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创科25人⑬｜独家对话英国社科院院士、心理学家李湄珍：脑科学解码情绪的真相 科研应走入人群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尹琛 香港报道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我心中的抑郁就像一只黑狗，一有机会就咬住我不放。”

未曾亲身经历过，或受过专业学术训练的人，似乎很难认知理解抑郁症。文学艺术史上，多位耳熟能详的名人如列夫·托尔斯泰、贝多芬、顾城、海子等都曾受抑郁症侵袭——这一度为抑郁症蒙上一层“神秘面纱”，让人们可能将其与“天赋”、“才华”等挂钩。

事实上，作为一种精神疾病，抑郁症正影响着许多人的日常生活。如同丘吉尔所言，抑郁症这只带有邪恶意味的“黑狗”十分张狂，它出现时，便会将人拖入“深渊”。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最新的统计，全球大约有2.8亿人患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占总人口的3.8%。抑郁症已经成为世界第四大疾病。

“整个世界来说，精神紧张（的情况）很厉害。世界变得很快，抑郁、焦虑症很快就成为非常严重的疾病。”香港大学心理学系讲座教授、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李湄珍近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

自1996年加入港大心理学系以来，李湄珍一直从事脑神经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从人脑及其认知，到心理过程和行为的关系，李湄珍带领团队数十年来孜孜不倦，试图揭开抑郁症情绪表象背后的“真相”。她指出，“抑郁症和简单的不开心绝对不是一样的。”

大众往往容易陷入这样的误区，认为抑郁症只是“想太多”、“不开心”的一种情绪波动——尽管该病症往往由此开始，但研究发现，进入临床状态的抑郁症患者的脑部活动多有异常。

“简单的不开心是我们日常都有的，正常情况我们都可以很快恢复过来；但当‘不开心’日趋严重，（患者）本身是没有办法恢复过来的，并且衍生出其他问题。”李湄珍表示。

解码抑郁症 

大约公元前400年，“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第一次对抑郁进行了临床描述，提到了与躁狂、抑郁类似的情绪。在他提出的四个气质类型中，就包括抑郁质。

公元2世纪时的一位内科医生Aretaeus，对抑郁症患者的描述是这样的，“悲伤、沮丧、失眠……因为心烦和缺乏好的睡眠，他们形容消瘦……更有甚者，满怀悲观主义和想死的念头”。

不同于对情绪本身的描述，现代科学家们倾向于从生理层面寻找答案。

“其实，我们人对于情绪的反应，都是在脑袋里面发生的，”李湄珍解释道，“脑袋里的前额叶与皮层下面的一些区域进行互动，从而调控皮层下脑区的活跃程度，进而调控我们的情绪反应。”

在所有灵长类动物中，人类脑额叶的发展最为先进，因此一般来说，我们可以从“不开心”等情绪中恢复过来，回归正常状态。从神经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研究发现，抑郁症患者脑部前额叶对于皮层下脑区内活动的调控能力较常人更弱，导致患者对于情绪的调控出现问题，进而引发抑郁。

作为香港大学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李湄珍2022年与中国科学院院士陈霖合作，进行了一项研究，分析脑桥和皮质边缘神经网络如何让抑郁症患者持续感受悲伤情绪。研究结果发布在Nature出版集团旗下的学术期刊《Communications Biology》上。

脑桥位于大脑颅骨底部附近，是脑干的一部分。目前关于人类情感处理的研究多着重皮质边缘网络的活动，而忽略了这一个区域的重要性。

李湄珍带领的这项研究则发现，抑郁症患者的脑桥与杏仁核的连接强度，明显高于健康人；更重要的是，这两个脑区的连接强度与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即连接越强，抑郁症状越严重。

“一般来说，我们要了解一个病人抑郁的严重程度，就是询问他，（然后）他给一个答案，比如睡眠怎么样，吃得怎么样，”李湄珍表示，但如果有一个生理上的指标，就可以辅助临床医生更直观准确地判断出患者的治疗进度如何。“当然这个还要做一系列的其他科研，去证明它的有效度。”

科研应走到人群中

除了神经心理学家的身份外，李湄珍也是一名注册临床心理学家。在丰富的临床经历中，总有一些案例时刻牵动着她，驱使她不断践行着从事科研的初心，即推动社会的脑健康与心理健康。

“我印象比较深的是，有一个脑创伤的病人，因为他的创伤是在额叶部分，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李湄珍说，“但因为额叶功能受损，他没有办法自我调控，导致很多问题出现，比如不能持续工作。”

然而，大众对于脑部功能的认知尚浅，哪怕是朝夕相处的家人，也难以理解患者“为何这么懒惰，整天躲在家”。

认知不足也是当下阻碍抑郁症患者治疗的主要问题之一。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尽管对精神病患来说已有行之有效的治疗办法，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超过75%的患者得不到治疗。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对精神卫生保健的投资、缺乏训练有素的卫生保健提供者，以及社会对精神病患的歧视等等。

“所以，我很希望科研能够走到人群中，能够提升他们对于脑功能的认识和了解。当他周围的家人、朋友在受到抑郁侵扰的时候，可以伸出他们的援手。”李湄珍表示。

2023年5月5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冠不再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PHEIC）。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全球疫情总体呈下降态势，卫生系统承压减轻，但也并不意味着新冠疫情不再是全球健康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生理健康之外，心理健康也同等重要。李湄珍发现，疫情期间“出现情绪问题的（人）特别多。”

此前，李湄珍带领港大心理学系的团队，联同港大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香港教育大学心理学系等，于2021年两度展开调查，分别访问超过4000名和超过2000名15岁以上的香港居民。两次调查结果显示，焦虑症状的可能发病率分别为14.9%和14%；抑郁症状的可能发病率分别为19.6%和15.3%。其中，焦虑和抑郁的发病率增加与日常生活节奏的紊乱有正向的关系。

“因为疫情导致我们很多常规的活动受到影响；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对这个病（新冠）不太了解，担心它对我们的生命有所威胁，因此焦虑也会影响心理健康。”李湄珍表示。

李湄珍感慨道，疫情过后，很多人可能忽视了情绪的康复。她建议，保持社交活动、规律作息、向信任的家人朋友倾诉等，都可以帮助稳定情绪。

团队合作1+1大于2

事实上，除了抑郁症之外，还有多种影响脑部健康的精神类疾病。

谈及未来的研究计划，李湄珍表示，重点在于推动对脑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的基础研究。“年纪大的时候，都会担心有脑退化的情况，我们其中一个重点就是要研究，怎样可以保护脑功能，以及延缓或减弱脑退化。”

她强调，“科学不能只是留在大学，留在实验室，我们做科学是希望提升人类的幸福感。”因此，如何将基础研究作有效的转化，并将其成果推动应用于社会，是她和团队未来重要的发展路线。

目前，李湄珍所在的实验室集聚了数十位来自社会科学、心理学、医学等领域的各地研究学者。在她看来，要了解人类的脑功能，并非单一学科可以实现。“希望能够吸引更多在大湾区的学者，加入我们的团队。”她补充道，“我们的想法是希望1+1能产生大于2的synergy（协同效应）。”

“1+1大于2”不仅适用于团队内协作，同样可以形容香港与内地的合作交流。

早在2004年5月，香港就和内地签订了协议，成立“内地与香港科技合作委员会”，负责制定和统筹两地的科技交流与合作。

2005年，香港大学获科学技术部批准成立的两个重点实验室正式投入运作，这是首批获国家批准在内地以外地区成立的重点实验室。其中，一个为新发传染性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现负责人为该领域的权威教授管轶和袁国勇；另一个则是李湄珍所在的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公开资料显示，国家重点实验室计划是由科技部管理的主要国家科技发展计划之一，在2018年以前，香港的这类实验室全称为“国家重点实验室香港伙伴实验室”，与内地的其他国家重点实验室就资源、人才培养等方面均有深入的交流合作。

截至目前，香港有16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及6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香港创新科技署向这些机构提供的资助上限自2022/23财政年度起倍增至每年4.4亿港元，以加强支持研发工作及促进与内地、海外机构的合作交流。

在李湄珍看来，内地的人力、研究资源非常丰富，“比如，我在做人类脑功能的科研，想要在内地寻找一些（特定）人群就更容易。”此外，她也指出，科学的可持续发展一定要依赖人才，那么两地如何加快推动人才的合作培养，是值得关注的重要方向。

抑郁症不同于“不开心”

21世纪：很多人对抑郁症可能有一些误解，觉得只是单纯的不开心或者想太多导致的，是这样的吗？

李湄珍：抑郁症跟简单的不开心绝对不是一样的。简单的不开心就是我们日常都有的情绪波动，但是正常情况来说，我们都可以很快地恢复过来，继续过我们正常的生活。抑郁症通常都是由不开心开始产生，但是这个不开心越来越严重甚至没有办法恢复过来时就会产生其他的问题，可能会导致人没有办法去过正常的生活。

21世纪：一般来说，不开心达到多长时间就会有这个抑郁的倾向？

李湄珍：一般来讲，除了时间的长短以外，还要看其他的症状是怎样的。比如他的睡眠质素是怎么样的，日常生活有没有受到影响，能不能正常工作，这样来判断他是不是已经进入一个临床的状态。

21世纪：请您用脑部的专业的神经知识来和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问题。

李湄珍：其实，我们人对于情绪的反应都是在脑袋里面发生的，在脑袋里面我们有一个皮层，这个前额叶跟皮层下面的一些区域会做一个互动，就可以调控皮层下脑区的活跃程度，从而去调控我们的情绪反应。

一般来说，因为我们人类脑额叶的发展非常厉害，比起其他灵长类（生物）来说，我们是最先进的，所以，我们能够做到调控并且恢复到原来的状态。但是，到（抑郁的）临床状态的时候，我们发觉他（患者）额叶的活动力量弱了一点，对于皮层下一些脑区活动的调控就没有那么顺畅，这个时候就可能出现一些抑郁的情况，再过一段时间就可能就引起临床的症状。

21世纪：您去年和中科院陈霖院士有一项合作研究，主要研究脑桥和皮质边缘神经网络，怎样让抑郁症的患者持续感受悲伤情绪。能和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研究的成果及其应用吗？

李湄珍：这个研究背景来源于我做临床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脑桥病人，他原来是脑桥受创伤，大家发觉他这个病恢复以后就出现一个情绪调控的问题。这就引起我的思考，关于脑桥在情绪调控以及加工中扮演一个什么重要的角色，我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科研。

我们跟其他的研究实验室，比如和北京大学陈霖院士的实验室做了一系列的合作，其中我们发现，脑桥跟杏仁核的功能的连接，就跟这个抑郁症状的严重性呈现一个正面的关系。

这一点来说非常有趣，因为一般来说，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一个病人抑郁的严重程度，就询问他一些问题，比如睡眠怎么样，吃得怎么样。但是如果我们有一个脑袋以及生理上的指标，我们就可以（更直观地）看得出他的治疗进度怎么样。比如，是不是他的治疗进度好的时候，脑桥跟杏仁核的连接就会减弱。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发现，当然还要做一系列其他的科研去证明它的有效性，是不是和我们想象的一样。

21世纪：如果这个研究顺利结束或者被验证了之后，它对临床最大的应用价值是在哪个方向？

李湄珍：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客观的方法去验证这个人的病程进展是怎样的，这是很重要的，可以帮助临床大夫做一个诊断。

21世纪：您主要的研究方向也包括一些社会认知或者情绪规范，过去3年的疫情或者社交距离限制对大众的心理状况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湄珍：关于这个课题我们也做了一系列的调研，现在疫情已经差不多过去了，但是疫情中出现情绪问题的特别多。

（开始的时候）我们不太清楚这个病引起的身体问题有多严重，担心会对我们生命有所威胁，这个焦虑也会影响到心理健康，后来人正常的起居生活也都受到影响。我们发觉，一个人的孤独感是引起抑郁的非常重要的因子，所以疫情就引起很多我们刚刚说的情绪问题，无论是焦虑还是抑郁，都会对人造成很大的改变。

21世纪：在日常生活中，大家怎么样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行为去干预个人的心理状况或者舒缓自己的心情以避免抑郁情绪？

李湄珍：我觉得如果有心结，首先要找你信任的家人朋友先说一说，看看能不能找到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个事情。除了这个，就一定要保持一个常规的生活。

根据我们的研究，保持一个常规的生活，就是我们说的Daily routine（日常作息），可以比较有效地（帮助）稳定情绪。因为疫情我们很多人都居家工作，居家工作的时候吃东西的时间，睡眠的时间就开始混乱，这对于人的情绪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因子。所以保持常规的生活节奏是很重要的。

另外要多做exercise（运动），运动很重要，因为有助于我们脑袋的健康，有很多科研都证明了这一点。同时还要保持我们的社交活动。

倡跨学科、跨地域合作推展科研

21世纪：您是脑与认知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主任，请介绍一下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大概怎样运作？

李湄珍：我们的重点实验室是一个multidisciplinary（跨学科）的平台，主要是在做关于人类脑功能的科学研究。

要了解脑功能，不是一个学科可以解决的，所以我们首先要不同的专业人才进入重点实验室，然后我们团队就要解决一些重大的健康题目，就是（研究推动）脑袋的健康以及心理的健康，这就是我们重点实验室的重要任务。

21世纪：实验室成立到现在有十几年的时间，您觉得这一类实验室在做临床试验或者吸纳研究资金方面有怎样的优势？

李湄珍：我觉得有非常好的优势。因为进入我们实验室的都是一些非常有实力、非常出色的科研学者，最重要的还是我们是非常热心地想推动脑功能科学的一群人。

我们现在主要的研究学者（principal investigator）有20多个，他们从Social Science(社会科学)或者心理学过来，也有从我们医学院过来的。因为香港毕竟是一个小的地方，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大湾区这个领域的学者都能够加入我们的团队，共同推进这个脑科学的发展。

21世纪：您刚才提到说想要吸引大湾区其他城市的学者来加入这个团队，这方面进展怎样？现在主要和哪些机构或者实验室有一些相关的合作？

李湄珍：我们做科研合作的同时，也在做人才的培养以及交流，所以我觉得一步步地这么走是可以的。

就在香港来说，我们跟其他的大学有很多的研究合作，比如和香港中文大学、香港教育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我们有一批principal investigators（研究组负责人），他们本身也都跟内地以及国外的很多研究团队有很好的合作。

21世纪：其实这一类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内地的合作非常紧密，之前香港国家重点实验室有一个后缀，叫伙伴实验室，后来取消了这个后缀，这两者间有什么差别？后缀的取消有什么样的意义？

李湄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开始的时候，国家重点实验室成立在内地，后来就想推进内地和香港科研的合作，就在香港成立了香港国家重点实验室伙伴实验室。

2018年的时候，科技部觉得不再需要“伙伴实验室”这一后缀，我估计是希望让我们可以继续发展得更大，可以再扩大我们跟国外以及内地的合作，所以就把“伙伴实验室”这个名字取消。

21世纪：近年来我们也关注到香港创科的发展，香港和内地的创科合作愈发紧密，之前提到过您和中科院的陈霖院士是有合作的。这个合作机制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李湄珍：这个需要看研究的课题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般在讨论一些课题时，会看实验室研究员的专长以及实验室的配套设施情况。比方说有一个课题，你要找某一类的临床病人，可能在某一个实验室，他们就能够做到。

21世纪：您觉得内地和香港的科研合作，还有哪些可以进一步去加深或者改善的地方？

李湄珍：就现在来说，能够再加深一点的就是人才合作培养这个方向。

因为科学要持续的发展，一定要依赖人才。内地和香港要合作培养一些人才，比方说我们培养了一些学生后，我们的学生可以在内地和香港两地的实验室里面交流，我觉得这样更能促进香港跟内地的合作。

我有一些学生是从内地过来香港工作的。如果内地有合作，他们就会回到内地去处理课题，也都可以跟内地的老师学习。我们的实验室里有学生、研究员、postdoctoral fellow(博士后)以及research assistant professor（研究助理教授），我们希望这个团队能够充分发挥他们各自的专长，达到1+1>2的效果，从而创造出更大的synergy（协同效应）。

21世纪：香港现在也要打造国际创科中心，以您的研究领域为例，您觉得香港和内地分别有怎么样的优势？两地应该怎样去协同合作发展？

李湄珍：内地拥有非常丰富的人力资源，有不同专长的专家，我觉得香港和内地在这方面要加速加深合作。

比如，我们做关于人类脑功能的科研时，在讨论出一个课题之后，可能在内地比较容易找到目标的人群。此外，香港毕竟比较小，内地地域广阔，能产生出更多不同的重要科研课题。

科研应走进社会、走入人群

21世纪：您接下来有什么相关的研究计划，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

李湄珍：目前我们会重点推动关于脑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的基础研究，但我们同时也希望能把这些科研推广到社会上，希望能把这些研究真正应用于推动脑健康以及心理健康的治疗上。

毕竟当我们年纪大的时候，都会担心脑退化，所以研究的一个重点就是要看怎么样可以保护脑功能，同时延缓或减弱脑退化的情况。

现在整个世界来说，精神紧张（的问题）很厉害。世界变得很快，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抑郁和焦虑很快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疾病。所以我们想在这一方面多做一点工作，比如提升我们的压力（抗压）弹性以降低产生情绪疾病的机率。同时，（希望）从科研数据中去促成一些成果的转化，这个是我们现在想发展的路线。

21世纪：您一直很热心社会工作，在做这些活动时，有没有遇到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李湄珍：我个人的信念是这样的，我觉得科学不能只留在大学，只留在实验室，我们做科学其实是希望提升人类的幸福感。所以要让更多人认识到怎么样可以保护自己的脑袋及身体健康。

我遇到过很多不同的案例，其中让我印象比较深的是一位脑创伤病人，他的创伤是在额叶部分，虽然他外表看起来没有什么问题，但因为额叶功能受损，所以没有办法持续地工作，没有办法自我调控，就导致了很多问题。

大多数人对于脑袋的功能认知是比较简单的，所以他的家人不太能理解他的行为，以为他懒惰，整天躲在家里不去工作。另外一个类似的案例是一位脑中风病人，当他感觉到非常抑郁的时候就会回到家，他的家人都觉得他懒惰，但其实是因为这位病人脑袋里负责说话的部分严重受损，没有办法表达出自己的不开心，后来他陷入了严重抑郁的情况。

所以我很希望，科研能够走到人群中，提升大家对于脑功能的认识及了解。对于他周遭的家人、朋友可能在（受抑郁困扰时），可以及时伸出援手。

（实习生李思仪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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