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财经连线｜专访中国社科院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人口负增长时代，大湾区应持续向改革要红利

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翁榕涛 江珊  广州报道

2022年，中国人口出现近61年来的首次人口负增长，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的2以上，到2021年已经跌到1.3，显著低于世代更替水平（2.1）。

人口负增长比许多研究机构预想中来得更早。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局人口处曾预测中国人口将在2025-2030年左右达到峰值，而事实则是中国人口峰值出现在2021年，比预想的提前了不少年。

近期召开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当前我国人口发展呈现少子化、老龄化、区域人口增减分化的趋势性特征，必须全面认识、正确看待我国人口发展新形势”，并且强调“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必须着力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中国式现代化”。

从以往的人口规模问题，到如今强调人口高质量发展，从量到质，从“人口红利”到“人才红利”，人口发展重心的转变意义深远。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蔡昉长期致力于中国人口和经济问题研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和劳动经济学、经济增长等。蔡昉在接受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下称：南方财经）专访时表示，“人口负增长、进入老龄社会成为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两个重要转折点，应该有信心的是，人口负增长的事实不会改变中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预期。”

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人口集聚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群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上演多次东中西部地区间大规模人口流动，珠三角地区都是“主舞台”。在人口负增长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将出现哪些显著变化？产业将迎来哪些挑战和机遇？粤港澳大湾区又应如何探索人口高质量发展，以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蔡昉与南方财经全媒体记者进行交流时，进行了深入阐释。

人口负增长时代的机遇和挑战

南方财经：人口负增长将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哪些显著的变化？

蔡昉：人口负增长对我们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更大的挑战，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带来了更多的机遇。

第一个挑战是我国经济增长速度的挑战。十九届五中全会定下了一个重要的目标，在2035年我们的人均GDP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要求我国未来十几年，要保持至少5%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

在供给侧方面，人口负增长以后会导致劳动力会进一步短缺，企业的人工成本会提高，投资回报率降低和生产率增速下降，同时还有其他一些不利于经济增长的因素，传统的经济增长动能会更快地消失，而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动能需要时间，所以经济增长的速度将有所下降。

在需求侧方面，我国现在越来越依靠居民消费作为需求拉动力，而人口负增长会导致消费者也同步减少，而且人口老龄化也会导致消费意愿下降，长期的消费制约会给经济增长带来实质性挑战。

虽然我们都说中国“未富先老”，但人口负增长对我国经济社会的影响既有挑战和冲击也有机遇。虽然没有了“人口红利”，但我们还有一些发展潜力没有充分挖掘，而挖掘这个潜力就需要进行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人口进入负增长时代，生产率并不可能自然而然提高，必须用新的发展方式来替代旧的发展方式，用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来替代传统动能。关注人口负增长并非杞人忧天，也不是耸人听闻，而在于提醒加快改变“其他条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南方财经：联合国报告预计，到2023年年中，印度将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不再是人口第一大国，可能会带来哪些影响？

蔡昉：从过往历史也可以看到，世界“第一人口大国”这个头衔与发展绩效和发展水平并无直接关联。

首先，在人口结构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时候，比方说劳动年龄人口比较丰富，增长也很快，人口抚养比也比较低的时候，当然有利于经济增长。

但无论是收获“人口红利”还是克服“人口阻力”，都需要依靠一系列其他条件，包括经济体制的激励水平、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配置资源的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及经济发展的分享水平等。如果不具备这些发展的必要条件，人口只能成为一种负担，而不会被转化为加速经济增长的红利。

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时期，表明我们充分挖掘了人口红利，今后还可以利用更多有利条件发掘第二次人口红利以及人才红利。而其他发展中国家构建这些必要条件需要一个过程，人口红利的释放也需要一定时间。

从发达国家发展经验看，人类发展指数与生育率呈反向变化关系。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生育率降低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各国都会经历，中国的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其实也是必然过程，总体上也属于水到渠成。

现在的发达国家大部分都不具备人口结构年轻化的特点，但是达到一定的发展水平，经济增长就可以更多地从依靠人口红利转到更加依靠人才红利、生产力、科技创新等方面，这也是中国今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一种方向。

从人才红利转向改革红利 

南方财经：人口负增长时代，人口流动是否会向经济发达区域、城市群进一步集聚？为什么以及可能带来哪些变化？

蔡昉：未来挖掘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广大中西部地区属于广阔的天地。因此人力资本以及物质资本，还有其他生产要素，也会出现向中西部流动的趋势，这也是区域发展均衡的一个必然要求。

与此同时，随着我们发展水平的提升，要素成本在上涨，我们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比较优势和竞争力正在逐渐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国内企业要形成新的比较优势，更多地需要依靠规模经济、创新竞争的优势。

规模经济是一个大概念，包括集聚效应，人口高度集中、经济活动集中，还包括产业的配套能力，企业在这里发展产业，大部分需要的相关要素都可以在本地得到解决，此外还有交通条件、区位优势、资金条件等各方面。对经济发达地区而言，其对要素的吸引力也会逐渐增强。

南方财经：从人口学的视角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我国人口集聚规模最大、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群之一，对于湾区城市而言，应该如何激发人才红利？

蔡昉：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有着区位、政策先行先试等优势，历史上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也会是改革创新的前沿阵地，这也意味着我们要利用好这一优势。

我长期研究人口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研究劳动力流动对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珠三角地区尤其是深圳能够发展起来，离不开广大农民工的贡献，但和人才贡献相比，也许社会对农民工的贡献没有给予足够高的评价，这部分农民工虽然没有城市户籍，但他们对城市建设的贡献功不可没。

户籍制度改革将是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经合组织的研究表明，当农民工劳动力向城镇转移时，会使他们的人均消费增加30%，而当农民工获得城镇户口后，消费将再提高30%。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将成为重要的改革红利。

当然户籍制度改革不能流于表面，比如说只是简单宣布不再有城乡户口的区分了，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差异在于提供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

户籍制度改革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有助于贯彻共同富裕政策，从人口红利转向改革红利，进而破解人口红利消失带来经济增长放缓问题。

南方财经：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社会对机器人将率先取代脑力劳动者的争议，智能机器人取代人类进行生产后，可能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蔡昉：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超越了我们很多过去的认知，今后仍然会继续超越人类的认知。现在很难预测，人工智能到底会对经济社会带来多大的冲击。

首先，我们应该从伦理学的角度去对人工智能进行管理，人类要能够真正驾驭人工智能，这就要求我们要做很多非科技领域的研究。其次，我们也要找到人类究竟有哪些地方是有优越性的，是优于人工智能的。

过去我们会以为，人工智能机器人会率先替代体力劳动者的工作，现在发现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替代部分脑力劳动者的工作上速度更快。现在我们说，人工智能有智能，而人类有智商，那么再往后，人工智能提高了认知能力，但是人类还有非认知能力。这些东西未来是否仍有优越性，我们现在还不能肯定。

因此，我认为人类应该更开放地进行交流，并不是说人工智能的机器学习速度快，人类就永远赶不上，我们应该进行一些特殊的人类能力相关教育，这也就要求教育要更加开放、更加通识，而不是局限在狭窄专业技能的培养上面，或者局限在特定的知识领域，而是要形成人类更强的学习能力，更开放的思维方式。

提供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

南方财经：从产业的角度来看，人口负增长时代可能会带来哪些发展机遇？哪些产业又将面临挑战？

蔡昉：首先，我们要更加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就要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那么和老年友好型相关的产业就会迎来发展机遇，老年人的需求将成为未来市场的主导因素之一，老龄产业的发展也会创造出更多新的就业机会和消费领域。比如，我国正在研究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相对应地就需要提高老年人的就业能力，因此也需要提供终身学习的培训，这些需求可以形成相关产业，是一个很重要的新领域。

除此之外，老年人占比越来越高，老年人也需要过上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因此特有的消费领域也会产生相对应的产业机遇。从养老领域来看，我们过往养老服务产业发展相对不足，提高养老服务质量将成为一个主要的发展方向。

其次，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需要提高生育率。因此，在儿童的养育和教育以及相关产业方面，既有政府的公共投入在内，同时也有大量的产业机会。

最后，提供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服务，就是从孩子到老人中间，家庭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制约，就是年轻人在职业发展和家庭发展中，在经济上和时间分配上会有冲突。如何减少他们在工作中的后顾之忧？就涉及家务劳动社会化。大力发展专业化、社区化、市场化的家庭服务，能让家庭女性从繁重的家务劳动中脱离出来，更好平衡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对于年轻人而言，自己做家务是不会产生GDP的，但如果这部分成为一个产业并进行市场运作的话，就能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

南方财经：参考发达国家经验，有哪些措施可以助力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蔡昉：不光是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确实有很多经验，当然也有很多教训。中国其实也能找到自己一些独特的路径。

联合国在全世界做调查的时候发现，各个国家的生育率是千差万别的，非常高的和非常低的都有。

但是联合国在做意愿调查的时候也发现，综合各个国家来看，如果问一个家庭比较理想的应该是有几个孩子？平均下来其实就是两个孩子。

因此一个家庭要两个孩子，其实是一种理想状态，但是现在大多数家庭做不到这一点，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约束，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家庭发展和职业发展的时间冲突、财务冲突等，还有教育的可获得性，养老是否充足可持续，就业机会是否充足等。

总结的话，就是要提供覆盖全民和整个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对于政府而言，可以从“七有”入手，具体来说就是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以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原则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构建覆盖全民全生命周期的社会福利体系，或者说推进中国式福利国家建设。

如果基本公共服务满足得好，其实也意味着社会福利水平的实质性提高，人类发展水平也就相应提高了。

研究发现，除了考虑人均GDP的提高，还要把教育水平、健康水平以及性别平等进行综合考虑，这些都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从而提高整体的生育率。全国各地政府采取的一些提高鼓励生育的措施，都可以从实现社会保障的全覆盖方面去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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