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主席蒋颖：现有税收规则与数字经济发展存在适配障碍，需用综合视角突破

南财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 吴立洋 上海报道

专业服务机构，既是市场动向的感知者与分析者，在纷繁复杂的市场信息中把握关键趋势，提供独到的观点与见解；也是市场运作的支撑者与协调者，发挥重要的职能服务作用，沟通联动市场不同环节。

在推动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外传递“中国声音“方面，专业服务机构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作为全球前列的审计、资讯服务机构，德勤对当前数字经济发展中的技术、税务等焦点问题又是如何理解的？

今年两会期间，长期致力于发挥专业服务机构在促进经济发展、推动国际交流的全国政协委员、德勤中国主席蒋颖接受了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以下简称南方财经）专访，并就当前业界关注的人工智能与平台税务征管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受访者供图

南方财经：数字经济高度依赖无形资产，产品和服务的界限模糊也使得收入的属性难以确定形成了税务征管环节规则缺位、法律适用结果不确定等问题对于平台经济领域的税收政策制定与规则建设，您有何建议？

蒋颖： 这些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现有税收规则的滞后性。

现有的税收规则大部分产生于传统的工业经济形态，显然已经很难跟上飞速发展的数字经济，因此造成了税收规则和经济现实之间的适配障碍。对于这些问题的解决，我认为很难找到一蹴而就或是一劳永逸的方案，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尝试寻找合适的应对之策。

首先，我想我们应该拥有积极的心态，直面这些问题的存在，努力加深对数字经济及其众多新兴业态的了解和研究，而不是放任这些问题的累积。

其次，我认为我们需要综合性的视角去研讨这些问题的解决。举例来说，蓬勃发展的平台经济也促进了灵活用工方式的兴起，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有个人所得税收入性质的界定，还包括劳动关系的认定，社会保险的缴纳等等，彼此之间互有关联，如果只是满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或许并不能充分有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

最后，我觉得我们还需要具备敢于改变，突破既有规则的勇气和智慧。比如，产品和服务界限的模糊化是目前产业发展的一大趋势，对需要区分产品和服务来进行不同的税务处理的制度来说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我们看到一些新近建立增值税制度的国家和地区开始采用单一税率的设置，即不区分产品或服务而适用同样的增值税税率，这一做法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税目区分的争议，具有明显的成本优势，为我们解决产品和服务的分类争议提供了启发。

再比如，平台经济的一端往往连接着海量的个人经营者，这种高度零散化的税源是传统意义上更习惯和企业而不是跟个人打交道的税务机关较难适应的。那么是否能够依托信息技术和平台主体来实现高效的征管呢？诚然，这些想法在目前还远远不足以形成比较完善的解决方案，但却是值得我们去大胆思考、努力探索的未来方向之一。

南方财经：人工智能是近期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 也被视为数字经济下一阶段科技革新的关键所在，您在工作生活中是否体验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变化？您觉得这些变化会对社会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

蒋颖：人工智能的发展对整个社会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在近几十年，随着全球科技的进步，以深度学习引发的第三次人工智能发展浪潮袭来。相比以往的两次，这一次的人工智能浪潮在社会经济发展和百姓安居乐业方面的渗透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前所未有”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全面性、高效性、人本性和两面性。

首先，人工智能发展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是全面的。

作为德勤中国掌门人，这一点我深有体会。由于德勤本身就是我国乃至全球人工智能转化应用的专业策源服务公司，因此人工智能已经体现在我们身边的各个方面，比如以往以人力为核心的低附加值、高重复性工作流程，在德勤已经基本被具有智能感知技术的自动化流程所取代。除此以外，我们也致力于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各项智能化的解决方案，包括运用智能算法来帮助零售业、制造业以及生命科学行业的客户挖掘业务潜力以及提升生产能力。

其次，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经济高效增长从量变向质变的突破。

纵观古今，每一次重大的科技突破对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红利都是时代性的变革。为此还专门诞生了一门研究技术驱动经济发展的研究学科——技术经济学。时至今日，我们清晰地看到，由创新和科技所引发的经济时代变革始终都围绕着“如何更加高效实现生产以满足人类社会发展需求”进行运作的。

如果说自动化时代是通过运用机器提升劳动力输出的效能，那么以人工智能为驱动的智能化时代就是通过运用机器提升了脑力输出的效能。知识和思想的变现已经不再是一个概念，作为以知识为服务价值的咨询公司，德勤更加深刻地认识这个道理。

再者，人工智能发展从始至终都坚持为人类社会发展而服务。

这种人本性也充分地在当前人工智能应用场景的设计和转化实践当中。比如，智能网联汽车的普及将人工智能作为服务驾驶人员的助手，力图使驾驶过程更加安全且具有高价值体验。再比如智能手机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通信工具，而成为了虚拟的个人管家，帮助人们完成各种工作和生活当中的琐事。

诸如此类的种种应用，正日益渗透在我们周围。未来，在以人工智能为驱动力之一的元宇宙加持下，人们将在打破时间和空间制约的虚拟空间获得更加多姿多彩和全感官沉浸的美妙体验。

最后，人工智能发展也是具有两面性的。

这是由于人工智能在发展当中，供给端和需求端的配比失衡所导致的。由于供给端主要瞄准的是通过科研手段不断地探索和实现人工智能的所有潜能，而需求端则更加关注以更高的性价比来将人工智能的适当能力变现。

显然，在供需平衡且互相融合的状态下，两者之间的发展是彼此有所制约的。一来供给端会通过研发来促进新场景的产生，而需求端会通过经营来使得价值最大化。但在很多情况下，两端失衡的情况更加常见。比如在官方的资源支持方面，重科研轻应用的情况；再比如同是人工智能研究，硬核科技（如算法、模型、数据等领域）的立项就要远容易于软科技（如转化、应用、经营）的立项。

这样的失衡，直接导致超出人们能够驾驭的极端前沿技术的出现。近期，ChatGPT的出现就具有类似性质。由此所导致的包括各种伦理问题，比如误导训练、赋权失衡和应用违规问题，以及商业化问题，比如过度智能问题。为了规避这种两面性，我们认为从政府的交付应当成立具有战略和发展视野的人工智能监管机构，其目的就是为了权衡两端的平衡。

综上，我们认为人工智能作为一种前沿科技，在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一定会成为明星般的存在，但是需要有效权衡。我们希望人工智能的发展能够在多元化角色的共同参与下，实现可持续赋能广泛产业的良好环境。

南方财经：我们注意到，本次全国两会您带来了《关于鼓励支持专业服务机构以“民间外交”讲好中国故事的提案》，您觉得专业服务机构可以在哪些方面发挥“民间外交“的作用？

蒋颖：首先是稳预期。国际专业服务机构与官方传播的叙事角度和针对性不同，建议主管部门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借助专业服务机构的沟通平台，如全球管理层知识分享、企业高管政策宣讲会、专业机构研究报告发布活动等，提升外界对中国发展的积极预期。

其次是稳投资。国际专业服务机构的优势是担当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可实操的解决方案。建议各级政府定期与专业服务机构进行多层次交流，借助专业团队引导外企理解中国市场优势和趋势，辨识商机，同时为提升当地营商环境出谋划策。

最后是稳人才。专业服务机构可以在吸引海外高端人才、培养本土国际化专业人才两方面同时有所作为。通过把握外籍人才管理政策的新机遇、着力提升国际化人才的工作体验，可以润物无声地将这些人才转化为民间外交使者。建议政府鼓励人才管理部门与专业机构合作，调研分析紧缺人才供需缺口，系统了解国际高端人才诉求，优化新形势下的引才、留才政策。

此外，政府邀请专业服务机构深入参与的国际议题还可包括全球会计准则和国际税制的变化、网络数据安全治理、低碳与可持续发展等，以专业客观的中国声音，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增强中国信心，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