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投资，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文/浦银理财信用研究部 宏观研究团队 郭学琦博士

在经历长期高速增长后，我国经济发展的要素条件、组合方式、配置效率已然发生了改变，前期以各类生产要素的规模性投入作为基础的发展模式面临越来越多硬约束，必须通过高质量发展，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要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阶段主要解决量的问题，转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阶段必须解决好质的问题，在质的大幅提升中实现量的合理增长。

早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党中央就作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大判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更将“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进一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要深刻理解高质量发展以及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性意义，我们需要基于经济增速放缓的客观规律性，去探究我国新阶段经济发展的着力点。

一、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是符合全球经济规律的

在改革开放的前30年，中国经济经历了高速增长的阶段，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中国奇迹”。但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速出现放缓迹象。不过，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发展经验看，这符合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

图表 1 中国GDP同比增速

注：2021年为复合增速。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一） 全球经济增长的趋势性特征

在工业革命发生以前的农业社会，受到技术水平的制约，全球经济增长较为缓慢。至工业革命发生，技术的快速进步和产业的迭代升级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世界经济增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多数国家经历了经济快速修复的“黄金时期”，但此后，世界经济增速出现趋势性放缓。

根据马斯·皮凯蒂的数据统计，1950-1980年，全球人均产值增长率约为2.5%，但1980-2012年降至1.7%。其中西欧发达国家在1950-1980年处于黄金增长期，人均产值增长率高达4%以上，但在1970-1990年则降至2%以下，1990-2012年进一步降至1.6%。同期，北美的增长率仅为1.4%，日本为0.7%。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标准，当经济增速低于2.5%时定义为低增长，西方国家至少在过去30年整体处于低增长阶段。

图表 2 1913-2012年全球各区域人均产出年均增长率

资料来源：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

进一步，我们回顾美英法德四个欧美发达国家和日本、韩国、新加坡以及中国台湾的经济增速，可以很直观地发现：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法德的经济增速保持着较为一致的周期性变化，并呈放缓趋势。除此之外，意大利、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家都曾经创造过经济高速增长的辉煌，后均收敛至低增长阶段，亚洲一些发达经济体、地区也是如此。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增速放缓的特征具备普适性。

图表 3 1970年以来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地区经济增长趋势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二） 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放眼全球，人类经济的第一波高速增长绕不过“工业化”，中国亦是如此。前期支撑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根本动力在于传统农业国的工业化转型。转型过程中，原来的农业生产要素转化为工业生产要素，并在技术的加持下，要素的使用效率大幅提升，推动实现了强劲的经济增长动能。

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奇迹，核心在于有计划的“市场化”，即传统要素资源“有计划”、“分步骤”、“限领域”地从国有部门向真正市场化的部门进行转移。宏观政府主导与微观主体活力相结合，构建了中国经济稳定的发展秩序。随着国有经济的发展和民营经济的崛起，中国经济的活力喷薄而出。

图表 4 1978年以来三次产业经济增长贡献率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进一步，支撑中国工业化发展的关键因素在于人口红利，即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优势。一方面，全球化背景下，低成本、大规模的劳动力吸引FDI进入，通过“干中学”，我国企业的生产技术迅速与全球前沿接轨，强化了在全球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另一方面，家庭储蓄率不断上升，也推动了高积累和高投资。放眼中国改革开放的前30年，我国基本保持着劳动力的“无限供给”，投资回报率极高，高投资拉动高增长。

图表 5 1990年以来中国GDP增长与人口变化对比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三）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原因

2010年起，中国的人口抚养比开始迅速提高。随着劳动力短缺的日益显性化，工资增长速度超过劳动生产率，单位劳动成本迅速上升，资本代替劳动的进程加快，资本回报率显著下降。投资高峰期后，中国企业相对前沿经济体的学习空间收窄并且学习难度上升，叠加发达经济体开始限制前沿技术的对外输出，我国劳动生产率提升相应放缓。

图表 6 2004年以来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变化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

3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我国从低收入国家发展成为中等收入国家，人民生活水平明显提高，综合国力显著提升。然而，在日趋严峻的生态约束、不断提高的劳动力成本和不稳定的国际贸易格局中，粗放式的数量型经济增长方式已不再适应我国现有的资源禀赋结构和经济发展要求，只有新的发展途径才能带来新的增长。

二、 坚持发展高端制造业，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

向外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加速演进。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的调整，各国围绕实体经济的竞争日益激烈，发达经济体不断在推进其“产业回流”的计划。向内看，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高质量发展如果没有坚实的实体经济体系作为依托，无论是提升创新能力、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还是形成强大的全国统一大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都将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党的二十大的报告首次提出 “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对“质”的要求从“稳步”到“有效”，体现了党的二十大之后发展更加注重质的内涵：要进一步通过科技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提升质量，更加注重投入产出的效率，强调经济发展的效率。

党中央对该要求的实现路径也给出了明确的指引。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从发达经济体的发展实践来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内在要求，而创新驱动是根本。二战结束后，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情况显示，只有13个经济体成功成为了高收入经济体。有一些经济体曾经跨过了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但长期徘徊不前甚至很快出现倒退，例如巴西。巴西在2011年成功迈过了高收入经济体的门槛，但此后10年巴西的人均GDP跌了几近一半，至今未有明显恢复的迹象。究其原因，主要是“高端受压，低端受挤”。巴西在劳动力、资源等成本方面难以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竞争，而在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源方面又难以匹敌发达国家，最终未能顺利实现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换。

图表 7 巴西人均GDP变化（美元）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历史经验证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必须要结合本国实际。我国是制造业大国，过去30多年，凭借劳动力的成本优势建成了世界上最大、最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以此为基础，发挥体系优势，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的有机融合，用数字技术为现代化产业赋能，促使产业质量效益更好、科技含量更高、竞争力更强。

图表 8 中国研发支出占GDP比重持续上升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

自党的二十大以来，一系列的高层会议都在不断强调后续经济发展的着力点在实体经济、创新、现代化产业体系、战略性新兴产业。去年末，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实现现代产业体系升级发展，既要巩固传统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又要创造新的竞争优势，抓住全球产业结构和布局调整过程中孕育的新机遇”。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样强调“要大力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打造更多支柱产业。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促进人工智能安全发展”。

而今，生产率的提升逐步从物质资本积累驱动转向知识和技术驱动，从标准化的资本品行业转向高端制造、IT、医疗等知识和技术密集型行业。我国科技实力大幅度提升，已经具备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条件，可以利用这一赶超“机会窗口”，实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的提升，同时在一些重要领域向领跑迈进。

在这一过程之中，财政的中长期支撑必不可少。我们预期今年的财政政策仍将“加力提效、积极有为”，但会更聚焦中长期发展，向高端制造等关键领域进行财政资金的适度倾斜，出台有效的长期激励政策，统筹国家安全与高质量发展。

落实到投资端，我们也应当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支持实体经济创新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大对科创、普惠、绿色等重点领域的资金支持力度，以实际行动积极促进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更好践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