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无法告别的埃尔多安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师琰 伦敦报道

除了足球，年轻时的埃尔多安还喜欢诗。他有两次在公开场合朗诵诗歌，为自己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命运女神的馈赠与洗礼：一次让他坠入爱河，一次令他深陷囹圄。

5月25日，是土耳其诗人基萨库雷克（Necip Fazıl Kısakürek）去世40周年纪念日，总统决选在即的埃尔多安似乎暂时忘却了来自对手的空前挑战压力，一心一意用感激的语气在推特上缅怀这位深深影响他精神世界的大师：“他用他的书籍、文章、戏剧和诗歌改变了许多年轻人和几代人的生活，包括我自己。”

三天后，埃尔多安战胜反对派，赢得又一个五年任期。西方世界的领袖们怀着复杂的心情，向埃尔多安送上祝贺。他们在土耳其大选期间一致保持默契般的沉默，私下却期盼这位难以琢磨的强人长达20年的统治会出人意料地结束。

现在，由反对党联盟组成新政府来修复与西方尴尬不安关系的期望已彻底落空，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对并拥抱现实：埃尔多安时代将继续，也许五年，也许更久。

在中东研究所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托尔（Gönül Tol）看来，埃尔多安的胜利凸显了土耳其社会的极端两极分化，也预示着在接下来五年里与他打交道会更令西方头疼，埃尔多安与普京的关系势必进一步加强，也会接着打诸如拒绝瑞典加入北约这种王牌，从西方世界继续获得想要的让步。

反对派丧失“一代人的机会”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基萨库雷克就一直是土耳其伊斯兰主义者的标志，埃尔多安从学生时代便受他影响和启发。在本国严苛的世俗政治环境下，埃尔多安宁可因亲伊斯兰主义言行遭受惩罚——因为拒绝剃掉胡须他丢了工作，因为朗诵伊斯兰诗歌他被投入监狱；但是，2003年首次当选总理走向国际舞台后，他否认了过去强硬的伊斯兰观点，努力将自己打造成亲西方的保守派形象。

他一度成为西方媒体宠儿，BBC将他介绍为“土耳其有魅力的亲伊斯兰领导人”，评论员称赞他是具有前瞻性的改革者。可在执政20年后，西方舆论已再次逆转。西媒时常集体嘲笑埃尔多安以降息应对通胀的反主流经济学观点，揶揄他唯一的把戏是“把自己塑造成自己制造的危机的解决方案”。《经济学人》甚至罕见地在选举前表态，称埃尔多安虽在任职早期做了一些好事，但过度权力的不断积累掩盖了他的判断力和道德感，因此“热烈支持”反对派将他取而代之。

土耳其国内的批评者也指责埃尔多安用总统制取代议会制，指责他一意孤行的古怪政策导致持续经济危机，挥霍了他在前十年任期里积累的辉煌资产。

为了结束埃尔多安长达20年的统治，土耳其六个反对党史无前例地团结起来组成“民族联盟”，他们中既包括拥护开国元首凯末尔路线的世俗派，民族主义和亲库尔德政党，也有极右翼、亲伊斯兰政党和埃尔多安前盟友，他们难得地克服彼此分歧，在4月选定共和人民党资深领导人凯末尔·克勒奇达尔奥卢（Kemal Kilicdaroglu）作为统一候选人，并确定了一整套国家全面改革计划。

尽管克勒奇达尔奥卢此前在西方世界默默无闻，但这位行事低调的74岁总统候选人被认为拥有“一代人中最好的机会”打败69岁的埃尔多安。直到5月14日大选第一轮投票前的民调结果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所谓最佳时机就是土耳其正面临的货币危机和2月6日大地震所暴露的种种问题。

在调整生活成本后，土耳其是世界第11大经济体，领先于加拿大、意大利和韩国，但这些年土耳其里拉一直在走下坡路。2008年，1里拉高峰时可兑换0.85美元，到今年5月29日，1里拉仅相当于0.05美元。过去两年里，土耳其里拉兑美元就贬值了60%。

埃尔多安不信奉经济学常识，他坚持认为高利率助长了通货膨胀，降低借贷成本则有助于稳定价格。为了通过降息解决通货膨胀并保持经济增长，两年里他解雇了三名不听话的央行行长，最后干脆任命他的女婿为财政部长，确保央行维持宽松的货币政策。

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埃尔多安大量印钞。土耳其去年的平均通胀率为72.3%，去年10月最高超过85%，同期民间机构统计数据是175%。到今年4月，通胀率有所回落，但官方数据仍有43.7%。

衡量一揽子商品和服务通胀率的土耳其通胀研究小组（ENAG）估算，4月份土耳其物价同比上涨105.19%；即便与今年初相比，也上涨了近三分之一。失控的通胀吞噬中产，并将数百万土耳其人拽入贫困。

外国投资也纷纷出逃，五年前，外国投资者拥有64%的土耳其股票和25%的土耳其政府债券，现在分别只占29%和1%。

为了支撑里拉汇率，防止挤兑和通胀失控，土耳其央行近几个月每天卖出约10亿美元，被金融业界评估已处于700亿美元规模的负外汇储备。当美元最终用完，里拉进一步贬值将不可避免。

克勒奇达尔奥卢曾担任土耳其财政部官员和国家养老金机构负责人，他开出的药方是承诺恢复经济正统，包括恢复央行独立性。反对派诚实地承认，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利率大幅上升，并减缓经济；而通货膨胀如此棘手，以至于需要长达两年时间才能削减至个位数。

埃尔多安则用慷慨支出手段和大项目为经济打气、赢得人心。提前退休、能源补贴、增加基本养老金、提高最低工资。坊间传说土耳其之所以将大选从6月提前到5月。主要就是考虑以目前的通胀速度，到6月份就会吞噬掉大部分新增的福利。

选举前一个月里，埃尔多安为该国第一座由俄罗斯帮助建设的核电站揭幕，庆祝了一个黑海大型气田开采，见证了土耳其生产的第一款量产电动汽车下线，第一艘无人机航空母舰服役海军。

当总统在媒体上频繁露脸为一个又一个大型项目剪彩时，克勒奇达尔奥卢则在他简陋的厨房里录制视频并发布到社交媒体上。他举着一个洋葱说：“现在一公斤洋葱是30里拉，如果埃尔多安留下来，将涨到100里拉。”

虽然人们已经亲身领受到洋葱价格确实在两年里涨了十倍的后果，但与才华横溢的演说家埃尔多安相比，低调但缺乏鲜明个人魅力的克勒奇达尔奥卢炉边讲座收效不佳。在第一轮投票均未过半后，反对派追加的政策筹码是赶走滞留境内的叙利亚难民，却没能拿出比埃尔多安更令人信服的方案。

最终，“民族联盟”只说服了47.86%的选民，另外52.14%的土耳其人决定不给他们这个机会。位于安纳托利亚正义与发展党传统票仓地区的科尼亚选民德韦奇（Selman Deveci）的想法颇有代表性：“我想要改变，他们搞砸了经济；但是对反对派既没印象，也没信心。”

今年2月6日，土耳其东南部爆发双7.8级大地震，导致4.8万人丧生，相当于保加利亚面积的地区成为废墟。托尔当时正身在土耳其探亲访友，亲眼目睹了地震暴露出的大量劣质建筑、腐败和缺乏救灾准备和应对等问题。

她曾被朋友们告知，这场土耳其共和国百年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将成为埃尔多安的滑铁卢，但大选结果显示，那对总统的威望几乎无损。在震区一些核心地带，他的支持率不减反增，2018年，埃尔多安在卡赫拉曼马拉什省蒂尔克奥卢地区赢得了78%的选票，这次，他拿到了82%。

土耳其奥兹耶金（Özyeğin）大学政治学教授Evren Balta相信，这是因为政府经常对民众宣扬的如下观点已深入民心：土耳其能有今天的强大地位，多亏了埃尔多安，国家虽正经历艰难困苦，但应该给他足够的时间修复问题，因为他是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人。

也许正如去年秋天托尔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新书《埃尔多安的战争：强人在国内和叙利亚的斗争》里指出的那样，埃尔多安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选举政治家，从不浪费任何一次危机。

在托尔看来，埃尔多安在这次大选中的胜利也凸显了土耳其社会的极端两极分化，特别是伊斯兰主义者和世俗主义者之间的分歧。

“双方都有生存焦虑，他们都将选举视为生存之战，”托尔说，“在这种两极分化的背景下，人们不会根据政策偏好、现任者表现或反对派的承诺轻易改变他们把票投给谁，这就是埃尔多安为何仍能聚集多数，维持权力的根本原因。”

从贫民区到总统府

贝伊奥卢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老区，中世纪时叫佩拉，位于欧洲一侧，与君士坦丁堡老城相望。1954年2月26日，埃尔多安就出生在那里。

当时土耳其加入北约已两年，在民主党执政、军队监政的这段岁月里，根植于奥斯曼时代、在世俗和宗教阵营之间的深刻分裂已在折磨这片古老的土地。

1960年，民主党政府被指控违反了共和国创始人凯末尔·阿塔图尔克（Mustafa Kemal Atatürk）的两项原则：完全独立和世俗主义，遭军队推翻。当时的总理、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在审判后被绞死，这在那些认为民主党是拯救伊斯兰教政党的宗教人士心里留下深深的伤疤。

埃尔多安的父亲艾哈迈德·埃尔多安（Ahmet Erdoğan）是一位海岸警卫队船长，也是民主党支持者。埃尔多安那时只有六岁，此后他还看到并亲身经历了四次军事政变，最后一次是在2016年，军队试图推翻他。

埃尔多安和家人一起，搬到土耳其东北黑海沿岸的里泽省度过童年，那儿后来也成为他从政后时常回去的精神家园。

13岁时，他又随家人搬回伊斯坦布尔的工人阶级社区卡森帕萨。穷人孩子早当家，他在街道上叫卖柠檬水和一种叫做Simits的圆形芝麻面包，为家庭预算做贡献。暑假时便回到里泽，帮他家附近村庄的农户采收茶叶和榛子。

老埃尔多安是位严厉的父亲，据说有次为了惩罚年幼的儿子，竟把他吊在天花板上。身为虔诚的穆斯林，他把儿子送去伊斯坦布尔的宗教职业高中寄宿，按照当时严格推行的政府世俗规则，那里的毕业生无权上大学，为了能上大学，埃尔多安不得不再去普通高中学习额外课程。

高中生埃尔多安开始痴迷踢足球，作为半职业球员的生涯长达16年。他的偶像是德国名将贝肯鲍尔，队友们都叫他“Imam Beckenbauer”。当一家俱乐部看中他时，父亲果断阻止了他迈入职业选手生涯。

一枚球坛损失的新星在政坛冉冉升起。埃尔多安早早投身政治浪潮，15岁就参加全国土耳其学生会（MTTB）的会议和示威活动。那是冷战时代，左翼运动正在兴起，民族主义和伊斯兰主义运动也在崛起。他多年后成立的正义与发展党（AKP）许多创始成员就在MTTB中长大。

他见到了克萨库雷克，他和他的同伴们从那时起就深受这位诗人、小说家、剧作家和伊斯兰主义思想家的影响。

1973年读完高中，埃尔多安进入马尔马拉大学学习工商管理。在大学时遇到了埃尔巴坎（Necmettin Erbakan）并追随他。埃尔巴坎提倡在土耳其加强伊斯兰教价值观，脱离西方社会负面世俗影响，后来在1996年成为土耳其第一位伊斯兰总理。

1977年，23岁的埃尔多安在一次政治集会上朗诵宗教诗歌，深深吸引了在场的22岁姑娘艾米内，两人一见钟情，很快决定结婚，但埃尔多安的家人不同意。据他们的亲密朋友说，埃尔多安与艾米内如此相爱，他愁病了，体重减轻了很多，家人只好让步，两人于次年成婚，婚后育有二子二女。

1994年，埃尔多安在埃尔巴坎支持下首次参选伊斯坦布尔市长。他严厉的父亲已过世六年，未能等到那一天。一开始，这位40岁的黑马候选人受到主流媒体嘲笑，并被对手视为乡巴佬，最终他却以25.19%的选票赢得选举，并让伊斯坦布尔这座老城从市貌到经济焕然一新，在土耳其政坛一举成名。

受人欢迎的伊斯坦布尔市长似乎有点男性沙文主义倾向。他被一位记者问起私人生活时说：“我结婚18年了，但从未坠入爱河。”想必有人为此教育了他，在他担任总理十年后的2013年，在电视节目中再次被问及感情生活时，他彻底改变说辞，充满诗意的激情：“我完全爱上了我的妻子。当我看到她时，爱就发生了，那是电。爱就是在对方身上迷失自己。”

埃尔多安对伊斯兰主义政治理想的热爱更奋不顾身。1997年，军队要求埃尔巴坎政府遵守“恢复政权世俗特征”的决定，埃尔巴坎被迫辞职，其政党被宣布为非法。政变发生后的当年12月，埃尔多安在集会演讲中朗诵了一首诗。他因言获罪，以违反世俗主义法律和煽动宗教仇恨被判处10个月监禁。

虽然要为此被迫辞去伊斯坦布尔市长职位，但埃尔多安赢得了更多人心。入狱前，数千人聚集向他集体告别。他对人群说：“这首歌不会在这里结束”。这句话立刻成了伊斯兰主义圈子里的口号。很快，一张以这句话为名的专辑在市场发行，封面上是埃尔多安的照片。

这张专辑卖出了100万张，成为土耳其1999年最畅销的专辑。埃尔多安也在被关押4个月后提前出狱。

十四年后，埃尔多安再次访问他当年被关押的Pınarhisar监狱。他称这座监狱对他而言是重生的象征，正是在那里准备了成立正义与发展党（AKP）。

2001年，埃尔多安与他的导师兼伯乐埃尔巴坎公开分道扬镳，成立AKP。在第二年的议会选举中，AKP就成了得票最高的政党。埃尔多安本人却因当年定罪被禁止从政，通过宪法修正案和赢得补选，才在2003年成为土耳其总理。

从此，他和他领导的AKP一直主导着土耳其政治。在这次总统大选前，埃尔多安已一路赢得了五次议会选举、两次总统投票和三次公投，并挫败了2016年旨在推翻他的军事政变。

因为土耳其宪法规定总理任期最多三届，在顺利实现两次连任后转而任总统后，为了继续掌舵，埃尔多安干脆通过公投修宪，废除总理职位，把原本属于礼仪性的总统职位改造成真正的实权派，将总统、总理、党领袖和事实上的央行行长角色集于一身。

他变得越来越不能容忍任何政治上的挫败。2019年3月，AKP在地方选举中失去了几个大城市，包括伊斯坦布尔，新一任黑马市长是48岁的房地产商、共和党人伊马姆奥卢（Ekrem Imamoglu）。对埃尔多安来说，失去伊斯坦布尔简直就是失去土耳其，政府先是要求重新计票，未能改变对方1万余张选票的微弱领先优势后，选举结果被最高选举委员会宣布无效。

令埃尔多安难堪的是，在6月举行的重新选举中，伊马姆奥卢获得超过80万张的更大领先优势，成了土耳其政治新星，被认为将是总统候选人的有力挑战者。接下来的操作更是令外界大跌眼镜，去年初，伊马姆奥卢因辱骂选举官员“白痴”涉嫌侮辱政府官员被判2年7个月监禁，惩罚也包括失去政治权利，就像当年的埃尔多安。

“阿塔图尔克”

住在皮亚莱·穆姆哈内西街34号破旧公寓楼里的老邻居仍清晰记着总统年少时如何钟情于自己的嗜好。“他父亲不喜欢他踢球，所以他总是偷偷溜去参加比赛。”72岁的乌斯坦巴斯（Huseyin Ustunbas）住在五楼，埃尔多安家当年就在他家下面的四楼，孩子们一起玩大。

在成为总理后，埃尔多安偶尔也会突然到访，乌斯坦巴斯家客厅里就挂着总统夫妻与他一家的合影。他喜欢说起被邀请参加总统孩子们的婚礼，他就站在别国领袖不远处，人人都想知道他是谁，埃尔多安怎么对他那么热情地起身相迎。五年前他的妻子患癌后没钱化疗，乌斯坦巴斯向总统的顾问求救未收到回音，埃尔多安知道后为他妻子安排了免费化疗，那个顾问则被解雇。

尽管埃尔多安遭到越来越多批评，但在乌斯坦巴斯这里全是一抹而去的蛛网：“不要听信那些反对他的人的话，我认识他。我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我可以为他而死。”

埃尔多安赢得总统选举后，土耳其里拉跌至1美元兑20.4里拉的创纪录低点。交易员对他有缺陷的经济政策毫不客气地质疑，警告埃尔多安的胜利可能导致土耳其面临严重货币危机的威胁以及银行和主权债务头寸紧张。

除了解决迫在眉睫的经济危机，埃尔多安还要尽快为360万滞留境内的叙利亚难民找到可行的解决方案，应对10个月后将举行的地方选举。在外交领域，西方盟友们肯定会轮番施压，敦促土耳其在7月11日维尔纽斯峰会前批准瑞典的北约成员资格。

时势造英雄。在他统治的第一个十年里，埃尔多安利用当时非常有利的国际形势，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令土耳其经济快速起飞，通货膨胀被驱逐，外国投资飙升，人均收入从2002年的3000美元上升到2012年的1万2000美元，世界各地的新兴市场基金经理称之为“土耳其奇迹”。欧盟也在2005年开启土耳其加入欧盟的谈判，以奖励埃尔多安的努力。

2013年，埃尔多安承诺到2023年要让土耳其成为世界十大经济体之一，将人均收入提高到2万5000美元。但自那时起的十年里，土耳其经济进入下滑通道，GDP在20国集团里敬陪末座，人均收入萎缩到9600美元，与2007至2008年相当。

尤其过去两年，里拉大幅贬值，外国资金出逃，通胀幽灵挥之不去，埃尔多安的权力却在不断加强。批评者认为，接下来五年任期里，埃尔多安很可能会沿着几年前开始的强人道路走得更远。

而埃尔多安告诉他的支持者们，那些试图破坏他连任的人，是在试图破坏“土耳其世纪”。

大选后第二天，土耳其总统府通讯署署长阿尔通就对外宣告：“土耳其世纪现在已经开始，在不稳定的时代，土耳其将继续成为解决地区和全球问题的’稳定力量’ 。”

这个拥有8500万人口，位于亚洲、欧洲和中东交叉地带的国家不再将自己视为欧洲的边缘地区，而是一个拥有自身重心、注定要成为世界强国的国家。如其总统顾问Ibrahim Kalin所说，土耳其试图实施的是“360度的外交政策”，不想偏袒任何特定问题、行为的地区或国家。

在英国智库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Chatham House）副研究员达莱（Galip Dalay）看来，在埃尔多安的核心圈子中，许多人在庆祝西方衰落、新的国际秩序正在形成，这种信念已成为土耳其外交政策的支柱之一。

“埃尔多安对国际政治的理解是，世界已进入不再由西方主导的阶段，既要设法从西方获利，也要与美国的对手往来，从而为土耳其谋求更多利益。”达莱说。

随着加入欧盟谈判奄奄一息，关税同盟谈判陷入僵局，土耳其与欧盟也从曾经的热络渐行渐远，统计显示，2008年，土耳其与欧盟88%的外交政策决定和声明保持一致；到2016年，这一比例下降一半至44%；去年只有7%。

长期关注土耳其和巴以地区的英国作家艾希勒（William Eichler）指出，经济起飞唤醒了奥斯曼帝国沉睡的精神，在多次遭到拒绝后，土耳其已放弃加入欧盟的进程以及自由主义改革。作为埃尔巴坎和基萨库雷克的追随者，埃尔多安将自己的伊斯兰-土耳其民族主义推向了前台，实施更为专横的新奥斯曼主义。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时，卡特总统顾问、以《文明冲突论》闻名的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公开表示，土耳其应该拒绝被尊为现代土耳其国父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所强力推行的世俗主义，而是继承奥斯曼遗产，成为伊斯兰教的核心国家，为此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一个实施这种转变的阿塔图尔克第二。

1923年10月29日，土耳其共和国成立，带领军队击退协约国入侵的凯末尔（Mustafa Kemal Atatürk）当选第一任总统，他被认为是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确保了土耳其独立，并用政教分离彻底改造了这个国家。1934年，土耳其大国民议会授予他“阿塔图尔克”(土语意为“土耳其国父”)的尊称。

埃尔多安一定相信，在土耳其共和国百年之际，自己就是另一个肩负历史召唤使命的“阿塔图尔克”。

5月30日，埃尔多安在安卡拉的土耳其商会与股市联盟第79届大会上说，从欧洲到黑海，从高加索、中东到北非，土耳其致力于在周边建立一个安全与和平带，携手商界等组织，共建“土耳其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