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氏重金入局，类器官有何“魔力”？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魏笑 深圳报道

跨国药企罗氏入局类器官领域。

近日，罗氏宣布成立人类生物学研究所（IHB），专注于推进类器官等人类模型系统领域的研究，加速药物研发。

值得注意的是，IHB不仅要建设成250人的队伍，还请来了类器官的鼻祖Hans Clevers教授，成为MNC中首个重金押注该技术的医药巨头。

今年1月，《Science》期刊发文，FDA不再要求在药物临床试验前进行动物试验，给新技术特别是“类器官”行业的商业化带来市场想象空间。

类器官究竟有何作用？新药研发失败率高的重要原因在于，体外模型跟人体真实环境相差较大。如果在体外建一个活的个性化模型，进行多种药物的药效评估，能大大提高研发效率。

而类器官或可助力。该赛道从业者希格生科创始人兼CEO张海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类器官不仅能够更细致真实地模拟人体的反应，还能够对病程溯源，还原整个病变过程。有助于提高新药研发效率，尤其是提高药物反应率以及临床成功率。

罗氏入局

在传统药物研发中，体外试验中使用的细胞对药物的反应与实际大相径庭，这也导致了药物研发失败率高、成本较大。

类器官是一类基于人干细胞在体外培养出的、具有人体组织结构和功能的微型组织或器官，可为新药研发的体外试验创造接近人体的环境。

与传统2D细胞培养相比，类器官具有更稳定以及更接近人体基因组的特征，能对病程溯源，还原整个病变过程；与动物模型相比，类器官模型操作更简单，也更适合于生物转染和高通量筛选等，优势更加明显。

与实验动物比，使用类器官也更便宜。据业内人士透露，在不用猴子且不包含化合物生成的条件下，普通靶点发现后到申报临床，国内CRO公司报价差不多在5000万左右；如果用猴子的实验价格会更贵。但如果用类器官来完成的话，价格可以省到2500万元左右。

因类器官在助力药物研发方面的巨大潜力。近日，罗氏宣布成立人类生物学研究所（IHB），专注于推进类器官等人类模型系统领域的研究，旨在通过提高对器官功能以及疾病如何发展的理解来加速药物的发现和开发。

实际上，去年2月，罗氏聘请了类器官领域的先驱Hans Clevers博士担任罗氏药物研究和早期开发负责人，这也是他深耕学术界40多年后首次全职至工业界。预计在未来四年内，IHB将发展到约250名科学家和生物工程师。

“类器官等人体模型系统是我们行业的未来。它们有可能增强创新药物研发所涉及的几乎所有步骤。"Hans Clevers教授博士表示，“IHB将解决药物发现和开发中长期存在的紧迫挑战，并致力于更快地为患者带来更有效，更安全的药物。

罗氏IHB负责人Matthias Lutolf表示，该研究所在围绕人类模型系统将生物学、生物工程和数据科学结合在一起，并将其应用于药物发现和研究中的现实挑战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IHB的工作有可能在未来十年重新定义我们如何发现和开发药物。”

市场很大但仍需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FDA通过了现代化法案2.0，取消了对动物试验的强制要求。这为类器官未来替代动物进行安全性评价，特别是药效学评价铺平了道路，类器官未来市场空间将很大。

据美国私募Insight Partners报告，2019年全球类器官市场规模为6.9亿美元，预计到2027年将达到34.2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约为22.1%。

目前我国对类器官也逐渐重视。2021年1月，科技部把“基于类器官的恶性肿瘤疾病模型”列为“十四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首批启动重点专项任务；同年11月，CDE发布相关指导原则，首次将类器官列入基因治疗和针对基因修饰细胞治疗产品的指导原则中。

在政策的推动下，国内涌现出一批积极布局的企业，科途医学、创芯国际、丹望医疗、霍德生物、重庆普罗布诺等纷纷入局。据智药局不完全统计，目前中国已有22家类器官/器官芯片公司。

尽管类器官可为药企提供体外筛选模型，但如何运用类器官建疾病模型是难点所在。张海生介绍，因为需要对疾病领域有非常深刻的理解，例如胃癌的发病机制等，但很多公司不是从疾病出发，而从热门靶点出发follow别人，容易同质化竞争。

对此，希格生科致力于利用类器官疾病模型开发针对弥漫性胃癌的first-in-class创新靶向药。

张海生表示，长远来看，类器官相关产品具备抢占实验动物大额市场的潜力，但过程是循序渐进的，而且是一个长期共存的状态（类似于新能源汽车与燃油车的境况）。“类器官毕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体器官，下一步还需要不断从技术等各个方面突破，无限接近病人的真实反应，这是一个方向性问题。”

原国家上海新药安全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泰楚生物创始人马璟教授也表示，首先，总体原则是不排斥替代动物研究的新方法，但替代方法需要证明其稳定性、准确性和可重复性，同时获得国际认可。虽然当下有各种新手段值得探索，但真正落到实处，尚需要时间。

其次，从动物实验到人体试验，从体外实验到体内试验都会有推导差异。为了最大程度保护人类受试者安全，动物研究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完全替代。

但在新型治疗方法的非临床研究中，如果的确没有相关动物，此时应该提交早期动物探索性研究的数据，证明新药在动物体内无法产生与人相关的毒性；有效性和安全性则可以用体外实验予以说明，但体外实验应比较完整，要用不同实验说明不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