到1的科技创业者。
另一大趋势是各地科技创新中心的涌现。据已披露信息，红杉已在上海、北京成立孵化中心，高瓴的创新中心落子上海和苏州等地。继此前在西安、北京的探索，早期投资机构中科创星与苏州工业园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合作共建长三角硬科技孵化中心，联手孵化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硬科技产业。
行业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传统只提供资金支持的财务投资模式，已越来越难满足被投企业的长期发展需求。随着机构资源的增多，及被投企业数量和多元性日渐丰富，投后服务的广度不断拓宽。
清科研究中心总结了近年中国PE/VC机构投后服务的演变，认为1.0模式的特点是以日常监督管理为主，点状投后服务为辅；2.0模式的特点是以提供全生命周期或局部针对性服务为主，日常监督为辅；3.0模式的特点是在2.0基础上拓宽服务内容、加深服务力度，提供深度的、定制化服务。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投后服务3.0模式实现了投后服务从线到面的纵深发展，并列举高瓴“深度价值创造模式”（DVC，Deep Value Creation）作为典型代表。后者基于“帮助英雄人物成就大事”的定位打造了“高瓴DVC”模式，在组织人才服务、数字化升级、管家服务、终身学习平台、创新生态资源、海外并购/战略赋能、精益制造/供应链等方面提供支持。
投资机构在投后管理方面投入更多时间，从战略、财务、组织、数字化等多方面为企业提供支持。专业主动投后服务的意义不仅在于为被投企业发展提供助力，也是投资机构进行风险管理和价值创造的重要方式。
华平投资合伙人、北亚区首席财务官徐波提出，投资人应该用更广阔的视野看待投后赋能。对于整个基金运营而言，投后赋能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保值增值”，整个过程需要投资团队、投后团队的紧密协作。此处的增值可拆分为两个方面：被投企业业绩提升和退出倍数增加。
境内外IPO节奏放缓的背景下，VC/PE机构开始更多探索并购、S交易等多元化退出方式。该趋势也与投资机构对退出管理的重视度提高有关。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已登记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管理人约1.5万家，存续私募股权创投基金约5万只、基金规模约13.7万亿元。同期，私募基金累计投资未上市公司股权超过10万亿元。
汉能投资并购组指出，并购退出无论在牛熊市，均可提供相对稳定的收益率，尤其在市场环境较差时，更是可以成为IPO的有效替代。此外，从买方来看，2021年以来，上市公司公告设立产业基金的案例增多，这类多以实现产业链上下游协同整合、业务转型、结构升级等为目标。
当PE机构不再将IPO作为唯一或首要退出路径，中国的私募股权市场正在向更成熟的阶段迈进。除了上市、并购、回购、清算等传统方式外，S基金交易进入爆发前夜，不断拓宽着私募股权基金的退出渠道。
中国投资协会副会长、中国创投委会长沈志群认为，拓宽畅通的多元化的退出渠道，建立高效的多样化的退出方式，不仅有利于创投企业更加关注发现价值、创造价值、提升价值和实现价值，回归价值投资本源，而且也有利于更多地吸引社会资本、长期资本进入一级资本市场，缓解创投行业募资难题。
在国家的鼓励下，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正在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首先从顶层设计看，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数字经济发展目标并完善配套保障措施。《规划》提出，鼓励引导社会资本设立市场化运作的数字经济细分领域基金，支持符合条件的数字经济企业进入多层次资本市场进行融资，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产品和服务，加大对数字经济核心产业的支持力度。加强对各类资金的统筹引导，提升投资质量和效益。
再看近年各地的推进情况。据已披露信息，浙江、江苏、河南、福建、湖北等都已设立或提出设立省级数字经济政府引导基金。市级和区级层面，长江产业投资集团联合武汉产业基金与江汉区战略性新兴产业引导基金共同设立了武汉长江数字经济产业基金，该基金为湖北省内首支省、市、区三级联动数字经济产业投资基金；无锡经开区管委会发起设立了目标规模100亿元的尚贤湖数字经济母基金，基金聚焦以数字经济为主导方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投向高端芯片、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智能汽车、数字医疗等重点产业和关键领域。
华兴新经济基金合伙人、先进工业投资组负责人朱奕分析认为，中国的智能化将在未来十年迎来新高潮，智能技术在国民经济中的广泛应用将有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个结构性机会。
一方面，我们一步步从模拟世界走向了数字世界。如火如荼的数字化改造带来了海量数据，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快速发展让C端消费者和B端企业从线下走到线上并广泛连接。
另一方面，数据成为新信息时代的核心要素。随着技术突飞猛进地发展，不断增强的算力及人工智能技术使各方可以从处理、分析海量数据中创造价值。也就是说，企业能做的事情比以前多得多。
股权投资正在成为地方政府、科研院所、产业园区的重要抓手，其中不乏各类主体与PE/VC机构的合作。
对于地方政府和国资机构来说，“产业+基金+园区”的模式可用以解决引导基金和地方国资的分散式点状投资问题，将政策、资金、资源更高效的集聚在产业园区的物理载体中。
正如前述各方合力投早投小投科技部分提及，不仅是北京、上海、深圳等传统意义上的创投集聚区，近年苏州、无锡、西安等地都有PE/VC机构与地方政府或国资机构合作成立创新孵化中心的案例出现。从区域产业建设的角度，产业园区与VC机构合作可以理解为产业园区将产业招商与资本招商结合，以与产业基金合作的方式探索“投招联动”的探索。
另一大创新生力军是高校和科研院所。作为科研的重要阵地，近年来，清华、北大、中科院等高校和各大科研院所通过股权投资基金的方式支持科研成果的商业转化，实现技术、企业、市场以及金融资本等创新要素协同发力。
新的变化出现在高校发起母基金和高校与投资机构的深度合作。除直投基金，上海交大、北航院成立了股权投资母基金，以支持科技成果转化以及校友创业；高校和投资机构合作方面，浙江大学控股集团和中金公司共同发起了中金浙控传智科创基金，由中金私募和九智资本担任联合管理人。
(作者：赵娜 编辑：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