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张燕生：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 增强世界经贸伙伴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缴翼飞 北京报道

上半年经济数据近日陆续公布。我国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在创新20.1万亿元的历史新高同时，也出现了近几个月增速下行、外需增长动力不足的问题。6月份，进出口总额34883亿元，同比下降6.0%。其中，出口19898亿元，下降8.3%；进口14985亿元，下降2.6%。

就外贸相关问题，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图：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受访者供图）

张燕生认为，目前我国外贸稳定增长的表现之下仍有隐忧，在全球外需萎缩、产业外迁、地缘冲突加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下半年外贸稳增长的压力较大。当前，亟待出手着力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拓展发展中国家新兴市场，同时要通过扩大内需和进口，增强中国与世界相互依赖的经贸关系，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增长之中仍有隐忧

《21世纪》：今年上半年外贸进出口首次突破了20万亿元，但5、6月份的进出口增速都有较为明显的下滑。如何看待当前的外贸形势？

张燕生：从外贸形势来讲，实际上有三个因素影响最大。第一个因素是全球外需萎缩。今年的世界经贸形势比去年更艰难，WTO预测今年全球商品贸易量增速只有1.7%，低于去年的2.7%和长期平均增速2.6%。IMF预计未来5年全球经济年增长率约为3%，远低于约3.8%的历史平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各国的外贸形势都不好，既有周期性因素的影响，如经济贸易增长处于下行通道；也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如贸易保护主义抬头。

第二个因素是产业外迁。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开始变化，中国过去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组装生产。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土地、劳动力成本逐渐升高，一部分产业发生了自然转移，这不是今年才特有的现象，这属于结构性因素。

第三个因素是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尤其是地缘政治的影响。出现一些关键核心领域“脱钩断链”，另一些领域订单流失、产业外迁，第三方市场如“一带一路”大国竞争更加激烈，如今年G7推出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PGII)的竞争。市场担心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打压还会加剧，由于缺少一个稳定的合理预期，也加大了企业经营和产供链稳定的压力。

以上三个因素决定了当前外贸发展的基本面，我国外贸可能难以出现以往的增长态势。但也不要太悲观，今年世界经济和贸易的另一个特征是有韧性，好不到哪去，也坏不到哪去，如俄罗斯、欧元区等地区经济仍可以保持正增长。下半年的核心问题还在于是否会有新的不确定性突发事件。比如金融风险在今年持续上升，目前普遍担心的是流动性危机会不会变成系统性危机，我认为今年可能不会发生大规模的系统性危机，但未来5年就很难说。

另外，去年受疫情和俄乌冲突等因素的影响，外贸是一个大起大落的走势，1-2月非常好，3月份开始减速，4月份归零，从5月份开始爬升，到了7月份又开始放缓，12月份归零，这个波动性很强的基数会影响对外贸形势的客观判断。而且虽然以人民币计价，上半年进出口总体呈现增长，但由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较上年同期明显贬值，按美元计算，上半年我国外贸总体实际在下降而非增长。从具体结构上看，仍然是喜忧参半，不能掉以轻心。

《21世纪》：目前我国在电动载人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增长明显，如何看待当前我国贸易结构的变化？

张燕生：“新三样”的亮眼表现说明中国的贸易结构、贸易类型、贸易方式确实改变了，而且很大程度是外贸企业和生产企业把握新能源革命、绿色革命、数字革命的重大机遇，推动科技创新、体制创新、市场创新发展起来的。而且除了国外对新能源产品和技术的需求拉动，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不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使得中国在“新三样”领域从品牌、产品、渠道、技术等取得进步。

接下来的关键一步是，怎么在“新三样”之后发展出“新五样”、“新八样”。这就必须发展硬科技，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而且企业要未雨绸缪，在复杂的国际经济和政治的形势下，必须警惕一些国家可能推出新的贸易限制举措。这会使得企业成本增加、利益下降、产供链中断，因此需要国家、行业协会和龙头企业负起责任来共同应对。

另外，传统劳动密集型优势行业产品如纺织、鞋靴、服装等的出口均有所下降，上半年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速只有0.04%。上半年的民营企业进出口占比进一步提升至52.7%，但相应地外资企业进出口比例也在下降，上半年已经下降至30.7％，未来我国外贸还将持续面临着产供链外移、外需不振、汇率波动等不利因素的压力与挑战，必须要注意前瞻性做好应对准备。        ·

稳住对发达市场出口依然重要

《21世纪》：从贸易伙伴情况来看，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表现都比较好，但对欧美等发达经济体的出口增速均出现放缓，我国外贸市场正在发生哪些变化？

张燕生：就国际市场分布构成而言，对某些国家的贸易占比提高也就意味着对另一部分国家的贸易占比下降。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是我们产品出口的最重要市场，但这个市场格局正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短短几个月，美国已经从我们的第一大出口伙伴下降成第三大出口伙伴。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快速增长，是目前我国外贸市场多元化的积极表现，有助于提高我国外贸增长的韧性，但发展中世界的体量较小、利润较低、风险较大，还是难以对冲发达国家出口的下滑。

中国与东盟逐渐形成了新的贸易合作关系。东盟向中国出口初级品，中国则是向东盟出口机械设备和中间品，不过东盟也面生产走弱、需求不足的状况，东盟对我国的需求集中在产业转移带动的中间品贸易，其自身出口也依赖于欧美的最终需求，对我国出口拉动的可持续存在不确定性。

欧洲和美国近来喜欢提到一个概念叫做“去风险化”，这是继“脱钩”之后的又一热词，但如果各方都以去风险化降低对中国产供链体系依赖，世界很可能形成两个平行的贸易和产业体系，与安全相关的贸易领域很可能脱钩，与安全不相关的贸易领域产业外迁。

4月底出台的《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提出，“要想方设法稳住对发达经济体出口”。这里首先还是要稳住美国市场，这是全球规模最大、购买力最强、最开放的市场，需要在外交、安全、科技、经贸等多个方面为稳住美国市场做更多的工作。

《21世纪》：近期比尔盖茨、马斯克等多家跨国企业高管重新访华，这是否意味着“脱钩”的趋势正在缓解？

张燕生：美国前期过度强调“脱钩”，过快减少对华产供链依赖，美国自身受到的损害是非常大的，通过几十年好不容易形成的相互依存关系突然断了，对中国、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都是难以承受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都要换位思考，在商言商。不要把经贸关系工具化、武器化，要推动企业走到前台唱主角，让民间唱主角。中国需要考虑怎么能赢得更长的时间窗口，本着一个“有饭大家吃”的策略，在欧美、日韩、亚非拉新兴国家之间谋求合作双赢甚至多赢，努力维护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经济贸易关系。

《21世纪》：目前RCEP已经在所有成员国之间全面生效，RCEP区域的贸易增长对中国外贸的提升能起到多大的作用？

张燕生：RCEP有三个经济合作圈，一个是中国和东盟，这实际上是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的对外转移和延伸；另一个是中国和日韩，是东亚生产网络的核心；还有一个是中国和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是初级产品的保障和供应地，这三个经济合作圈将共享区域自由贸易的好处。

现在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是美国将超越传统自由贸易协议来建立新国际经济伙伴关系，将贸易政策从降低关税、取消非关税措施、推进贸易投资便利化，转向强调供应链安全和价值观贸易政策，如印太经济框架（IPEF）。这就要求中国必须通过高标准制度型开放推动亚太经济体高水平合作，探讨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题的高质量共建发展的国际战略，最终用自由贸易和市场力量战胜价值观贸易和地缘政治冲突。

除了RCEP，中国也有意愿有能力加入CPTPP和DEPA。CPTPP将推动中国高标准的制度型开放，包括国有经济、竞争政策、产业补贴、知识产权、环境标准等方面的改革。DEPA则将推动中国数字经济规则的开放。世界银行今年四季度将发表采用新评估方法的第一份宜商环境（BEE）评估报告，其中一定会有地缘政治的影响。这是中国高标准制度型开放所面临的一个挑战，但我建议把它看作是机遇，“借力拆垒”，即借国际压力拆除我们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前行的壁垒。

增强世界经贸伙伴对中国市场的依赖

《21世纪》：如何看待当前的需求增长空间？内需和外需哪一个将起到主要支撑作用？

张燕生：肯定是内需。从短期来看，5、6月份出口增速的持续下行凸显了扩内需的必要性。从长期来看，我国外贸依存度会持续下滑，已从2006年峰值时期的64.2%下降为2019年的31.8%，疫情期间有所回升，但未来的十年大概率还会进一步下降。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要思考如何改善与世界的经贸关系。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就是扩大内需，尤其是在当前全球需求萎缩的情况下，今后要通过扩大内需和进口，为自己的贸易伙伴创造更多的新订单、新需求、新发展动力，增强中国与世界经贸关系的相互依赖。国内发展基础做得越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就越大，通过增加进口、对外投资与国际合作，来给别人创造机遇，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应尽之责。

《21世纪》：目前需求不足的问题还会延续多久？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阶段性问题你有哪些建议？

张燕生：4月28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预判还是非常准确的。会议提到，“当前我国经济运行好转主要是恢复性的，内生动力还不强，需求仍然不足，经济转型升级面临新的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仍需要克服不少困难挑战。”

针对第一个矛盾的内生性动力不足，首先反映的是民间投资低迷，今年前5个月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较为罕见的负增长，比整体投资增速低4.1个百分点。目前政策预期的不确定性、舆论环境的不确定性以及社会心态的不确定性，都影响着民营经济的信心。

在这其中，我认为需要进一步推动投资领域的“放管服”改革，有效破除制约民营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特别是现在提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之后，有关部门更需要从优化产权保护、统一市场准入、社会信用建设等基础性制度入手，健全激励约束和考核评价体系，着力为民营企业卸下包袱，着力营造界限清晰、规则明确、公开透明的市场环境。

针对第二个需求不足的矛盾，目前有关资产负债表衰退有很多争论。我认为短期解决需求不足的问题，还是需要扩张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如降息、增加财政赤字，同时考虑通过扩大公共投资带动一些公共项目来拉动公共需求。还需要解除房地产市场“限购、限价、限贷、限外”等限制性措施。中期需要结构性调整，如城市更新、推动新市民化、消除市场准入和退出壁垒等。长期需要建立起一个与高质量发展相一致的体制机制政策体系。

第三个矛盾就是转型升级面对新阻力。首先就是外部阻力，“脱钩断链”、长臂管辖、去中国化等，这就要促进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依存”的国际经贸关系，挂钩不脱钩，开放不封闭，合作不对抗、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

另外一方面就是国内的阻力，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对体制性机制性障碍进行改革。考虑怎么能够让市场机制在解决效率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怎么能够在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养老、公共住房这些方面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让政府负起更多的公共责任。效率的问题要靠市场，公平的问题要靠政府，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