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杨伟民：未来五年要促进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消费是经济增长在需求端的关键点

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12月15日至16日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当前我国经济恢复的基础尚不牢固，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外部环境动荡不安，给我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加深。但要看到，我国经济韧性强、潜力大、活力足，各项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明年经济运行有望总体回升。要坚定做好经济工作的信心。

会议要求，2023年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加强各类政策协调配合，形成共促高质量发展合力。

近日，原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他强调，包括明年在内的未来五年，非常重要、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促进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近三年的增长是4.5%左右，这一增长，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是高的，但相对于我们的目标要求是低的。我们不能满足于仅是高于发达国家，还要力争高出一定的幅度。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保持增长快于发达国家一定幅度，才能在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方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谈及如何扩大内需，杨伟民认为，经济政策要更多聚焦既有利于扩大内需，又有利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

他还建议，目前，企业因一些不确定性而不敢干、不想闯、不愿投，有些干部因怕被问责而缺乏担当精神。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主体，推动经济重回合理区间，需要充分调动企业家和领导干部“两个关键少数”积极性，真干、敢干、干正确的事。

杨伟民。资料图

首要任务应该是力促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

《21世纪》：今年前三季度我国GDP增长3%，超预期形势变化下，你认为今年乃至明年的增长目标应如何完善与确立？针对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合理的增长目标如何规划？

杨伟民：今年一季度我国经济增长4.8%，二季度受疫情影响滑落到0.4%，三季度企稳回升至3.9%，前三季度经济增长3%，10月、11月主要指标又有所下行，全年增长将较大幅度滑出合理区间。

在这种形势下，明年的首要任务应该是力促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什么是合理区间？2019年我国经济增长6%，今年“两会”确定的目标是5.5%。我国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在5%-6%。当然，合理区间，不一定就是预期目标。还要从当前和长远两个角度综合考虑。

从当前看，目前的防疫措施已经优化，明年的经济活动将逐步回归正常，这是经济回到正常状态的必要条件。但是，疫情三年来，对经济内在机理的冲击不小、伤害不小，疫情结束不意味着经济自然而然就恢复常态了。需要力度较大的政策措施来修复受伤的经济肌体。所以，刚刚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了一系列有力度的政策措施。比如，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财政政策要加力提效，货币政策要精准有力，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支持平台企业大显身手，对不正确的议论必须态度鲜明“亮剑”，确保房地产市场平稳发展，等等。这些，都十分有利于重塑市场信心。信心不足是行动的大敌，当前的问题，说到底可以归结为市场信心不足。除了疫情带来的信心不足外，民企、外企、居民等主体，房地产、平台经济等领域都存在信心不足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的大政方针、总体要求、政策措施等，很大程度上是围绕着重塑市场信心展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及其明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等“两会”文件，为明年增长重回合理区间提供强大的思想动力和政策动力。

从长远来看，我们的目标是到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是衡量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去年我国人均GDP是1.2万美元，今后13年如果年均增长5%，2035年我国人均GDP将达到2.4万美元左右，加上价格和汇率因素后，可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考虑到经济增速会随着GDP基数增大而递减，我们应该争取前期高于5%。近三年的增长是4.5%左右，这一增长，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是高的，但相对于我们的目标要求是低的。我们不能满足于仅是高于发达国家，还要力争高出一定的幅度。我国还是发展中国家，我们必须保持增长快于发达国家一定幅度，才能在经济总量和人均GDP方面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总之，包括明年在内的未来五年，非常重要、非常艰巨的任务就是促进经济增长重回合理区间。

《21世纪》：未来五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开局起步的关键时期。增长速度过低对经济发展会带来哪些冲击？如何尽快扭转疫情对我国经济潜在增长率的影响，保障经济增长处在合理区间？

杨伟民：疫情冲击，对经济发展而言，虽然属于外在冲击，但三年持续下来会形成对经济肌体的内伤，损害经济发展后劲，伤害经济内在韧性。所以，在力促增长重回合理区间的同时，还要聚焦经济肌体的内伤综合施政。对此，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出了鲜明的态度和有力度的政策措施。除了经济政策和发展方向外，我觉得三个方面对今后的发展十分重要。

一是思想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并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要把思想统一到“两个任务”上来，把工作重心转到“两个任务”上来。要全面辩证认识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发展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只有数量，没有质量，不是高质量发展；只有质量，没有数量，也不是高质量发展。在推动高质量发展阶段，仍要使增长速度保持在合理区间，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此，认识也要统一。

二是工作方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六个统筹”，除了第一个统筹外，不仅是针对明年的，也是针对长远的。“六个统筹”属于方法论范畴。目标任务确定后，方式方法就起着决定性作用。近年来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些就是有关工作没有统筹好、方式方法不当带来的。如，去年一度出现的“拉闸限电”，就是没有统筹好碳达峰碳中和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三是积极性。党的二十大提出，要调动各方面积极性，激励干部敢于担当、积极作为。12月6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激发全社会干事创业活力，让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科学精准问责，为担当者担当。这些，都很有针对性。目前，企业因一些不确定性而不敢干、不想闯、不愿投，有些干部因怕被问责而缺乏担当精神。企业是经济发展的主体，政府是推动经济发展主体，推动经济重回合理区间，需要充分调动企业家和领导干部“两个关键少数”积极性，真干、敢干、干正确的事。

消费是明年以及未来经济增长在需求端的关键点

《21世纪》：近日，国家发改委对外印发《“十四五”扩大内需战略实施方案》，明确“十四五”时期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你看来，新时期扩大内需的方向具体应该是怎样的？

杨伟民：我国在2008年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实行了扩大内需政策，防止了经济的大起大落。经过一段时期后，扩大内需政策的边际效果递减，面临“三期叠加”的复杂局面，2015年党中央及时调整宏观政策主基调，从扩大内需转向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了增长企稳、结构优化、效率提升和总供求平衡。

党的二十大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没有再提“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而是提出“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意味着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宏观政策的总基调，是需求端的扩大内需和供给端的结构性改革的结合，不再是单纯扩大内需，也不是单纯的供给端的结构性改革。

经济政策要更多聚焦既利于扩大内需，又有利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结合点。比如，党的二十大提出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就是一个这样的结合点。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两大难题，一是户籍制度，二是住房制度。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其中的“租”，主要是针对农业转移人口和新毕业的大学生等非本地户籍人口。他们中的大多数，在超大特大城市、在一定时期，很难依靠自身的收入购房，只能先租房。

过去的政策主要是帮助有户籍的城镇居民购房，今后的政策，既要继续面向购房的刚需，也应面向租房的刚需。解决好3亿左右人口在非户籍地的居住问题，促进其在城市稳定就业、安心生活，本来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可以增加全社会总的劳动时间、延长人口红利期，也可以起到增加3亿人口一生的总收入，扩大3亿人口一生的总消费作用。

《21世纪》：我们关注到，消费在扩大内需中的作用被进一步强调。你如何看待这一重点？在扩大内需中，居民消费扩大要注意哪些问题？

杨伟民：疫情三年，受影响最大的是居民消费。今年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降至-11.1%，之后逐步恢复至8月的5.4%，9、10月再呈下降趋势，11月降至-5.9%。从包括居民服务消费在内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看，前三季度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同比增长只有1.5%。11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和金额分别降至-22.3%和-26.6%，若加上居民住房消费的大幅萎缩，居民总消费已大幅萎缩。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共同富裕，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最终要看居民消费的增长。居民消费增长，既是人民生活改善的标志，也是拉动经济增长的动力。当前的需求收缩主要是居民消费收缩，内需不足主要是居民消费不足。消费是明年以及未来经济增长在需求端的关键点。所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要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为此，要改变以扩大投资为主的扩大内需政策，转变为以扩大居民消费为主，实行给居民让利的金融政策、给居民减税降费的财税政策。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使居民收入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

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

《21世纪》：如何扭转企业家群体预期转弱等问题，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好的氛围、提升全社会的信心？

杨伟民：民营经济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支撑增长、吸纳就业、推动创新、增加税收、扩大出口等方面的作用越来大。党的二十大在重申“两个毫不动摇”的同时，首次提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这是再次宣告，民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主体，发展壮大民营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求，必须长期坚持。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提出要针对社会上对我们是否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不正确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毫不含糊。这是针对近年来出现的对我国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针对时不时冒出来的“民营经济离场论”“新公私合营”“共同富裕是杀富济贫”等不正确议论提出的。对那些不正确、容易影响民营经济预期的议论，必须亮明态度、敢于“亮剑”，表明中央鲜明的态度和敢于斗争的决心。

同时，从根本上、长远上，要从制度和法律上把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这些要求，意味着今后将逐步废除对民营经济不公平的有关文件，破除对民营经济的各种隐性壁垒。总之，这些要求落实下去，将会有力改善民营经济的预期，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

《21世纪》：在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过程中，政府和市场怎样各司其职？如何有针对性地支持国企、民企、外企的发展？

杨伟民：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修改了这一定义，改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基础性作用到决定性作用，两个字的修改，具有重大意义，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再认识，是告诉全党、各级政府、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要更多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市场的作用是配置资源，政府的作用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管理、保护环境。

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阶段，目标多元化了，不仅需要在经济发展中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在生态环境保护、碳达峰碳中和、共同富裕、安全生产，防范金融风险等领域，也需要正确处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比如，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更多依靠层层分解的能耗“双控”指标，还是更多发挥碳市场的激励作用，还原能源的商品属性，让能源价格发挥调节能源总供求的关系。在生态坏境保护中，是更多依靠行政性的关停企业、矿山、养猪场，还是更多发挥环境成本内化、排污权交易、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的作用。防范房地产风险，是更多依靠限购限价，还是更多依靠房地市场优胜劣汰的市场机制等等。

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重要的是把思想认识统一上来，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为重点，加快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