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负责任的企业行动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构

文/郭毅（北京工商大学国际经管学院教授）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以往我们谈企业社会责任，总是基于企业的视角，谈企业对社会的付出。今天我想换个视角，从社会的角度，从社会治理需求方面看企业，看企业的公民行动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和贡献。

持续三年的疫情，无疑是对国家公共治理能力的一次重大的考验。三年来，全国上下既要防范疫情的蔓延扩散，还要保障交通、通讯、物流、水电、医疗等公共基础服务的供给，维护社会生活的常态化运行。这绝对是一项系统性的工程，不是靠单方面的力量可以实现的，必须通过各类机构、各种组织，以及我们每个人的努力。我们看到，三年来，我国各级党委、政府职能部门、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公益组织、通讯新闻媒体，包括普通民众个人在此次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当中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用，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党的二十大关于“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基本含义。然而，我要着强调的是，在其中，源自于企业的力量在此次疫情防控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我们见证过“老乡鸡”艰难时期所展示的对员工的责任情怀，我们也被京东小哥全力抗疫保供的悲壮背影深深感动，这几天，京东又调集千名快递小哥进入北京，保障物流畅通。无论是这类物资供应保障，还是我们日常在线办公、教学，都可以看到我国各类企业在关键时刻的公民意识和责任担当。

事实上，所有这些案例都在提醒我们，必须重视企业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必须充分认识企业公民的力量。长期以来，政府被认为是公共服务和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主要提供者，12345，有事找政府。除了政府之外，各类社会组织、事业单位也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中被赋予了相应的社会治理职能。然而，源自于企业的力量，却往往容易被忽略。我们应该认识到，在长期的市场化、国际化进程中，我国的企业也实现了充分的社会发展，企业及其社会责任行动，应该，并且在事实上也已经成为了当前我国社会治理的一支重要力量。无论是国家电网公司这样分布在重点部门和关键领域的国有企业，还是美团、腾讯、滴滴、携程等深刻改变我们生活中衣、食、住、行方式的互联网平台型企业，以及致力于用自身产品和服务促进社会问题解决的民营企业，都在实际运营当中实现了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有效统一。

我们更应该认识到，相比于一些政府职能机构，企业甚至在某些社会治理领域更有优势。我们知道，企业的优势在于敏感的信息研判，快速的决策响应，以及专业高效的组织管理能力，这种能力源自于长期以来的市场磨练。然而，一旦这种能力由商业领域转向社会公共治理领域，往往能够表现出极高的运作效率，这是企业社会责任行动参与社会治理的突出特点。企业公民正与政府的公共管理职能一起，成为重要的社会治理力量。我们应该正确认知、激发、引领、规范这种力量，并将其纳入常态的社会治理体系当中。

那么，我国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主要来自于哪里呢？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来源：那就是，传统文化、行业技术、市场经济，以及公益慈善。

首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企业赋能。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担当，很大程度根源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当中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儒家文化中知识分子就有“自任天下之重”的使命意识，宋明理学的重要奠基人张载提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主张。古代社会精英分子的价值坐标，也在当代中国得到继承，获得了新的时代内涵，成为中国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精神动力。例如，徐福记将中华传统文化当中“仁”与“礼”的理念转化为企业以“尊重”为中心的企业文化，尊重自己，尊重合作伙伴，尊重不同的文化和思维方式，尊重未来和子孙后代。直销企业无限极，把中国传统思想当中的“义”“利”观念转化为“思利及人”的企业价值观，融入企业血脉，成为了指引企业行动的指南。

其次，企业还拥有技术行业赋能。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不仅使传统社会中的关系生态在互联网系统中得以再现，并极大扩展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维度与沟通的效率，而且通过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线上线下实现一体化融合。企业在实现自身的数字化转型过程当中，也将这种行业技术优势运用于社会价值创新。例如，联想集团经过九个月的研发，实现了国内首次将端到端解决方案应用于长江濒危江豚保护，将向长江保护区捐赠了集软硬件和运维服务为一体的智慧生态解决方案。这类企业既是现代信息技术应用的重要载体，同时也将行业发展与社会创新等要求纳入自身的社会责任目标，在信息获取、资源调集和组织协同等方面实现了参与社会治理的“技术行业赋能”。

再次，是市场经济赋能。这就需要我们理解什么是市场，人们在市场上所追求的东西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随着我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由物质文化需求转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市场”的内涵也在悄然发生变化。人们通过市场价格机制所追求的目标，也逐渐在“口腹之欲”的物质满足，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心智之养”等价值内涵。正如“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等生态环保理念正成为越来越多人的共识，养老、扶贫、助残、环保等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也逐渐植入了市场机制当中，成为人们市场需求的一部分。而企业在识别和适应这种市场需求的过程当中，同时也获取了自身的商业机会，通过政府购买服务、PPP等形式，实现了自身参与社会治理能力的“市场经济赋能”。

最后，当然是公益慈善赋能。尽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所面临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也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区别，但公益慈善行动从来都是企业主体参与社会问题解决的最直接方式。近年来，越来越多不同性质的企业，秉持不同的价值理念，通过成立企业基金会、公益慈善组织、或者以其它各类捐赠救助形式参与到扶贫助困、抗震救灾等各类社会问题的解决当中。例如，自2008年起，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聚焦先心病患儿救助工作，发起“真心为你” 先心病救治公益项目，截至目前已投入1200万元为600余名来自经济困难家庭0至14周岁的患儿提供手术资金支持。这类企业自身也在从事公益慈善活动过程当中，实现了准确把控、透明运营、规范管理等方面能力的不断提升，日益表现出精准、有序、高效、灵活的特质，实现了自身社会治理能力的“公益慈善赋能”。

对此，我们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也应该成为新时代构建社会治理共同体的重要治理能力来源。无论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仁”、“义”等价值理念，基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所确立的核心价值观，还是基于全球化进程中的可持续发展理念目标，中国企业从不缺乏社会价值情怀和责任担当精神。改革开放以来各个时期，我国各类企业总是能够不遗余力，尽己所能，充分彰显出与社会同呼吸共命运的责任意识和履责动力。

在理解上述这些企业履责意愿和履责能力的基础上，我们认为，构建让企业充分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环境，前提在于转变传统两个认知观念上的误区。

其一，我们要转变将企业视为单一商业组织的视角局限，充分认知和理解企业的社会属性。正如前面所说，我国的企业已经具备了充分的社会影响力和社会治理能力。我们应该认识到，作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企业并非只有单一的经济目标，并不只是“惟利是图”，企业还具有社会、政治、道德等多维属性和多元化的价值追求。正视企业社会属性，是引领企业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前提。

其二，我们还需要转变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单纯依靠于政府的错误观念。在信息传播加速、社会认知结构日益呈现扁平化、多元化时代，社会责任不只包括政府的公共管理责任，更应该回归于社会本身。包括个人、企业、社会组织、新闻媒体在内的各类机构并不缺乏履责的动机和能力。所需要的，是给予他们足够的信任，激发他们的活力，明确履责行动的边界范围，为他们创造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空间。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应该通过产权制度创新、社会性规制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等多种方式，有效激发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力，合理引领企业的社会责任行动，使之成为现代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贡献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贡献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本文根据作者在2022年中国企业公民论坛的演讲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