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市民金融服务探索一周年 如何再上新台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唐婧 北京报道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深入推进，约有3亿农村人口通过就业、就学等方式转入城镇，融入当地，成为新市民。这一群体是城市建设的生力军，规模庞大，潜在的金融服务需求空间广阔。

因此，做好新市民金融服务，成为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环。2022年3月4日，中国银保监会、人民银行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鼓励引导银行保险机构高质量扩大新市民金融供给，提升均等性和便利度。

时至今日，《通知》落地整一年。这一年里，金融机构不断提升新市民差异化金融服务精准度，推出了系列创新性金融产品。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末，银行保险机构推出新市民专项信贷产品2244个，信贷余额1.35万亿元，专项保险产品1001个，新市民金融服务可得性不断提高，保险保障覆盖面进一步扩大。在外部环境严峻复杂和国内疫情多点散发的2022年，取得这一成绩殊为不易。

长期以来，新市民由于缺乏个人信用信息、有效抵押物等，使其通常难以被银行等传统金融机构覆盖，存在金融服务空白或提升空间。“弱资质”与“强需求”之间的不匹配，一定程度上仍是新市民金融服务的核心矛盾所在。

如何破题？在新市民准确获客、精准识别和风险防控等方面，银行保险业机构还有多长的路要走？

亮点：数据共享破题风控 产品创新多点开花

历经一年探索，针对新市民的信用数据缺失问题，政银联动数据共享被视为打破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抓手。

据了解，多个地方政府已着手推出政务数据和金融机构的对接平台，多地银保监局也正在积极联合地方政府部门探索构建新市民身份识别和信用评价体系，努力解决新市民征信、社保、纳税、公积金等历史数据积累少、评价难等问题。目前，有15个省（区、市）正在探索建立新市民大数据平台。

比如，北京银保监局联动北京市8个政府部门，建立全国首个省级“北京金融综合服务网”，汇聚公积金、民政、社保、医保、不动产等信息数据，实现监管数据与政务数据共享；浙江银保监局牵头搭建了“浙江省金融综合服务平台”，打通了57个政府部门公用数据，建成全国首个专供金融行业使用的“金融专题库”；广东银保监局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嵌入“粤省事”移动政务数据服务平台。

但银政数据共享也并非一路坦途。“新市民的很多数据其实在政府部门，但也受限于政府的数据基础设施，很多政府内部数据其实都没有进行标准化，很难对外输出，这是新市民金融服务的一大难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金融科技研究室主任尹振涛在2022年9月由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腾讯安全主办的“金融服务新市民，如何克服风控难关”研讨会上表示。

此外，数据的共享或许还需再进一步。一地方城商行人士提出，除了政银合作之外还可以考虑强化银企和银村合作，充分聚焦新市民群体的户籍、乡村及就业企业。例如加快推动农村地区整村授信工作，提高来自农村的新市民授信覆盖率，也可以开展职工团体授信合作，引入新评估形式作为风险补充。鼓励银行机构对部分优质村落和企业试点运行，逐步建立村组主导、银行推动、新市民参与的有效联动机制。

至于针对征信白户的新市民群体的金融服务，可以考虑通过丰富征信替代数据，用合理合规的方法将新市民等信用白户纳入征信体系。

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之下实现银政企等数据的互联互通，是新市民金融服务破题的关键。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近日亦表示，银保监会将指导派出机构进一步建立健全与地方政府常态化工作协调机制，推动新市民公共信息与金融信息共享整合应用，完善新市民信用体系。

关于下一步推动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该负责人透露，接下来要“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内部绩效考评机制，贴近新市民群体需求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积极构建新市民金融服务长效机制”。

实际上，如果把“新市民”这个群体按照生命周期来划分，金融服务应贯穿新市民的整个生命周期，从最前端的到城市找工作，到生活消费，再到结婚生子，以及未来孩子的教育和医疗保险，相关金融产品和服务创新都大有可为。

过去一年里，新市民金融服务在住房安居等多领域均都取得了创新突破。住房安居方面，如陕西银保监局指导银行推出“农民安家贷”“新市民安居贷”等产品，全年发放新市民安居贷款64.76亿元；创业就业方面，2022年全国共推出专属信贷产品621个、年末贷款余额2225亿元，专属保险产品467个、服务新市民4424万人次；教育培训方面，如青岛银保监局指导银行机构全年累计为新市民子女提供国家助学贷款1.3亿元，为新市民教育培训机构提供信贷支持3.4亿元；健康保障方面，2022年全国共推出专属保险产品276个；养老保障方面，如重庆银保监局支持推广灵活就业人员专属商业养老保险，2022年末累计投保1.48万人，新市民群体参保占比71%。

在监管机构引领和配套政策支持下，银行保险机构正积极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在重点领域“量体裁衣”，抢滩新市民这一蓝海。

难题：统计口径模糊 风控成本高、难度大

不过，服务好3亿新市民非一日之功。监管部门和行业主体都需要在探索中不断前进，“摸着石头过河”，问题难免。

一地方城商行人士透露，推进新市民金融服务的一大难点在于缺乏明确的统计口径，尽管新市民的定义给了分类，但新市民群体动态变化，目前各级监管机构均未对新市民明确具体统计口径。

另一地方城商行人士则表示，缺乏明确的统计口径对准确获客有影响，而难以准确获客又会消耗营销成本和人力成本。

上述人士直言，“新市民是一个比较笼统的概念，统计口径也不是很明晰，新市民金融服务的对象和其他金融服务也会有重合。我们曾派客户经理到支行网点附近的建材城、农贸市场、服装批发市场摊位上挨个推广我们专属的新市民贷款产品，但对方经常表示不需要贷款或者使用了别的贷款。另外，新市民群体中也有部分群体的金融资质较好，也可以使用其他额度更高、利率更低的产品。”

一位资深银行业观察人士认为，“新市民”是一个很好的概念，能够让大家认识到这一群体有很大的金融需求，但这个标签不够细分，在实务中新市民金融产品和其他产品很容易出现重合，不同的部门也会有职能交叉。实践当中，未来可能还需要对广义的新市民进行进一步分类，细分成毕业生、小微企业主等小类，可能会更便于银行开展业务。

事实上，新市民群体对这一新概念的认知亦需强化。2022年8月29日-9月5日，由21世纪经济报道联合腾讯安全发起的关于新市民金融服务调查问卷结果显示，仅有23.6%的受访者表示了解新市民这一概念，66.3%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但有兴趣了解，还有10.1%的受访者表示不了解、也没兴趣了解新市民概念。

缺乏明确的统计口径之外，新市民金融服务的第二个难点在于精准识别。从银行一线的反馈来看，新市民群体有高净值人群，但更多是长尾客户，分布行业种类多，就业企业规模小且分布广泛，新市民与雇佣平台大多建立临时性合作关系，工作场所和时间存在不确定性，流动性较大，金融机构无法及时掌握最新动态，增加客群精准识别难度。受以上因素影响，金融机构的内部系统无法对该部分客群建立标签，无法精准识别并为其提供定向精准服务，影响专属权益和特色产品的推荐，以及金融知识宣传等工作的效率效果。

第三个难点依然是风险防控。新市民群体中很大一部分具有工作稳定性差、无居住房产、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劳动报酬大多非工资化，社会福利保障方面不够充分，该群体违约成本相对较低但违约率相对较高，这些特点导致该类客群无法充分享受银行的产品和服务，尤其是在办理贷款业务时额度等方面可能存在一定限制。且一旦发生违约，银行难以采取有效措施和风险缓释手段来挽回损失，针对该类客群的整体风险防控存在难度。

就如何让新市民金融服务更精准、更普惠，有资深银行从业人士提出了三点建议：一是建议监管机构进一步明确新市民数据统计口径，在地区性范围形成统一统计标准。整合新市民相关信息数据，在合法合规的前提下，对金融机构开放部分数据查询功能，以便金融机构精准定义新市民客群，有针对性地提供服务和权益宣传。

二是完善新市民各类社会福利保障，通过差异化财政补贴政策，鼓励银行支持新市民金融服务。在创业就业贷款财政贴息的基础上增加针对该类客户群体的住房贷款、消费贷款财政贴息，通过财政贴息方式，分担新市民贷款利息，让银行在保证风险和收益的前提下，也让新市民享受到更优惠的贷款利率。

三是政府介入，引入具有国有背景担保公司，对银行向新市民发放的创业就业及消费贷款提供担保，共同分担风险。

建议：构建多层次新市民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银保监会相关负责人也坦言，尽管新市民金融服务工作取得了阶段性进展，但目前仍处于探索实践阶段，还存在一些问题和短板。

一是银行保险机构对新市民群体的特征研究不够，新市民数据和信息的整合力度仍需加大，为新市民产品和服务创新提供基础性支撑不足。

二是新市民群体的就业范围覆盖行业较多，身份背景、学历层次、年龄阶段差异较大，银行保险机构服务新市民的精准性、可得性、便利性需进一步提高。

“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水平既要从供给侧发力，也要从需求侧发力。一方面，供给侧需要提升金融机构方对新市民群体的风险识别能力、获客能力、产品开发能力、运营能力和服务质效；另一方面，需求侧需要提升新市民的金融素养，提升其购买适合金融产品及服务的能力。”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曾刚就下一步如何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质效建言献策。

在曾刚看来，从长远看，为新市民提供更高质量的普惠金融服务，不仅是金融机构一方的使命，更重要的是要构建多层次新市民普惠金融生态体系。

首先，需构建和完善新市民信用体系，完善相关金融配套。例如，在新市民信贷服务中，基于其成员多、工作范围广、地址变动多等特点，政府相关部门、征信机构、金融机构可共建以场景为核心的征信数据体系。政府从“商户”和“客户”双视角，基于场景消费归集多维数据；征信机构刻画更为全面的用户“信用画像”，丰富标签数据；金融机构从前后地址、工作及居住时长等特殊视角进行风险评判，匹配客户身份信息的交叉认证，可帮助无法提供固定工作、收入证明的“白户新市民”完成授信，实现消费型融资需求。

其次，金融机构应履行社会责任，苦练内功，提升数字化能力，为更广泛的新市民提供更高品质的服务。以服务形式为例，应充分考虑新市民时间碎片化需求，提供7*24小时线上服务平台，加强对新市民群体的人工服务、远程服务及AI智能服务；应考虑部分新市民对智能终端的使用技能较弱，提供界面更清晰、操作流程更简洁、操作更方便的互动式服务。

再次，互联网平台、金融科技、增信等助贷机构需进一步降本增效，与金融机构形成更紧密的普惠金融服务共同体。在合法合规前提下，互联网平台拥有完善的新市民行为数据，可发挥行为数据优势赋能金融决策；金融科技企业具备专业的大数据模型与AI技术；保险、融资担保等增信主体则能有效帮助金融机构分担或缓释相对较高的新市民金融风险。多方协同，优势互补，共同构建多层次的新市民普惠金融供给体系。

最后，由于新市民防骗和抵御金融风险能力不足，金融机构一方面应做好新市民客户投资适当性、杠杆能力与空间的审核测算，提供更“适合”的金融服务；另一方面也要以知识赋能新市民，面向该群体开展金融科普，赋能该群体识别与防范金融诈骗的能力，加强新市民金融意识的服务工作。

尹振涛亦指出，《通知》明确加强新市民金融服务旨在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并特别强调了新市民金融服务对创业、就业领域的支持，以及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呼应的作用。这也意味着，银行业保险业机构践行新市民金融服务相关的指导意见，也具有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服务国家城镇化战略的公益属性。从这个角度来讲，来自政府的支持以及相关的政策配套对于提升新市民金融服务质效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