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气候官丨专访陶氏公司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安诚松：提供300万吨循环解决方案产品，更好助力循环经济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李德尚玉 实习生陈斯达北京报道

塑料污染对自然环境及人类健康的威胁已成共识。就在今年6月5日，第52个世界环境日就发出“减塑捡塑”（Beat Plastic Pollution）的口号，呼吁世界行动起来，减少塑料制品污染。

近日陶氏公司发布的2022年度《Intersections》进程报告中提到，陶氏已将自身“消除废弃物”可持续发展目标扩展到“变废为宝”，并承诺到2030年后将实现年均300万吨塑料循环、可再生解决方案的商业化。

“我们将更聚焦提供塑料循环解决方案，而非只是减少或是不使用塑料废弃物那样简单。通过提供300万吨的循环解决方案产品，我们能更好助力循环经济的发展。”陶氏公司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兼环境、健康和安全 （EH&S）副总裁安诚松（Andre B. Argenton）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时表示。

陶氏公司首席可持续发展官兼环境、健康和安全 （EH&S）副总裁安诚松（Andre B. Argenton） 

选择同样致力于减排的合作伙伴

《21世纪》：陶氏何时创立的可持续发展官（CSO）这个职位？又是如何定位可持续发展的？

安诚松：陶氏设立CSO（Chief Sustainability Officer，首席可持续发展官）职位已经有很长的历史。近几年，陶氏把CSO职位和安全健康环境部分的业务结合，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第二位陶氏公司的CSO。我本人作为CSO，直接向CEO汇报，CEO希望我可以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对公司领导团队产生更多积极影响。

尽管相关职位的设立是近年来的举措，但陶氏很早就开始关注可持续发展。实际上，陶氏正推进完成第三个十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即将迈向第四个十年。1995年，我们作出了到2005年的第一个承诺，随后我们两次更新目标，将期限分别设在2015年和2025年。现在，我们将眼光放到2025年之后，正在设立2035年的有关目标。与之相对应的，可持续发展报告对陶氏也并非新事，我们在2003年就已经发布第一个可持续发展报告。所以，陶氏已经深耕可持续发展事业很长时间。

《21世纪》：去年陶氏将“消除废弃物”可持续发展目标扩展到“变废为宝”，为何对目标做出这样的调整？

安诚松：因为我们想在塑料等废弃物的处理上更激进、更大胆。扩大目标意味着我们更聚焦提供循环解决方案，而非只是减少或是不使用塑料废弃物那样简单。通过提供300万吨的循环解决方案产品，我们能更好助力循环经济的发展。

在中国，相关措施与在全球其他市场差异不大，因为设计时都需要考虑其可回收性，而不是用完后再考虑。我们在中国的创新中心也会与价值链上的客户合作设计可回收包装。事先合作设计可回收包装是因为，如果包装不可回收，就无法找到合适的基础设施加以处理。

另外，产品有时是包含原始材料和回收材料的聚合物。而基于自身技术和专业知识，我们能够实现二者的有效混合。

和很多国家一样，在资源回收利用方面，中国蕴含机会巨大。我们也看到中国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能力，可以较快推动变革。因此，我认为中国加快发展塑料循环经济，建立在该领域的领先地位，也能助力化工行业发展。中国不仅体量大，发展速度也很快。

《21世纪》：陶氏自身是如何进行减碳的？

安诚松：首先陶氏对范围一和范围二减碳制定了清晰的目标和路径图。陶氏也非常重视范围三的减排，因为我们70%的排放来自其中，这在化工行业十分普遍。对此，我们首先要做到公开透明，对范围三排放进行完整披露，这也在我们的报告中得到展现。

我们还需要与上下游的供应商及伙伴进行合作。目前我们已经与350多家顶级供应商进行合作，到今年年底，合作供应商的数量将达到500家。在我们与这些供应商接触过程中，会战略性地选择那些和我们一样致力于减少排放的合作伙伴。我们有自己的脱碳目标，自然也希望供应商实现同样的脱碳进度。我们认为，对减碳没有承诺的供应商将在化工行业难以实现长足发展。

《21世纪》：陶氏已设立全球减碳目标，但相关碳排放披露并未具体到地方或具体工厂，未来是否会有所改变？

安诚松：我们制定了详细的全球计划，前25家工厂的排放在陶氏排放总量中占比达到超过95%，所以我们需要专注于这些排放量最大的厂区，加速实现脱碳，提升我们的影响力。但这些工厂的具体情况不同，因而会采用不同技术进行脱碳，也会有各自的减排承诺。张家港工厂是陶氏在中国最重要的工厂，所以我们对张家港工厂也制定了详细计划实现到2025年以及2030年的减排目标。

陶氏减排战略与中国“双碳”目标一致

《21世纪》：2020年中国提出“双碳”目标，陶氏在中国看了怎样的机会？

安诚松：在当下的全球形势中，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长期承诺都面临挑战，但陶氏会信守承诺。因为可持续发展是所有化工企业发展要直面的问题，所以我们不会因为经济形势而修改我们的承诺及计划。我也认为在当下经济环境中胜出的企业，一定是会关注可持续发展的。而这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

中国市场对陶氏来说是海外最大的市场，未来也会继续扮演这一角色。事实上，陶氏的减排战略与中国“双碳”目标非常一致，因为陶氏长久以来都致力于创造可持续的高质量产品。在战略上，也会兼顾降碳举措与业务增长。在我看来，兼顾减排与发展必须做到三方面：坚定目标，积极创新，寻求合作。陶氏对待自身设立的减排目标十分坚定，实际运营过程一直与战略保持一致。

《21世纪》：陶氏近期ESG报告中提到气候保护、循环经济和更安全的材料这三个发力方向。能否结合陶氏在中国的气候保护方面的发展情况？

安诚松：气候保护工作主要体现在减碳举措上。我们承诺到2050年实现全球范围一、二、三的碳中和；计划到2030年，将范围一、二的碳排放从2020年的约3500万公吨减到3000万公吨，减少大约15%，这是在同时产能增长20%的前提下。所以陶氏不仅要降低范围一、二的排放，也要跟上游供应商及下游客户合作应对范围三排放。

中国是我们在海外最大的市场，中国的发展速度一直全球领先。我们在全球范围内承诺的减碳任务，相关战略会在中国得到一致的执行。根据张家港工厂现有项目，我们预计张家港工厂范围一和范围二的减排速度甚至会更快。

不过，陶氏在中国的碳排放情况和我们在北美或欧洲确有不同。还是用张家港举例，范围二的碳排放极其重要。所以我们也会和供应商及第三方共同减低范围二的排放，其中包括电力使用和蒸汽系统。而范围一方面，我们会有对相应技术和资金投入，推进排放的减少。

《21世纪》：陶氏在中国推进循环经济和更安全的材料的情况进展怎么样？

安诚松：陶氏的循环经济方向可拆解为四步，从设计层面考虑循环，建立利于回收的体系，围绕循环经济进行相关技术研发，最后与客户及品牌商合作。在中国，我们在上海的研发中心有超过400位科研人员，同时与上游供应商和下游客户保持密切合作。在中国飞速发展背景之下，我们十分期待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

对更安全的材料的重视是陶氏的基因。美国环境保护署（EPA）成立前，陶氏就已成立自己的毒理学实验室。几十年来，我们基于科学和风险考量做出的商业决策，都体现出我们的毒理学研究成果。而在中国，我们也实施同样的标准，与政府、协会、供应商、客户、科研机构共同探索，推动相关材料的安全使用。 

《21世纪》：中国客户对减碳技术及产品的需求如何？陶氏感受到了怎样的机会？

安诚松：不同主体的态度差异还是比较明显的。比如同样是在中国，有些消费者在低碳产品方面体现出十分急迫的需求，有些客户却还没有足够的减碳意识。不同客户与不同消费者对可持续发展的积极性是不同的。也要看到，这种认知差异也能体现在不同领域，因为一些领域中，比如家庭和个人护理的相关业务，交通运输行业，其可持续的相关应用相较于其他领域会更加领先。我想说，此类的情况在全球都很普遍，并非中国独有。

对此，我们不仅相信自身在脱碳领域的领先地位，也愿意与其他领导者，与和我们有类似想法的企业合作，努力生产可持续的产品。相信在未来，我们能携手引领脱碳领域。

实际上，在家庭和个人护理的产品方面有很多这方面的合作。我们与洗发水和个人护理产品的品牌商在全球范围进行合作，加速脱碳。我们也已经和国内领先个护品牌立白合作，在其多款产品上推广应用可循环的包装，运用材料科技助力减碳。

我们看到很多客户正在参与发展低碳经济，而我们提供的材料技术又会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储能、电动汽车、光伏、建材、甚至细化到风能所需的风叶都需要陶氏的技术和材料。因此，为推动供应链上有关企业减少碳排放，就必须与各领域的头部企业合作，做出真正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