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丨着眼长远扩大内需，实现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

近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受访时表示，中国应该将经济增长模式向促进国内消费转移，而不再依赖债务驱动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房地产。

事实上，在去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提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随后公布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指出，“坚定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是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必然选择，是促进我国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的战略决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多次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以应对外部冲击，稳定经济运行。比如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均把扩大内需作为保增长的根本途径。在此期间的“扩大内需”，主要以“政府投资为主，刺激消费为辅”。但是，之后经济长期依赖基建与地产投资，居民部门也因地产价格上涨不断增加杠杆，对制造业与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现在，我国的扩大内需战略意在着眼于长远，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最终实现消费驱动。

扩大消费的根本路径是增加居民收入。我国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在2011~2020年间平均为53.3%，与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比重80%以及发展中国家占70%（世界银行数据）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造成这种差距的原因是，我国工资总额占GDP比重偏低。

长期以来，由于地方政府过度重视通过扩大投资实现GDP快速增长，使得政府通过税收和土地出让收入等方式，获得了较大收入份额，并进一步支撑了这种投资驱动模式。

现在，我们处于两种发展模式的转换期，这是一个结构性变革的过程，需要调整国民财富在政府和居民间的分配比例。增加居民部门的收入的条件之一，是扩大居民工资性收入占GDP总额的比重，这往往需要政府和企业减少所占比重，这其中，减少政府所得比重或许更具意义。

但这又会带来一个趋势性的挑战。首先，由于一些地方政府背负较多的存量债务，如果地方政府所得减少，那么，这些债务的支付就会存在压力。其次，减少地方政府所得也会影响到增量债务投资的规模，而地方政府投资的放缓，也会带来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因为这部分投资创造了一定规模的就业。

由于收入的转移是一个缓慢过程，并可能伴随一定下行压力，因此会导致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在起初并不明显，而且也无法完全通过增加消费对冲投资放缓带来的挑战。因此，我们必须对发展模式的转换有客观的认识，转换需要时间，更需要对存量债务安全做出安排，也需要寻找包括扩大消费和民间投资的新动力。

我们看到，政府对于发展模式转换作了种种努力，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一个系统性的战略性的工作，尤其是构建国内大循环需要推动分配改革，发展具有创新竞争力的实体经济。

当前，首先要做的是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避免继续无序融资增加财政负担，要推动在可控透明的基础上，实现有效支出和投资，只有实现有效的预算约束，才能逐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同时，通过减少税收、增加公共支出与社会保障，实现向居民部门转移。其次，坚定推进区域协调以及城乡一体化发展战略，通过产业转移、发展现代农业等，增加落后地区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实现共同富裕才能释放更强的消费能力。当然，最根本的是鼓励企业创新竞争，提高利润率，增加企业支付劳动者报酬的占比，增加政府保障支出，完善社保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