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CC肿瘤周｜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生命不能等待，要让国谈肿瘤创新药第一时间进院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武瑛港 北京报道 自国家医保局组建以来，已连续5年开展国家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累计将618个药品新增进入全国医保支付范围。据梳理，2018年至2022年，谈判药品的平均降幅分别为56.7%、60.7%、50.6%、61.7%、60.1%，进口药品基本都给出了全球最低价。

然而与此同时，国谈药品落地的“最后一公里”问题成为社会关注重点，相关研究显示，包括抗肿瘤药在内的国谈药物进入医保目录后，患者获取药品难度增加、医院无药可配、仍需自费社会购买、异地就医（买药、报销）等诸多问题，引发广泛关注，药品进入医保目录后仅仅只是病人获取药品的起点，最终患者真正获得药品，在落地执行阶段仍需历经很多环节。

2023年4月15-21日是第29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今年宣传周主题是“癌症防治 全面行动——全人群 全周期 全社会”。在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旗下《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推出的“癌症防治全面行动—21CC 2023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系列直播”活动中，在围绕“肿瘤创新药‘最后一公里’”主题圆桌对话时，亚盛医药董事长、CEO杨大俊针对国谈抗肿瘤药物落地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21世纪》：2023年1月，亚盛医药的原创1类新药奥雷巴替尼（耐立克®）成功完成医保谈判，并在医保局官宣文件中被重点提及，目前奥雷巴替尼的落地情况如何？

杨大俊：奥雷巴替尼是亚盛医药的原创1类新药，为中国首个且唯一获批上市的第三代BCR-ABL抑制剂，也是伴有T315I突变的慢粒唯一治疗药物，2021年11月获批在中国上市。

经过漫长的过程，奥雷巴替尼终于以合理的价格被纳入国家医保目录，有人说完成国谈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我一开始不太理解，现在感受到了，原本认为进入医保目录就可以让患者用药获益，能够长期解决可及性问题，但是现实并非如此。

奥雷巴替尼所治疗的血液肿瘤患者和医院比较集中，自2023年3月1日新版医保目录正式实施的一个多月时间内我们在努力进院，但全国医院众多，如果让企业逐个去谈，可能比万里长征还难，所以还需要通过优化国家政策来解决这一问题。

《21世纪》：您认为目前国谈抗肿瘤药在落地的“最后一公里”中正面临哪些阻碍？

杨大俊：近年来国内审评审批改革效果显著，医保谈判也在不断提高创新产品的可及性，但是部分药物从研发、上市、被纳入医保到达患者手中，在“最后一公里”环节中还面临很多问题。

比如在进院环节，药事会非常重要，但部分医院可能全年都未开药事会，那么药品就无法进院；进入医院后，抗肿瘤药价格相对较高，由于控费等因素在院内会受到很多开药的限制；进入医院后如何报销也是重要问题，不同省市的报销方式和程序都有明显差异。

另外全国部分地区没有“双通道”政策，很多患者无法用药，但即使有了“双通道”，也需要医生处方，仍然会涉及药占比问题，医护人员可能会因为开了价格较高的药物而受到影响，站在患者角度看，这很不合理。

所以需要打通“最后一公里”，让患者尽早用上救命药，对肿瘤患者来讲一天都不能多等，不能因为现有的政策和考核限制，让医生无法开出处方，导致患者无药可用。

《21世纪》：在您看来，医保基金的支付压力是否是国谈抗肿瘤药“最后一公里”落地难的核心因素？为什么？

杨大俊：其实医保对药物的支付总量并不少，全国医保基金有超过4万亿元结余，每年有7000-8000亿元真正用于支付药物，整体费用并不少，所以现在关键并非是“有没有钱”，而是“把钱用在哪”。

可以算一笔账，五年前医保支付肿瘤药的全年费用约1600亿元，近年可能有所增长，但不会超过3000亿元，按照当前国家的支付能力完全可以承担全国药品费用，医保基金的钱是由整个社会所累积，那么就要让老百姓不用担心因病致贫，尤其对于大病重病。

医保相关部门还需要考虑每花一分钱产生了多少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例如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晚期无药可医的慢性髓细胞白血病患者的最后选择是骨髓移植，手术费用几十万，终身服用抗排斥药物的费用六七十万，所以奥雷巴替尼进医保后，实际上是给医保省钱，给患者带来了获益。

医保为药品支付的费用，带来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远超过费用金额本身，可以提高医院诊疗质量、让患者获益、激励创新药企业投入研发等，医保支付一元，产生的经济效益至少是两元、三元，加上社会效益就更多，所以我们必须推进整体结构调整，让更多资金投入到提高老百姓健康水平方面。

《21世纪》：怎样才能有效打通“最后一公里”，促进国谈抗肿瘤药物的落地？

杨大俊：这些问题并非一家医院、一个地区就能解决，必须是从系统层面入手，需要政府出面优化整个政策，有时候一个政策的出台就可以让所有患者获益，比如让真正满足临床需求的救命药第一时间进入医院，以及不受药占比、控费等政策限制，尽早进入临床使用等。

具体来讲有两方面，第一是推动医药分开，医生是根据病人状况、临床诊断和治疗需求提供服务和开处方，不能把限制开药作为对医生的考核评估，让国谈药品不纳入医院考核指标。

第二是医院准入问题，要从临床需求和患者需求出发，希望不要对国谈药品设置进院门槛，既然国家各部门有政策支持，那么就应该让国谈药品第一时间进入医院，不能因为进院的门槛耽误患者用药，从病人需求以及提高医院医疗诊断服务效率层面来讲都不合理。

而且国家药监局每年只批准二三十个创新药上市，其中真正国产的原创新药数量更少，可能某个肿瘤适应症只有一两种药可用，具有临床使用紧迫性，所以希望药品纳入医保目录后进医院能不受限制。

还希望医保端能够开辟绿色通道，让临床价值较高、属于临床第一选择、真正的创新药，能够第一时间进入医院，到达患者手中，不受到任何限制，但医院归属卫健委管理，所以也希望“三医”联动，让医保、医药和医疗三方协同，一起打通各个环节。

另外，因为逐个打通所有环节其实很难，也需要较长时间，所以在解决这一系列问题之前，现金支付、事后报销或许是个很好的方法，只要是符合支付要求的患者，都可以先自行现金购买药品，后续进行医保报销，因为肿瘤患者的生命等不及，不论是患者还是家属都非常着急，希望早日用药。

《21世纪》：您对医保谈判的未来发展还有哪些期待？

杨大俊：展望未来，最终药品价格还是应该回归市场经济。

即使是有专利保护药的创新药，同类产品出现三个或者五个以上，企业为了能够取得竞争优势，为了让更多患者获益，都会自主降价，如果某个抗肿瘤药不是第一个上市，不属于专利保护产品，那么自然也就没有定价权。所以价格要靠市场经济来调整，而且其实也不存在国产和进口药品的问题，大家都是市场参与者，有竞争自然就会降价。

从市场角度来看，医保谈判准入没有问题，设置支付标准也没有问题，但是希望医保不要做定价，另外确定医保支付标准之后，由于不同地区之间有差异，希望能有一定的补贴给到企业和患者。

总指导：虞伟 于晓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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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播出: 罗晶晶 王学权 杨慧嫦 张迎

出品：21世纪经济报道、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