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全国政协委员商文江：破解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 提升普惠性人力资本

南财集团全国两会报道组记者 王峰 北京报道  过去一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22年城镇新增就业1206万人，年末城镇调查失业率降到5.5%。

针对就业压力凸显，五年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把稳就业作为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的关键指标。着力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支持力度。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今年要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

如何理解当前就业形势和就业政策目标，如何开拓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吸纳就业空间，促进市场化社会化就业？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政法大学商学院院长商文江。

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就业难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左右，城镇调查失业率5.5%左右。这个目标反映了今年怎样的就业形势？

商文江：确立这样的就业目标，首先是政策延续性的一种体现。2022年，新增就业年初目标为1100万人以上，实际新增1206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年初目标为控制在5.5%以内，实际年末也降至5.5%。2023年，新一届政府要在就业工作上较上年取得进步，两个指标至少不能低于上年的实际水平。其次，2022年，城镇就业人员总数为45931万，较上年减少842万，为近十几年来首次出现。由此推算，过去一年约有2000万人退出了城镇劳动力市场，反映出人口老龄化对于城镇劳动力供给的影响在进一步加大。与此同时，考虑到城镇退出劳动力大多从事制造、建筑等体力劳动属性强的企业一线岗位，而作为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主体的高校毕业生往往更青睐管理类、技术类等非体力劳动的岗位，未来城镇劳动力供需结构冲突压力也将进一步加大。

（全国政协委员商文江 受访者供图）

《21世纪》：当前为什么要高度重视高校毕业生就业？

商文江：高校毕业生就业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既有紧迫性、艰巨性，又有复杂性和长期性，需作为一项长期战略性任务来抓。青年就业问题是个世界性难题。青年人属于新成长劳动力，不仅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相对较弱，而且就业主要依靠新增岗位吸纳。如果经济增长乏力，新就业岗位创造能力不足，跟不上新劳动力成长速度，青年就业问题就会凸显。

我国青年就业形势尤为严峻。从趋势来看，自2018年开始进行城镇失业调查统计以来，我国城镇青年失业率呈持续上升态势，而整体就业形势尽管受到疫情影响，但总体仍保持基本稳定。高校毕业生就业难是我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主因。在我国，高校毕业生已是青年劳动力的主体，青年就业问题根本在于大学生就业难。过去三年，我国有超过2800万高校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占同期城镇新成长劳动力供给的三分之二左右。

《21世纪》：为什么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现象比较突出？

商文江：结构性因素是我国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的主要原因。一方面，高校毕业生受新冠疫情影响，就业选择越来越求稳求优，导致“缓就业”“慢就业”和“不就业”现象普遍出现。调查显示，50%以上的高校毕业生倾向于选择体制内就业。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培养结构调整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变化不同步，导致高校毕业生结构性失业问题严重。据有关部门测算，到2025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缺口接近3000万人。此外，随着技术结构变化，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下降，制造、建筑等支柱性行业就业创造和就业能力不断减弱。

根本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要引导毕业生转变择业观念，要加快高校培养结构调整，还要注重培育就业吸纳能力强的行业。然而，上述治本的各项举措从出台、落实到见效都需要较长时间，而我国破解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问题已刻不容缓。根据高等教育统计数据测算，未来3年，我国将至少有3000万高校应届毕业生进入就业市场。在此背景下，破解大学生就业难不仅必须标本兼治，而且应把治标置于更为优先的地位。

形成我国劳动力市场“蓄水池”

《21世纪》：广大民营企业是就业主力军，应该怎样加强扶持纾困，稳住就业主阵地？

商文江：对于这个问题，大家其实一直都有非常清晰的共识，只是更好落实相关政策还有空间。“稳住中小企业”不能停留在口头，而是要落实到实际行动。一是要进一步改善社会舆论环境，千方百计增强中小企业主的信心。二是要进一步改善国内营商环境，打破制约中小企业进入国内市场、获取资源特别是金融、土地、矿产等资源的各种“卷帘门”“玻璃门”。三是要进一步改善国际贸易环境，让中小企业能够继续低成本地进入国际市场获得境外订单、技术和资源。

《21世纪》：国有企业在吸纳新增就业方面有何潜力？

商文江：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吸纳潜能，可有效化解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难题。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作为吸纳新成长劳动力的传统主力，民营企业创造新岗位能力下降。相比之下，国有企业在吸纳新增就业方面潜力还远未得到充分发挥。2021年，我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企业）资产总额超过300万亿元，占全部企业总资产的比重超过50%；吸纳就业人口5600万人左右，仅占全部非农业部门就业人口的12%。因此，应鼓励国有企业统筹人才需求计划，深入挖掘岗位潜力，加强职业培训能力建设，深化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合作。未来5年，国企要结合产业特点开发更多高质量就业岗位，拓宽招收高校毕业生的专业范围，每年新增就业岗位200万个左右用于招聘高校毕业生。

发挥国有企业就业吸纳潜能，有助于化解劳动力市场就业结构性矛盾。通过增加政策性岗位供给，按照市场需求广泛开展社会化在职技能培训，促进普惠性人力资本提升，形成我国劳动力市场“蓄水池”。在未来经济恢复增长和基本面向好的时期，将这一部分经过培训锻炼的劳动力释放到市场，可以有效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化解高等教育培养结构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结构不匹配的矛盾。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促进平台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发挥其带动就业创业、拓展消费市场、创新生产模式等作用。平台经济带动了大量灵活就业，但如何加强灵活就业劳动者合法权益？

商文江：得益于进入门槛低，灵活就业在困难群体和高校毕业生就业托底作用上表现明显。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调查结果显示，毕业三年内的大学生采取灵活就业方式就业的占比超过五分之一。当前，就业市场面临结构性和总量性双重压力，有必要进一步发挥灵活就业的托底作用。

然而，由于缺乏正规劳动关系约束，灵活就业者特别是被动性灵活就业人员就业质量不高。目前来看，提高灵活就业者的就业质量要做好三方面工作。

一是制定灵活就业岗位的劳动定额标准。面对劳动分工精细化提出的精细化管理要求，要基于劳动关系碎片化理念，本着权责对等、度量精准的原则，从最长劳动时间、最高劳动强度等方面确立灵活雇佣的劳动管理标准。

二是制定灵活就业最低劳动报酬标准。现在虽然针对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有最低小时工资规定，但非全日制就业劳动者与灵活就业者并不等同，可考虑将最低小时工资制适用范围扩大到所有灵活就业者。与此同时，应制定最低小时工资浮动系数最低标准，建议不低于0.5。

三是将灵活就业者全面纳入社会保障。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人户分离的参保和转移办法，切实做到“钱随人走”。另一方面，根据劳动所得按一定比例为低收入灵活就业群体发放社会保障补贴，存入个人社保账户，在鼓励困难群体积极就业的同时，切实提高社会保障的覆盖水平和保障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