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力：应重视金融供给侧改革带来的积极变化｜“金融新供给”调研⑥

文/本力

2015年11月，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首次提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当年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适应和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的重大创新，是适应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后综合国力竞争新形势的主动选择，是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必然要求。”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将“巩固、增强、提升、畅通”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总要求。

2019年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到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并且强调要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特别是民营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后来在4月政治局会议上，再次强调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我国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正在逐步健全与各类科技型企业融资需求更相适应、业务更可持续的金融服务体系，并推动金融资源更多投向实体经济和创新领域。根据央行披露的数据，截至2023年6月末，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余额2.5万亿元，同比增长41.5%，连续3年保持30%以上的较高增速；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余额2.36万亿元，同比增长25.1%，连续3年保持25%以上的较高增速；全国“专精特新”企业贷款余额为2.72万亿元，同比增长20.4%，连续3年保持20%以上的增速。同时，科创票据、科创公司债余额约4500亿元，超过1000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A股上市，创业投资和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规模近14万亿元。

但是，金融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到底对金融行业和经济带来哪些值得关注和探讨的新变化，仍然是值得深入了解和研究的课题。近期，笔者参与了南方财经全媒体集团、21世纪经济报道组织的的一系列调研，尤其是居家养老、新能源车相关的保险市场以及供应链金融等方面。虽然只能说是管窥，但认为其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变革和影响，已有值得深思和进一步探讨之处。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供给什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对应的是以有效需求不足作为假定前提的宏观调控，其理论基础主要是凯恩斯经济学，但也有计划经济等指令性经济思维作祟。由于这种干预夹杂着各种利益——其中不乏套利、寻租,不但计划经济时代的“软预算约束”和“重复建设”病症时常卷土重来、变本加厉，许多中小企业也在多变的宏观政策中受到沉重打击,甚至出现了一些引起社会强烈争议的悲剧性事件。

与从需求端出发的宏观调控思维不同，供给侧的结构改革侧重于以市场化方式来鼓励创新、增进效率和释放生产力。而新能源车的蓬勃发展就是一个政府、市场、企业共同在供给端发力的典型案例。2020年9月，中国新能源汽车生产累计达到500万辆，2022年2月突破1000万辆。又过了仅仅1年零5个月，这个数字已突破2000万大关。产销规模已连续8年稳居全球第一。

在这个进程中，金融不但有效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强度和水平持续提升，也由于金融供给侧改革助推了汽车市场生态意义上的变革。

关于此奇迹，保银投资总裁、首席经济学家张智威博士在2023大湾区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的演讲中强调，首先得益于过去的几年中，中国汽车市场的准入政策放开，让以前完全没有做过汽车的新资本进入市场参与汽车制造。尤其是特斯拉的进入拉动了供给侧，大大提升了中国的新能源电动车生产力。

新能源电动车时代使制造变得更简单，模块化生产使电动车的规模效应像智能手机一样显著。行业已经开始进入到注重规模效应和制造成本下降的阶段。作为信息时代高科技象征的芯片也有类似的规模效应，研发成本极高，但是复制成本极低。这是一个供给侧发力涌现出一个新兴产业的成功案例。

而且，与以上广为人知的内容不同，鲜为人知的是，作为增量市场，新能源电动车的保险市场发展也打破了汽车保险市场的一些陈规，使整个行业的创新能力、服务质量产生了颠覆式的变革。与居家养老方面的金融服务产品发展类似，这是一个新的符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求的金融领域。但更值得关注地是，金融专业能力在服务、适应、赋能新兴行业的同时，自身也产生了生态意义上的变革。

在调研中我们了解到，新能源电动车的保险市场赔付率很高，整体车险市场的赔付成本往趋高的形势走，对保险市场提出比较大的挑战。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电池成本要占到整车成本近40%，且很多高端车都采用了一体化设计,拆电池、换电池的难度大、成本高。二是车辆本身从原来机械传统方式变成以信息系统为核心的方式，风险是有扩展的，电池、电动装置、软件系统会带来新的行车风险。三是新能源车整体技术更新迭代很快，新车型推出也很快，而车险定价更多依赖大数原理，用过去历史的数据定价。

但在这样的挑战下，作为管理和分散风险、平衡各方利益的金融产品，车险业态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从被调研企业平安产险身上，我们发现了这些新的趋势与变化。

一是新的行业规范、标准的供给。车险市场中新能源与燃油车曾长期共用一套保险产品，2021年12月进行了一次新能源车险的改革，出台了新的产品、出台了新的费率，针对新能源产险专门的产品，一定程度上先解决一部分车主的需求：比如说针对充电桩、充电责任等做了责任的扩充，整体要保资保全。

二是制造商对生态带来的供给。特斯拉模式一个显著特征是直营，从造车、卖车、售后服务可以全流程闭环。这和“造车新势力”所崇尚的互联网思维是一致的。调研中据平安车险业务一线团队负责人介绍，现在尤其以特斯拉和理想等造车新势力的车企为主，不像中间商一样有“资源”上的考虑，跟保险公司的要求完全一致，就是理赔的时效、赔付速度，因为赔付速度直接影响交车速度。而传统车企可能是定损定地越多越好，越多挣的钱越多的逻辑。现在新势力车企的售后、接待和考核，是以客户为视角的服务逻辑，而不是以前以纯车行视角的盈利逻辑。这促使对于车险的需求、响应速度、理赔精细度要求越来越高，越来越细。而且有些新能源车企甚至把汽车所有零部件甚至螺丝的维修成本都一一“标定”，打破了行业的潜规则。有的新能源车厂商不给客户推荐保险，也不卖保险，不从保险公司这里做推荐或者做资源的引流。

三是优秀企业和人才的供给。调研中平安产险定损团队负责人认为：“新能源车险是一次车险的创新革命，颠覆整个全流程”。新能源电动车的兴起导致了对理赔服务的要求变化，以前注重的是赔的多与少，修还是换。现在新能源车企的理赔服务更讲究的是速度快不快，流程标不标准，完全是两种概念。所以定损团队也要做人员分级。业务比较好、处理速度比较快的定损员专门去服务这些新能源汽车的车主。而且，车险可能和其他的金融产品不太一样，因为它其实是高度标准化的，不同保险公司销售的车险没有本质的区别，从条款和费用上来说不会差异很大，所谓的转保其实比较普遍。但由于新能源汽车产生的“鲶鱼效应”，之前高度依赖资源、渠道的车险企业越来越注重客户的满意度。也使优秀的产险金融机构可以更加脱颖而出。

作为经济的“减震器”、社会的“稳定器”、商业的“平衡器”，保险适应、参与、推动了新能源汽车对汽车行业生态带来的积极变革，降低了整个行业乃至社会的成本。更加市场化、更加公开透明、更加高效和注重客户体验的服务，也成为金融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贡献。

回顾经济政策的历史，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里根政府时期，供给侧改革就曾顶着重重压力解决了紧缩和滞胀等严重的经济问题——这是长期奉行的凯恩斯主义给美国带来的历史性难题。里根大刀阔斧的经济改革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困境，也为克林顿开创的美国二战后最辉煌的时期铺平了道路，甚至可以说是人类迎来以互联网革命为标志的创新浪潮的制度之源。不容忽视的是，近年来美国在供给侧方面的政策调整，又一次帮助其走出经济困境。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之后重振制造业成为美国一句响亮的口号，而美国制造业振兴战略几乎完全是典型的供给端的调整。大规模减税和发展创新型经济，最终使“美国制造”重新崛起。根据全球管理咨询机构波士顿咨询公司(BCG)的数据,美国已经重新获得了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而这种优势是在保持其4万多美元人均年收入(约为中国8倍)的情况下获得的。

供给侧改革供给什么，这本身就是供给经济学的经典命题。其实，萨伊定律远比那一容易引人误入歧途的概括——供给创造起自身的需求——更加深刻。萨伊定律其实是X的供给创造了对Y的需求。而人们往往误解为X的供给创造了对X的需求。也正是因为这样，经济学家马克·斯考森认为，萨伊奠定了经济波动和经济增长的古典宏观模型的基础。

正如新能源汽车的出现，使电池、充电桩、换电站等新的需求产生，而积极的参与和支持科技创新及相应的产业生态变革中，不但使金融产品更有效率更有质量，也会促进新能源这样的新兴产业进一步涌现和蓬勃发展。正如《金融促消费二十条》（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关于金融支持恢复和扩大消费的通知》）所指出的：强化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领域金融支持。通过改革优化内部机构设置、加大人才供给和储备、优化产品设计等方式,提升制造业、科技创新等领域金融服务的专业能力。积极对接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需求，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结构性改革如何调结构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一步就是回归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本质，推进金融产品的供给，完善服务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生活需要。

老龄产业是实体经济和人民群众实际生活需求的重要内容，而且其供给不足具有典型性和紧迫性。2021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重首次超过14%,已经正式进入老龄社会。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趋势，也是我国今后较长一个时期的基本国情。

金融在应对人口老龄化方面大有用武之地。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清家笃博士在他的《老年金融学》一书中，提出了一个资产寿命的概念。他认为人类最基础的是健康寿命，还有一个寿命叫做生命寿命，这种寿命因为进入了一个长寿时代，所以得到了延长。第三种的寿命叫资产寿命，和健康寿命一样，延长资产寿命，让它跟生命寿命同步就变得很重要，就会对年老之后的生活质量产生重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当前覆盖养老全周期的理财、保险产品已经琳琅满目。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在调结构。具有生态优势的金融机构正在从提供资产类养老金融产品转向深度参与养老产业，进而整合康养产业和促进产业的升级。

二十大报告强调，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优化孤寡老人服务,推动实现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但我国健康养老产业目前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仅约为7%，而欧美等发达国家这一比例普遍超过25%。预计到2050年，我国健康养老产业规模有望达到100万亿元。但从供给端来看，我国居家养老市场供应商众多，服务较零散，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专业人才稀缺，各区域服务市场发展程度不平衡，供给端存在较大缺口。市场暂无可以借鉴的全场景服务整合商的标杆，对于全场景服务的构建及供应商服务的监督管理构成一定的挑战。

显然，养老金融产品中居家养老产品供给不足显然与需求相比反差巨大，这有其现实困难甚至困境，而积极发展符合国家导向、民生需求的各类商业金融产品这正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应有之义。

保险公司相比其他金融机构链接了更多养老资源，包括中国平安、友邦、太平等在内的部分险企已开始布局居家养老赛道。金融机构布局居家养老既有直投模式，也有利用自身服务资源或对接第三方资源，提供养老解决方案。

根据我们的了解，中国平安在居家养老方面已打造出一套“7×24”小时全天候服务客户的“三位一体”管家服务体系。该体系以智能管家、生活管家、医生管家为核心，时刻守护老人，提供贴心的生活服务。比如智能管家联通智能设备，可识别老人生活中的多种风险，当老人出现特定异常状况的时候，预警信息会第一时间传送给生活管家、紧急联系人，更有智慧地辅助老人的日常生活，降低健康和安全隐患。同时，平安居家养老也在持续探索、响应老年人的多元化需求，已整合“医、食、住、行、财、康、养、乐、护、安”等十大场景超500项服务，为老人提供一站式居家养老服务建议解决方案。此外，中国平安还依托一套监督服务体系，帮助老人和子女监督服务过程，保障老人权益。目前服务已覆盖全国50多个城市，超7万名客户获得体验资格。

较于诸多金融机构所做的传统金融业务，乃至耽于单纯套利行为和资金空转，这种响应社会需求的战略性布局，更符合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本质。保险业作为社会的“稳定器”，从供给侧、支付端整合养老服务产业链，产生了积极的结构性调整。

对于结构性改革的“调结构”，供应链金融也是一个突出的细分领域。从宏观角度来看，金融资源错配的主要体现方式为“所有制歧视”与“规模歧视”。即大量金融资源被配置到国有部门与大型企业，仅少量金融资源被配置到中小企业。但这种被人们诟病的银行“嫌贫爱富”现象正在发生转变。通过供应链金融，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甚至农户、牧民正在更有效地获得优质的金融资源，这客观上促进了金融行业和经济结构的转型。

开展供应链金融业务不仅要看单个企业的信息,更要看整个链条上的来往情况。金融机构可以借助信息技术和系统，把单个企业的不可控风险转变为供应链企业整体的可控风险。因此，在解决中小企业和偏远地区融资难、融资贵，乃至经营难、经营贵的结症上，供应链金融已经展示出独特的优势。

最典型的案例莫过于平安银行基于“物联网+卫星”的新型供应链金融服务模式创新。2019年开始，平安银行率先探索运用物联网、卫星通信等技术升级供应链金融，以更全面收集供应链上下游的真实经营数据，解决数据的采集、传输难题。这个模式最开始涉及的领域是农业和工业，并逐步拓展到车联、基建、物流、能源等六大场景。据该行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因为过往农业场景受气候、地理等因素较难获得金融服务，而通过物联网、卫星通信等技术，银行就可以远程实时监测农作物种植情况，大大节约了尽调和贷后巡检成本，同时，也实现种植生产智能化、农业生产可视化，促进了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在工业制造业中，机器设备的监控和抵质押贷款也是类似的逻辑。银行借助卫星与自主研发的物联网中台、企业物联网终端设备相连接，在企业授权前提下获得全面实时的数据有利于相关的中小企业的融资，同时银行又将设备运行等生产数据传给企业，帮助这些企业实现数字化转型。这尤其解决了一些偏远地区及特殊行业的中小企业痛点。

银行作为拥有信息技术和品牌、人才、资金等突出优势的金融机构，在与利益相关者共同打造的生态圈中，基于在资金流、信息流等的特殊地位，承担了向核心企业及上下游企业提供服务的重任。如果只是“丢小保大”回避市场的真实融资需求，是服务不平衡；如果只关注企业的部分需求、忽视其数字化转型的紧迫和挑战，是供给不充分。但是，如果借助新兴的金融模式和信息技术，不但能扩大业务的覆盖面和改善经营业绩，还能够帮助在资源配置和生态建构上帮助中小企业双重赋能，实现金融机构与中小企业双向赋能。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调结构”即体现于此，金融系统应深入产业、企业的真实生产经营场景，使资金和产业回归真实但未必即得的市场需求。如供给学派的鼻祖萨伊(Jean Baptiste Say)所述,创造需求的不是货币,而是产品和服务的生产。

而且，与凯恩斯经济学不同，供给经济学认为,需求不足从来不是经济扰动的根源,只有在各产品比例失调时,经济扰动才会出现。这对指令性经济和宏观调控思维影响下的产业失衡、金融错配、债务风险等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的成因，极具解释力。同时，萨伊也否认“过度生产”或“过剩”,一旦价格和成本调整到新的需求结构,经济将再度增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始终保持着持续、稳健和快速的发展势头，中国金融体系的建设发展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在与改革开放历程同频共振的金融体系早期发展阶段相比，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下，金融市场化进程和经济结构优化都在加速。正如《贺新郎·读史》一词所言“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这虽然任重道远，但确实走在与旧有模式告别和不断回归本质的进化之路上。

 （本文作者本力，现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高等金融研究院政策研究员，《香港国际金融评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