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边万莉 北京报道
硅谷银行破产后,美国银行业危机风暴席卷而来。签名银行、第一共和银行因为资金断链而被关闭、接管,三家银行的资产规模总和超过5000亿美元,这一切的发生仅仅有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在动荡的宏观经济背景之下,如何才能重建对金融体系的信任,以加强金融稳定性?
6月27日,在第14届新领军者年会(又称“夏季达沃斯”)上,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张维迎,拉扎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香港)董事总经理及中国区负责人樊功生,花旗银行董事总经理、亚太区资本市场与咨询业务负责人Jan Metzger,巴克莱银行中国首席执行官刘洋,汇盈资产管理公司亚洲区首席执行官Thijs Aaten等展开了圆桌讨论。
如何看待银行风险
从美国银行破产事件来看,反映出了全球金融体系的哪些风险?参与讨论的专家和从业者观点不尽相同。例如,Thijs Aaten认为,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利率的倒挂,这也是养老金投资承压的重要原因之一;Jan Metzger表示客观,新业态的涌现给银行服务提供了很大的机遇;而樊功生对银行利率表示担忧,“每家银行都像是一个对冲基金,用长期利率来进行短期的拆借,这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
不过,樊功生也认为,破产的这些银行采取了具有风险的发展路径(加密货币占比过高),而且银行业的整合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对此,Thijs Aaten进一步指出,“全世界很多地方的银行利率已经到0了,并没有很有效率地进行资金分配,我们必须要有相关的方法来充分利用资金进行更高效的利用和分配。当然,这里面也需要相应的监管。如果监管没有非常到位的话,就可能产生一些危机或者整合。那么,我们就让它自然而然地发生,不是说这种方式就是错的。”
“美国主要是通胀,中国的问题不同。在探讨解决方案和政策之前,我们先要考虑清楚金融部门的不稳定性有哪些因素?”张维迎指出,政策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包括各国央行的政策。比如说,美联储经历了几轮加息后又削减利率,对外部有很大的溢出性。央行其实并不完全掌握经济的发展,因此建议是保持稳定的连续的利率政策,而不是反复地朝令夕改、频繁调整,要让市场自己做出反应和选择。
如何从美国市场汲取经验,避免重蹈覆辙呢?在刘洋看来,每个市场的问题不一样呢,但在任何一个时期她都没有担心过中国的银行体系。中国的监管部门在很早之前就开始出台去杠杆的政策,还监测中小银行的流动性和债务资产比例,同时消除了影子银行、严格管理资产产品,这一系列的组合拳下来让中国银行业更加具有韧性,但这是否代表着可以高枕无忧呢?刘洋认为,“其实也很难说,比如房地产行业的风险。”
她进一步指出,从整个中国的信贷体系分析来看,大概40%以上是产业和贸易相关的信贷,只有不到30%是跟房地产相关的信贷。中国人民银行也出台了很多措施来对银行和房地产进行解绑。过去一年来中国房地产经历了一些困境,但是银行业好像并没有做出很大的反应。因此,刘洋表示持有谨慎乐观的态度。
监管规则与市场行为的关系
谈及监管规则与市场创新,Jan Metzger表示,监管规则的指定是要帮助我们来建立信心,如此才能有更好地互动来提升效率,尤其是资金流动和资金配置地效率。现在很多政府进行沙盘推演来观察一些新的事物,可能会带来好的解决方案,希望政策制定可以与市场动态与时俱进,从而在此基础之上建立信心,因为信心对金融界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刘洋表示,如果不去促进足够的创新,金融行业可能没有办法进行充分的发展,尤其是在创新和生产力之间如何做一个很好的衔接。如果做不好信心又从哪里来呢?在张维迎看来,有两个机制可以维持市场秩序:一是政策监管,二是声望,要对声望有足够的重视。
Thijs Aaten认为,信心和政策调节是非常重要的。政策的调节还有更多的空间去发挥,不仅仅是市场参与者需要发挥作用,政府政策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推着市场向正确的方向去走,这是政策监管政策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中国出台政策就具备这样的指导性。张维迎表示,“我们制定政策的一个目标就是希望可以来帮助大家指导行为,而不是说不去做某种行为,是一个肯定性方向的指引。从长期来看,大家会去考虑声望非常重要,有长期的动力去做自己的商业项目。但是,如果有一些人比较短视,那对于市场就不是特别的好,比如说会出现欺诈的行为等。总的来说,法治是最基层或者说最底层的解决机制。”
对此,刘洋表示同意。她说,我们要有一个长远的目标,全世界的领导人都需要有长远的目标,来看到现在应该做的或者是优先做的事情是什么,一起联手来对抗不稳定的局面,消除潜在的风险,实现长远目标的发展。
对地方债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与美国不同,中国当前的问题主要是地方债务问题。”张维迎指出,银行更倾向于给地方国企放贷的原因是在于认为背后有政府兜底。从资产的价值来看,主要还是看谁在运营,债务的解决最终需要发挥创新。从技术上来说,中国的银行没有出现过破产,是因为成立了专门消化银行不良贷款的资管公司。因此,未来发展还是要看创造性,看中国的企业家是否有良好的激励机制来办好企业,是不是真正相信市场,是不是相信企业家精神。当前重要的不是问题本身,而是未来的方向和发展质量。
对此,樊功生认为,不仅企业家要有足够的动力和激励机制,也要看融资环境。他说,当前企业家融资还是较难,银行体系给他们的支持还是不够。银行往往是放贷给不差钱的客户,而真正既缺钱的企业家很难融不到钱,这是一个问题。相比于西方,中国的银行数量还是不够多,西方的银行太多了,需要一个整合的阶段来减少银行数量;在中国,恰恰是需要成立更多的银行。等到银行数量上去之后,从中央政府到地方,要给予一些支持,才能提升大家对银行体系的信任。
关于地方债务问题,Thijs Aaten表示,从市场价值资产的定位和定价看,我们会发现地方政府在资产负债表上存在一定的风险,现在的定价没有真正反映风险,未来中央政府是否会出手救市地方政府。同时,我们也在观望表外是不是还有一些不知道的隐性负债。但是,在刘洋看来,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很多地方政府债务都是有抵押的资产,而且这些标的资产是能够产生收益的。
(作者:边万莉 )
21世纪经济报道及其客户端所刊载内容的知识产权均属广东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社所有。未经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详情或获取授权信息请点击此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