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助你认清世界——评石俊志的《称量货币时代》

文/赵津羽,张雪峰

交换，充斥着世界的每个角落。能量之间要交换，如动能转换成势能，热能转换成光能；要想获得更多的知识，就要用时间和努力去交换；想要一个大房子，就要用货币去交换。老板花钱雇佣员工，员工上班挣取工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换句话，交换是经济的本源亦不为过。

货币的出现

远古时代，人们以物易物，比如老张家养了一群羊，他却想吃鸡蛋，老李家有一群鸡，但他想喝羊奶，于是，老张用一头羊换回老李的两只鸡，两人皆大欢喜。但现实生活中，这样能直接满足愿望的交换毕竟不多见。为了交换方便，我们所熟知“度量衡”慢慢形成了，这就是交换的标准。人们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统一了“度量衡”，逐渐催生了一般等价物——货币的出现。

最初的货币形态是称量货币，主要有三个种类：布帛称量货币、麦谷称量货币和金属称量货币。称量的方式主要也有三种：度、量、衡。度被用来称量布帛货币；量被用来称量麦谷货币；衡被用来称量金属货币。

一般等价物商品转化为称量货币，首先需要在品类众多的商品中提炼出公众普遍认可的一种或几种特殊商品，使其在商品交换中发挥交换媒介的职能。但是，这一种或几种作为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要成为完整意义上的称量货币，需要加上另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需要有国家法定统一规范的称量标准。

最早的货币是称量货币。当称量标准在一定国度内被国家法律统一的时候，一般等价物商品就转化为称量货币。因此，最早的货币和最早的法律几乎同时产生，二位一体，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石俊志教授总能以犀利独到的眼光，简洁明了的笔法，通过货币将世界的本源呈现在读者面前。在他的书中，我们司空见惯的“度量衡”与货币、法制之间的关系，就是这样被揭示出来。

公元前2096年，苏美尔人建立的乌尔第三王朝统一了两河流域的度量衡。充当一般等价物的商品——大麦和白银——获得了国家法定统一的称量标准，成为人类最早的货币——称量货币。随后，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流域都进入漫长的称量货币时代。

金属称量货币的长期发展，产生出金属数量货币——钱币。最初的钱币是百姓自发制造的，目的是免去称量的繁琐，方便商品交换。钱币是货币家族中的一个最为重要的成员，它一出现，便成为世界货币史中的核心货币。

公元前9世纪，人类最早的钱币在黄河流域的晋国诞生，它是由以“寽”为单位的青铜称量货币转变为铲形农具形状的金属数量货币。随后，吕底亚王国的椭圆合金币、古印度的卡夏帕那方形银币、古希腊的德拉克马圆形银币、古罗马的阿斯圆形铜币，都是以标准重量的金属制成的钱币，并采用原重量单位名称作为这些钱币的货币名称。

我国不是出现称量货币最早的国家，却是出现金属数量货币最早的国家。

钱币出现后，古代国家将铸币权收归国有，垄断了钱币的铸造，从而使钱币的名义价值与金属币材价值发生了脱离，出现了金属货币信用化。实现金属货币信用化，需要具备四个条件：（1）钱币的诞生；（2）国家垄断钱币的铸造；（3）实币与虚币并行流通；（4）专门的货币法律的建立。实行金属货币信用化的方式主要有三种：（1）减少钱币的金属含量；（2）提高钱币的名义价值；（3）降低钱币的金属成色。

诚信和制度尤为关键

石俊志教授拥有经济学、法学、数学、历史学的博士学位，曾在银行、信托、基金等金融行业任职，任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主任、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有着丰富的理论实践经验。近年来，他在清华大学金融学院开设“世界古代货币史”的课程，《世界古代货币史》这本书就是他的讲义。其中虽然涉及深奥的金融理论、枯燥的历史考证、艰涩的古代法条，但大家写史，总能以宏大的历史视角，高屋建瓴、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然后以明白晓畅的朴实文风，深入浅出的大众化语言，将书斋中原来高雅严肃的学识，栩栩如生向读者展现出来。鉴往知来，返本开新，在带领我们穿越时空的同时，也把握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有助于我们认清货币法制对人类古代经济社会的影响及对中国当下的借鉴意义。

在古代中国，长期占据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主张轻利重义、德本财末的价值取向。汉朝不许商人穿丝衣，不许商人乘车，增加商税以打击羞辱商贾。明朝甚至规定商人不能参加科举，剥夺商人入仕的政治权利。这造成历史上国人向来羞于谈“钱”和“利”，“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君子不言利”。孔子在《论语》里更直接表述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有些学者比较中西方文化精神差异认为，中国文化道德和伦理发达，西方文化以宗教和制度见长。言外之意古代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东方亚细亚治水社会，其制度相对不发达。

然而现实却是，古代中国经济发达，在世界经济史中地位重要，特别是秦汉唐宋的一千多年里，长期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几乎找不到竞争对手，使得古代中国以此由衷产生“一览众山小”的豪情。中国有发达的社会制度体系，以至于唐宋被称为“律令社会”，有唐人“尚法”的说法。中国最早出现钱币，最早出现纸币，这是在当时国家制度推动下，社会信用在货币发展上的体现。

古代如此的经济政策和重农抑商的社会环境，却孕育了世界顶级的经济繁荣，其背后的推手是什么？如此发达的制度体系，却被发达的道德和伦理掩盖，这种悖论如何解释？中国古代庞大的经济规模，应有其独特的发展规律，古代中国应有属于自己的古典经济学家和经济学理论，它们不应该只散落在正史的食货志或货殖列传中。

石俊志教授在书中比较中外各国，认为源于两个原因：一是影响了整个民族行为准则的儒家思想，使古人严格践行了诚信礼让的精神；二是完备且保持连续的货币制度，有效支撑了中国古代经济的持续发展。诚信和制度，是商品经济不可或缺的根本因素，古代中国占得这两个优势，经济发展自然遥遥领先世界。

交叉学科助你认清经济社会运行

以史为鉴，察往知来，石俊志教授构建货币法制史学科的初衷，就是试图通过对东西方文明中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等深层次剖析，让读者通过纷繁芜杂的社会现象看清经济社会运行的本质。这是一个宏大的工程，因为货币法制史横跨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等专业，是一门交叉学科。

2012年5月，华南理工大学货币法制史研究中心正式揭牌，石俊志教授出任主任，至今已有10年，他先后出版了《半两钱制度研究》《五铢钱制度研究》《中国货币法制史概论》《中国铜钱法制史纲要》《中国货币法制史话》《中国古代货币法二十讲》《外国货币史二十讲》《货币的起源》《钱币的起源》《纸币的起源》《中国货币的起源》《称量货币时代》《金属货币信用化》等，主编出版了《外国货币史译丛》《处国货币简史》等著作，他带领的学术团队也出版或发表了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这些成果标志着中国货币法制史这一新的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学术界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也为我们透视人类古代社会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和方法。

期待石俊志教授和他的团队有更多的学术成果问世，期待货币法制史这一学科取得更大成就。

（作者张雪峰系广东省委党校文史部教授，赵津羽系广东省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