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要从“限制性保护”,到引导“健康网络参与”,再到“网络正向赋能”,积极建设未成年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网络共同体。
南财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 蔡姝越 上海报道
自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关于进一步严格管理 切实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的通知》印发以来,对未成年人的游戏时长和游戏行为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和限制。
中国音数协游戏工委发布的《2022年游戏产业报告》中指出,未成年人游戏防沉迷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数据显示,批准运营的游戏已实现100%接入防沉迷实名认证系统,游戏适龄提示团体标准也已覆盖头部肩部游戏企业95%的在运营产品,超过80%的家长和90%的未成年人认可现阶段防沉迷成效。
新规的出台,尽管对未成年人的游玩时间和游玩行为提出了更加严格的要求,但未成年人使用监护人或其它成年人的账号绕过防沉迷系统,在游戏中大额充值以及后续的退款纠纷,依旧是推进网络游戏未成年人保护过程中的一道难题。
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郭媛媛带来了《关于“堵疏结合”实施好〈未成年人保护法〉的提案》。她认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未成年人保护法》实施以来,在执行层面突出存在着重“堵”轻“疏”的取向。处置未成年人网络沉迷问题,主要强化了限制性的硬性、即时性保护,缺少如以网络素养教育赋能等软性和长期可用措施、手段,导致正面疏导的有效措施不足,利用互联网助力青少年成长成才的正向引导不够。
在郭媛媛的提案中,“堵疏结合”是出镜率最高的关键词,她建议,围绕“堵疏结合”的思路,建设社会综合协同体系、健康教育生态环境、未成年人网络素养联动培育体系以及政府监管惩治体系。
近日,南财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专访了这位全国政协委员,就目前的未成年人游戏防沉迷工作还存在着哪些现实的难点,对于未成年人的游戏行为是否应采取“一刀切”的做法以及在防止未成年人沉迷于网络游戏的过程中,作为第一监护人的家长有哪些应尽的义务等问题展开讨论。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郭媛媛 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对话全文。
《21世纪》:“830”新规施行后,对未成年人用户的游玩时间和充值行为做出了更为严格且明确的限制,但未成年人沉迷游戏、大额充值以及退款纠纷的事件仍时有发生。您认为目前我国未成年人游戏防沉迷工作中还存在着哪些亟待克服的难点?
郭媛媛:有关未成年人的网络游戏防沉迷工作,背后要解决的问题将会牵涉到家庭、学校等社会化主体,也会一定程度影响社会发展的进程。因此,相应出台的规定就需要具备即时性,能够高效、切实地解决问题。
但在相关规定执行的过程中,有一个不可忽略的背景,即目前我们所处的技术环境已经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深度融合。网络游戏在其中作为娱乐的载体,对于未成年人而言获取难度低,加之未成年人本身自控能力相较于成年人较弱,因此在网游对于这个群体的吸引力是很强大的。未成年人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大多也不会意识到过度沉迷可能会对他的未来发展产生怎样的影响。
因此,在网游防沉迷规定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必然会与未成年人缺乏自律意识的行为产生冲突,比如有些孩子会借用爷爷奶奶的身份甚至人脸信息去避开防沉迷机制的检测。因此,仅是出台硬性的管理政策,也会在未成年人群体中产生不能接受的声音。
针对目前的网游防沉迷工作,我认为除了在确立相关法律法规外,仍需要进一步建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系统性工程。当互联网产品与服务逐步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密不可分时,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如何教育孩子妥善运用数字化产品、在实际应用中如何规范孩子的行为,以及如何与新技术互相配合来教育孩子等问题。这就要求我们进一步去搭建更加综合的未成年人保护生态体系,以更全面地提高孩子的媒介素养,逐步培育孩子的自律自觉意识。
《21世纪》:有观点认为,应全面禁止未成年人游玩网络游戏,对此您怎么看?
郭媛媛:目前社会中对于网络游戏的整体印象仍趋于负面,认为网游大量占据了孩子们成长和学习的时间,因此社会各界,包括家长、专家、学者等,会对未成年人沉迷于游玩网络游戏的现象不可避免地感到焦虑和担忧。
作为一名学者,我可以理解以上担忧的声音,但我也认为,目前游戏所扮演的角色不仅仅是一个吸引人沉迷其中的娱乐产品,运用得当,也可成为教育的工具。
除了网络游戏,目前游戏产业中正在加强功能性游戏的建设。所谓功能性游戏,是将教育功能置入游戏的生态,包括行为素养、社会能力以及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培育,通过设置相应的规则,让孩子在特定的场景中进行体验或角色扮演,最终实现教育的功能。对于孩子而言,通过游戏去学习,也是一个令其喜闻乐见的形式。
《21世纪》:在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过程中,您认为作为第一监护人的家长应尽到哪些义务?
郭媛媛:作为肩负未成年人教育义务的家长,首先需要在日常生活中以身作则。事实上,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未来发展有着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孩子的言行规范大多是在日常生活中塑造的。家长对于孩子而言,将是其步入社会前的第一位榜样和模仿对象,因此家长须规范自身在使用电子设备时的行为,为孩子做好正面的引导。
另一方面,作为监护人的家长也应该给予孩子更多的现实陪伴。更多的来自父母的陪伴时间,意味着可以替代更多孩子因为无人陪伴而去游戏中消磨的时间,也意味着父母与孩子有着更多直接沟通的机会。来自真实空间的交流和陪伴,可以强化父母与孩子之间的情感纽带,这也是很多沉迷于虚拟世界的孩子与父母之间的沟通缺失的部分。
具体到陪伴方式上,我认为家长可以选择线上与线下结合的方式。可以在平时与孩子一起参加登山、踢球等户外活动,也可以一起游玩题材友好、适合亲子间互动的游戏。
家长规范未成年人使用网络的行为时,同时也应该遵循“堵疏结合”的原则。如果只是一味强硬地禁止未成年人玩游戏,在收获反效果的同时,可能也会加深孩子与父母之间的隔阂。父母应对孩子进行正面疏导,寓教于乐,引导其利用互联网成长成才。
《21世纪》:在很多沉迷于网络游戏的孩子背后,往往是一对因忙于工作而疏于与孩子沟通的父母。您认为社会各界应如何帮助这一类家长树立正确的监督孩子使用网络的意识?
郭媛媛:当前阶段,我们需要建立一个从政府到产业,以及社会机构、学校和家长的联动体系。
学校方面,应做好在未成年人网络素养教育中的主阵地作用,夯实义务教育在其中的责任担当,切实落实教育部在2022年4月颁布的义务教育新课标中“信息科技”课程,强化未成年人有关信息素养教育、网络安全教育等的内容教学和素质培育。
在学校和家长教育的联动上,双方应形成良好的配合。这就要求学校不仅需要关注孩子在课堂中的表现,在课后时间的线上或线下场景中,也应该与家长形成联动,互相配合,进一步细化和分解孩子的教育任务。但这不意味着家长的责任在这一过程中都要推给学校,在课外时间中,家长仍然肩负教育未成年人的主要责任。
企业责任方面,我认为应加快建立相关行业标准,对教育类互联网数字产品加以扶持。优化面向未成年人的产品结构,鼓励互联网平台加大对有利于青少年成长的功能性产品研发,同时鼓励企业提供优质数字内容、数字产品,不断完善青少年模式内容池。建立互联网线上与科普教育线下互动沉浸的教育场景,研发益智、陪伴、成长类功能性游戏,助力青少年核心素养和向上向善价值观的培育、养成。
《21世纪》:当下的未成年人出生在一个数字经济飞速发展的时代。在各项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您认为未成年人网络工作未来应重点关注哪些方面?
郭媛媛:在新技术、新媒体不断涌现的当下,我们无法遏制新趋势的发展,相应的监管体系也应做到与时俱进、人机协同。
我认为,新技术的运用也将推进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未来发展。互联网监管部门可推动建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负面清单,加大政府对监管之外的灰黑产打击力度,建立互联网平台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与发展重大事件强制披露制度,保证社会对相关平台的监督常态化开展。
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工作,要从“限制性保护”,到引导“健康网络参与”,再到“网络正向赋能”,积极建设未成年人与社会良性互动的网络共同体。
统筹:王俊
(作者:蔡姝越 编辑: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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