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创科25人㉑丨专访香港中文大学前副校长杨纲凯：“无用”也是文化的一部分，优秀大学需坚守基础研究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朱丽娜 特约记者 王帆 香港报道

从1973年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任教，到如今成该校物理系荣休教授，并活跃于举办香港科学盛会的一线，著名理论物理学者杨纲凯，在香港的高校、科研系统已经默默奉献了50年。

在学术界，杨纲凯为美国物理学会院士，曾任亚太物理联会副会长；在教育界，他获得过校长模范教学奖，参与通识教育教学，曾任大学教务会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委员,教资会辖下的研究资助局主席，以及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主席、教育统筹委员会委员。

如今，杨纲凯是邵逸夫奖理事会主席、评审会副主席。邵逸夫奖为国际性奖项，以表彰在学术科学研究、应用上取得突破性成果，并对人类生活产生深远影响的科学家。 

这些不同的身份与经历，令杨纲凯对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有独到的洞察与思考。在崇尚“竞争”、“高效”、“成果”的急躁短视的社会氛围里，杨纲凯更希望传递一种蜕去“功利性”考量的价值观——为了更好考试成绩而进行的超前学习不可取，基于兴趣的对学科的探索则值得鼓励；本科教育当然要教专业知识，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一般的素养跟技巧。 

他尤其强调优秀的大学坚守基础研究的必要性，往往从基础研究到看到成果，或许要等待30年的漫长时间。正如一罐陈酿历久弥香，恰恰是很多当下看似“无用”的研究所培育的土壤上，日后将生长出真正的科学突破。

在杨纲凯眼中，科学家的追求是纯粹的，“无用也是文化的一部分”，“科学家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有什么用”。

走进物理的世界

杨纲凯的物理启蒙之路，可以追溯到1965年。那一年，他从香港远赴美国就读加州理工学院。同年，该校教授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因对量子电动力学的贡献，与朱利安·施温格及朝永振一郎共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在此之前不久，费曼教授出版了《费曼物理学讲义》，若干年后被《科学美国人》赞誉：“尽管这套教材深奥难懂，但是它的内容丰富而且富有启发性。在它出版25年后，它已经成为讲师、教授和低年级优秀学生的学习指南。”

在顶级科学家的教导熏陶下，大一新生杨纲凯被物理学的最新进展所吸引，凭借优秀的数学功底，懵懵懂懂地走入了物理的奇妙世界。“那个时候，也没有太想工作的前景怎么样。”

说起当下对年轻人选择专业的建议，杨纲凯强调兴趣与职业前景考虑的统一，“假如没有兴趣，无论客观看起来就业前景怎么好，也不会做得好，不会做得愉快。”

延伸到基础教育阶段学生“超前学习”现象，他则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如果为了争取高考要赢在起跑线，初中就去念高中的课程，并不健康，可能一考完试达到目的了，对学习本身不再感兴趣了；但如果有的学生已经无法仅满足于标准课程，而主动去探索更高年级的课程，则是值得鼓励和肯定的。

他回顾自己初中阶段，偶然在书店看到一本《Teach yourself calculus》（自学微积分），觉得内容十分有趣，便欣欣然买回去自学，“这个对我有很正面的作用。”

从早期的启蒙，到走上理论物理学研究之路，多年以来，杨纲凯的研究领域包括了基本粒子、场论、高能唯象、耗散系统及本征态展开，以及对光学和引力波等开放系统的应用。1999年，他当选为美国物理学会院士，2004年被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2021年，在一场“庆祝杨振宁先生百年华诞思想研讨会”圆桌论坛上，杨纲凯对未来二、三十年的物理学做了一番展望。他认为，在理论物理学发展的的主旋律外，还有很多其他机会可以发展，将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

杨纲凯解释道：“回顾历史就很清楚，50年前大家关心的物理问题，从现在来看，很多问题都没有问对，更不必说答对。所以现在再问大家，什么是将来的方向？也猜不准。就因为这个原因，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全部放在最火的一些课题上。”

好的大学教育

自1973年开始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起，杨纲凯曾先后担任物理学系主任、理学院院长、研究生院院长，1994年至2011年间任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

从大学副校长的行政岗位退下来后，杨纲凯又成为了中文大学敬文书院的创院院长，回到他热爱的教师岗位，更多地在“前线”接触学生，彼时，他除了教大一物理，也教书院的通识课。

知名科学家去给大一新生上课，是否大材小用？对此，杨纲凯认为恰恰相反。在最好的大学里，更应该由最有经验的教授去教大一的入门课程，因为这是一个刚刚进入大学的年轻人重要的“开窍”或“启蒙”的过程。“我的物理启蒙就是在大一，虽然不是费曼教授自己教（前几年是他教），可是他的讲义传了下来，这种启蒙，跟你自己看一本很好的书，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随着教学资源越来越多的开放共享，不同学校之间的教学内容差异客观上可以缩小。杨纲凯认为，对于教师的职责而言，除了传授知识以外，最重要的在于能将做学问的精神、价值观念传递下去。

除了专业课程，杨纲凯亦参与通识教育教学，曾任大学教务会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年轻人成长到大概18岁，接受的教育太受考试所影响。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通过一些专业以外的课题，强迫学生去思考，独立思考。”

同时，他深信教师严谨的治学态度可以潜移默化影响学生，“我从教导博士生的经验中知道，如果作出详细点评，学生进步会很快，如若只是打分数，学生写再多论文，进步可能甚微。”

杨纲凯认为，当下本科教育已经相当普及，很难想象物理专业的学生毕业后都成为物理学家，除了教授专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通过博雅教育的理念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而在研究生、尤其是博士阶段，则更需要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独立发现问题、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基础研究需要更宽松的环境

在大学的教书育人功能之外，杨纲凯还格外强调大学的另一个功能——承担基础研究的任务。

在推动科创发展的整个社会布局中，不同的机构扮演不同的角色，有大致明确的分工，而大学是涉足基础研究的机构。尽管基础研究看似出成果的过程很缓慢，但却是科学发展的根基所在。

“为什么现在荷兰人能做光刻机？我感觉跟荷兰从19世纪开始以来一条龙的科学传统有关，它的（基础研究）底子厚，不一定是在哪个点上出来哪一个项目。”

事实上，一直以来，香港的基础研究水平被认为有优势，反倒是成果转化环节较为薄弱。杨纲凯坦言，香港过去若干年里已经没有太多工业，更没有尖端的工业，要做应用研究是比较困难的，但现在情况在发生改变，一是特区政府更加重视，二是香港与内地的联系愈发紧密。

不只是特区政府，香港社会各界，包括民间团体也愈发积极地投入到促进科创发展的活动中。今年11月，首届香港桂冠论坛将于香港科学园举行，逾2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将分享他们在天文学、生命科学与医学、数学科学等领域的真知灼见，旨在促进跨世代、跨文化、跨领域的学术交流，启发及培育科研新星。

香港桂冠论坛委员会自2019年成立以来，一直得到邵逸夫奖获奖者的支持，而杨纲凯，正是邵逸夫奖理事会主席及评审会副主席。

对于举办桂冠论坛的期望，杨纲凯仍然秉持着一种希望达到“润物细无声”效果的心态——并不一定要强调数年内能够看见很明显的结果，最重要的是提供一种氛围，鼓励年轻人的眼界放得更高，同时，通过与前辈科学家们的交流，让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在商业化的环境之下，更加感受到做研究的坚守精神。

除了传承科学精神之外，杨纲凯还谈到了对于基础研究的评价，需要有更长远的目光。他坦言：“现在全世界有一个不太好的现象，拨款机构都注重一些短期成果，申请经费要问你一年之后拿出什么东西来，这种氛围其实造成了压力。而基础研究的特点之一恰恰是失败率很高。”

“因为你在探索前沿，比如说有10个可能性我都去尝试，有9个是失败的，没有太大的成果，这个你不要怪他，因为前沿就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有一种没那么大压力的氛围。”杨纲凯说。 

注意力不应该全放在最火的课题上

《21世纪》：杨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我们知道您在加州理工学院从学士到博士一直是读物理专业，当初为什么会选择物理作为您一生的科研、事业发展方向？

杨纲凯：其实我刚入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决定要选什么专业，美国的大学体系是大一大二时还不需要固定选择一个专业，反正就是念理科。在加州理工，它大一大二的物理课程就很“先进”，并不是指程度高，而是采取了一个非常现代的观点，用的是后来影响很深的一套教材《费曼物理学讲义》。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真的是很快就能够接触到物理最新的发展，我自己数学的底子还可以，就这样不知不觉地走进了（物理世界）。那个时候也没有想工作前景怎么样，反正大学毕业出来找工作肯定没问题，跟现在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21世纪》：您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学生来说，在选择本科或者研究生的专业时，个人兴趣、未来的成长、就业等几个方面，应该怎样来考虑？

杨纲凯：我认为这些因素都得要考虑，可是不是非此即彼的。假如选择一个没有兴趣的方向，无论客观看起来就业的前景怎么好，你自己如果对这个事情没有兴趣，也不会做得好，更不会做得愉快，所以我想几个方面都要考虑，兴趣、能力以及机会。

《21世纪》：您之前在演讲中提出，在理论物理学发展的的主旋律外，还有很多其他机会可以发展，将会出现很多意料之外的事情。您当时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预言，或者说您觉得在未来在哪些物理的细分领域，可能会出现您说的突破？

杨纲凯：如果你回顾历史就会很清楚，现在我们认为很重要的一些突破，倒回去50年，根本没有人问这个问题，什么是将来的大方向，谁都猜不准的。所以，我们的注意力不应该全部放在现在普遍认为最火的一些课题上。

《21世纪》：所以，做科研的人不要专门去选很热门的领域？

杨纲凯：对，很多事情是意想不到的。

“无用”也是文化的一部分

《21世纪》：香港的应用研究或者说科研成果转化，相比于基础研究要薄弱一些，作为科学家，您怎么看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有转化这几者之间的关系？

杨纲凯：香港应用研究较弱，有历史跟地理的原因。以前香港还是一个比较孤立的经济体，没有太多工业支持，更没有尖端的工业，这当然是不利于应用研究发展的。当然现在情况有所改变，一是特区政府的政策比较注重这个方面，而且香港跟大湾区内地、全国的关系都更紧密，内地的工业基础强，这是香港的一个明显改变。

另外，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有转化当然都很重要，可是在整个社会布局下面，大学更应该注重什么？我认为大学应该更注重基础研究，因为大学是唯一会涉足基础研究的地方，做得比较好的大学，一定不会放弃基础研究。

以国际最高的水平来说，中国的基础科研还是比较薄弱的，对于全中国来说，不能放弃这个环节，特别是这件事要看到成效的话，可能是30年以后的事情。

而且基础科研和成果之间的关系，有时候不是那么直接的。为什么现在荷兰人能做光刻机？我感觉跟荷兰从19世纪开始的一条龙的科学传统是有关的，它的（基础研究）底子厚，不一定是在哪个点上出来哪一个项目。

《21世纪》：有点像我们中文说的厚积薄发的意思。

杨纲凯：对，全世界都是这样子。有时候有人说你做的这个事情是无用的，比如证明了一个数学定理，严格来说可能是无用，但“无用”也是文化的一部分，就好比一个民族，要推动音乐、文学的发展，它的经济意义你可能说不出来，但这是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

《21世纪》：所以我们不能非常短视地说，今天我做的这个事情没用就代表它是无意义的，有用可能是在几十年后甚至更长一段时间之后才能体现得出来，但我们不能因为它今天没用，就否定它的价值。

杨纲凯：我给你讲个小故事。大概50年前，美国有一个科学家Wilson先生，他代表科研人员申请一个很大的项目，这个项目大到要去国会申请。在国会的听证会上，有个议员就让他解释一下，这项工作对国防有什么好处，how it will help to defend our country？这位Wilson先生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这对保护我们的国家完全没有用，可是这类工作就相当于最好的音乐、最好的文学一样，会让我们的国家更值得去守护。

《21世纪》：您刚刚强调了大学在承担基础研究工作方面的重要性，但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香港的高校也在推出促进应用研究的措施，您觉得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大学应该如何做到平衡？

杨纲凯：我认为两方面都要注意，而且这个分工也相对清楚，比如很多学校都有理学院、工学院，在理学院，科学家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不是有什么用；工学院，要把有用的东西做出来。当然，我们物理系也有做应用物理的，可更重要的是，在院校里做的是课题里基本的原理，一般不会把这个产品做出来。

刚才你说了一个词，“转移”，就是到学校外边去做了，好比我们学校“转移 ”出来的商汤科技，创始人汤教授把建立基本原理的工作做到了某个阶段，后续的产业化就是在公司里面进行了。我感觉分工应该是这样的。

好的老师要传递价值观

《21世纪》：您曾经在中大担任过系主任、院长、副校长等不同的职位，也担任过本科生、研究生的教师，您觉得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培养各有什么侧重？

杨纲凯：在21世纪，本科教育已经相当普及了，我们在物理系培养本科生，不可能想象将来都变成物理学家。回想我在加州理工念大学的时候，主修物理的同班同学大概有30多人，最后成为物理学家的大概只有3个，其他人不是说不成功，而是在其他领域成功了。所以，本科教育当然要教一些专业的知识，可是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一般的素养跟技巧。

研究生就不一样了，他要专注，特别是在博士这个层次，要有独立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独立发现问题的能力，以及品味。我跟很多同学说过这样一个说法，我作为老师的责任，其实不是把你从一个“B”的学生变成“A”的学生，这个你自己也能够做得到。我的工作是要把你从“A”的学生，变成一个物理工作者，这个是很重要的。

《21世纪》：那您觉得成为优秀的老师，您的标准是什么呢？

杨纲凯：我认为就是要能够传递这种价值观，其实这个也是我认为最好的学校跟比较一般的学校的区分。假如你光是看教材，光是看讲堂里、黑板上、PPT上写的东西，可能最好的学校跟下一档的没有太大的分别，（优秀的老师）要看能不能够把这种价值观念，跟做学问的习惯和精神，尽在不言中地传递下去。

《21世纪》：我知道您非常重视通识教育，以您这么多年的教学和科研体会，您觉得通识教育对于人文修养、科研等等的重要性是如何体现的？

杨纲凯：一所大学的功能，不是说去培养物理学家、工程师、医生，用中国人的说法就是我们是要教育一个人，可能这个人的专业是物理学、化学、工程。在西方教育里这个理念也非常强，特别是在美国比较好的学校里，通识教育、博雅教育都是必然要有的。

现在的年轻人成长到大概18岁，接受的教育太受考试所影响，对很多事情不感兴趣或者没有自己去思考的习惯，通识教育最重要的是通过一些专业以外的课题，强迫学生去思考，独立思考，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鼓励香港年轻人眼界放得更高

《21世纪》：您刚刚提到，最优秀的教授会在潜移默化之中做传承。

杨纲凯：对，而且很多时候要近距离的接触才能传递。我们正在筹备的香港桂冠论坛，其实也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全世界最一流的科学家，跟一些年轻的、中年的科学家，能够有些近距离的交流。

《21世纪》：说到桂冠论坛，能否请您继续谈一谈，在香港建设国际创科中心这样的背景下，首届桂冠论坛将在今年11月举行，希望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或者预期达到什么效果？

杨纲凯：最重要的是提供一种氛围，对年轻人有一些鼓励，鼓励年轻人的眼界放得更高，这个眼界是全世界最好的水平，要让年轻人知道，做科学工作，我刚才说是兴趣驱动，很多时候一个项目一做就是30年，才能做出有效的成果，在大家心情普遍急躁的商业化环境下，我想还是需要强调一下这种精神。

《21世纪》：您觉得相比于前几年，香港做科研的环境有哪些提升？

杨纲凯：在很多方面都有提升，客观条件好了很多，科研经费有显著的增加，不同地区的交流也在加强。

年轻人可能很难想象，我刚到中文大学工作的那个年代，没有互联网，打长途电话要事先申请，要跑到电话公司，费用很贵，你怎么能够知道全世界的科技发展？可能人家有什么发现之后，你过了6个月才真正知道。现在不存在这种困难了，整个科研活动全球化了，大部分香港科学家的研究伙伴遍布世界各地，所以客观条件是好了很多。

但也有一个我感觉不太好的现象，拨款机构都注重一些短期成果，申请经费要问你一年之后能拿出什么东西来，这种氛围造成的压力，其实是一个倒退。

当然，这是全世界的问题，也跟资源的增加有关，不管什么机构，拨的钱多了，要求也提高了，需要问责。他拿了几个亿给你，当然要追问你做出来什么东西，有内在的逻辑在里面。

《21世纪》：那您觉得对于基础科研的投入是否需要继续加大？

杨纲凯：多点资源肯定是好的，但对于基础研究这一块，更需要的还是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基础研究有个特点，不成功的比例是比较高的，因为你在探索前沿。比如说，有10个可能性都去尝试，有9个是失败的，没有太大的成果，这个你不要怪他，因为前沿就是不确定的。所以，需要有一种没那么大压力的氛围。

（见习记者 张伟泽，实习生董绍敏、熊静茹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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