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普华永道中国税务部主管合伙人黄佳：新形势下企业商业逻辑改变，重视供应链韧性和安全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何柳颖报道

近三年，伴随着新冠疫情、俄乌冲突等“黑天鹅”事件的发生，全球不确定性高企。

在不确定性环境中，企业最担忧的是什么？对于短期发展以及长远发展，企业有何考量？围绕这些问题，普华永道在博鳌亚洲论坛2023年年会期间发布了《第26期全球CEO调研中国报告》（下称“报告”），报告对全球105个国家和地区的4410名CEO展开调研，包括198名中国CEO，其中158名来自中国内地，40名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

报告显示，全球CEO对于未来12个月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忧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持悲观态度者升至73%。不过，中国内地CEO远比全球同行乐观，有42%的受访中国内地CEO对未来一年全球经济增长有信心。

普华永道中国税务部主管合伙人黄佳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强调：“在新形势下，企业的商业逻辑发生了变化。过往的商业逻辑追求股东和利润最大化，如今安全性已经变得与股东和利润最大化同等重要。”

黄佳表示，当前的极端气候、地缘政治、科技变革等因素带来的变化，都迫使企业必须重视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不过，压力之下，中国企业面临的积极因素也很多，“包括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以及我国供应链的完整度、消费市场的复苏等等”。 

(普华永道中国税务部主管合伙人黄佳)

安全成企业“头等大事”

《21世纪》：根据普华永道的调查与观察，过去三年的“黑天鹅”事件对大中小企业产生了哪些影响？

黄佳：影响是巨大的。首先，在供应链上，货物流通难以保障，交付失败还会带来失去客户的风险。其次，财务风险，部分企业并没有足够的资金预算与流动性去应对各种不确定性。在这个过程中，人员稳定也会受到影响。

企业如今面临的问题在于，在不确定性中，究竟需要达到什么程度才算真正的供应安全？在现金流、人员储备等方面，企业又应该预备多大的缓冲空间才能保持经营稳健？同时，科技层面也带来了挑战，比如近日的ChapGpt热潮，于企业究竟是机遇还是威胁？这尚未有定论。

但积极因素依然存在。今年来看，疫情防控措施的调整、消费市场的复苏是一个很明显的积极因素，特别是受疫情影响特别严重的行业，比如酒店、旅游等消费行业，当然这些细分行业的复苏程度会有具体差异。总体而言，如今大多企业处于一种信心和不确定性（或者说生存危机感）相互交织的状态。

《21世纪》：不确定形势中，企业主动或被动地作出了哪些调整？

黄佳：我认为，在新形势下，企业的商业逻辑发生了变化。过往的商业逻辑追求股东和利润最大化，如今（供应、经营）安全已经变得与股东和利润最大化同等重要。

以前企业会侧重于极致地利用供应链，将成本降至最低，但在极端情况下，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成本是最高的。比如以前的一些“用电大户”会将工厂集中布局在西南地区，因为当地水电充沛、电价便宜。但2022年，西南地区遭遇干旱，企业经营成本反而大幅提高。

这是极端气候的一个例子，其实还包括地缘政治、科技变革等因素带来的变化，都迫使企业考虑安全的重要性。

《21世纪》：普华永道最新一期全球CEO调研报告显示，25%的全球企业表示已经实现了气候友好型新产品或流程的创新，其中有44%的受访中国企业已经完成此项创新。尚未打算开展此项创新的受访中国企业只有9%，而全球企业的总体比例则为19%。在你看来，中国企业缘何对于气候变化更加灵敏、更快速应对？

黄佳：中国企业的转型动力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刚刚提到的供应链安全问题。伴随着极端天气频发，企业已经意识到气候变化会深刻地影响生产与流通。一旦减产、停产，损失是巨大的，还有被“踢出”供应链的风险，所以企业必须改变。

第二，在过去40年，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第二产业非常强大，并深度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中。而在这一过程，客户通常对企业有合规要求，包括气候合规。如果不达标，同样有“出局”的可能。

第三，从整个生态上看，无论是政府方、投资方还是中间方，只要任何一个环节有低碳要求，传导效应就会产生。从这个角度看，我国企业必须走气候友好型的发展道路。

可以说，如今企业的经营表现要分两方面看，一个是损益表里的利润，另一个是企业在利益相关方中的品牌地位，如今气候友好已是品牌价值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会认为中国市场不重要

《21世纪》：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其中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对于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前景，你有何期待?

黄佳：2023年，全球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欧美银行业危机等因素都是挑战所在。不过，考虑到疫情管控措施的调整，叠加我国消费市场的活力，我对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非常有信心。

《21世纪》：围绕我国的稳经济、促消费，你有何具体建议？

黄佳：近来，为了提振消费，许多地方政府出台了促消费措施。我认为这有积极作用，但最终还是要让市场回归到市场本身。

这里面涉及几个方面。一个是储蓄率，储蓄率下降有利于刺激消费，而这需要政府层面强化养老、医疗等保障体系，树立中长期信心，提升老百姓的安全感，才能进一步释放消费市场的活力。

另一方面，供给端也需要努力。在我们的调研中，很多企业反映当前的挑战在于不断变化的消费者需求，其实这也是机会所在，企业若提供真正符合市场需求、有效满足用户体验的产品，自然会刺激消费。此外，企业也可以适度“扩表”，把蛋糕做大，充分发挥市场主体的力量。

《21世纪》：从引资规模来看，我国2022年吸收外资继续保持稳定增长，实际使用外资首次超过1.2万亿元，按可比口径同比增长6.3%。在不确定形势中，外商对中国的投资信心来自哪里？

黄佳：中国的产业发展有速度优势、质量优势以及成本优势。考虑到中国供应链的广度以及深度，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个企业会认为中国市场不重要。最近，多家跨国企业高管密集来华，就是想要缩小信息差，亲自感受中国市场。

《21世纪》：在吸引外资方面，我们还能作出哪些努力？

黄佳：目前外企在中国的布局很迅速，但如果各个地区的营商环境不一样，管理成本会大幅提高。因此，营商环境一体化很重要。

同时，大企业之外，我们也要关注中小企业在中国的布局。全球有大量的“小而美”的企业，在整个商业生态系统中，他们的存在是不可或缺的，政府资源以及市场资源其实可以多向他们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