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教授于君：享受探索科学的乐趣 过程即奖赏

从医学生到临床医生，再到走上医学研究之路，成为胃肠癌研究领域的顶尖专家，于君这位温婉的女科学家一直秉持着“兴趣第一”的信念。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位于香港沙田的威尔斯亲王医院专访了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长于君教授。

于君长期致力于消化系统肿瘤分子机制、肠道微生态、肿瘤分子标志物和抗肿瘤治疗靶点等基础和转化研究，她的研究对理解胃癌、结肠癌、非酒精脂肪肝等的发病机制、诊断、治疗和预防均影响深远，并屡获殊荣。

自2012年起，于君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两项“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017年成为首位美国以外的女性和首位亚洲人获颁“美国胃肠病学会肿瘤研究导师奖”；2019获颁“全球肠道微生态研究十大科学家”（唯一上榜的华人学者）；2021年获“中国女医师协会五洲女子科技奖基础医学科研创新奖”；2022年又获得中国工程院光华工程科技奖；并先后获得教育部一等奖三项（均排名第一）。2022年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

科研之路荆棘丛生，难免充满艰辛，但无论是对自己，还是对学生，于君的期待都是“享受探索科学的乐趣”，解决医学科研问题并向临床转化，造福于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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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兴趣

虽然秉持着“兴趣第一”的信念，但寻找到兴趣的过程，对于君而言并非一蹴而就。

她笑言，刚进入大学时，她对医学并不喜欢，只是出于争强好胜的心态，努力学习想拿高分。但在此过程中，她却渐渐领悟到医学并非死记硬背，更多的是理解。随着时间的流逝，兴趣自然地就来了，“真的融进去了”。

1994年从同济医科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博士毕业后，她成为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第二临床医院消化内科主治医师。这既是一份光鲜且前景可期的职业，于君也从治愈病人的过程中感受到了做医生的价值。

彼时，她对在实验室埋头做研究并不热衷，曾笑言博士毕业时，“就觉得不想再碰试管了，在实验室一坐就是几小时甚至十几小时，经常到凌晨，辛苦又枯燥。”

但数年后，于君却作出了一个决定，从临床医生走上了医学研究之路。对于这个180度的转变，她解释道，临床工作按部就班，重复性高，在接触病人的过程中愈发感受到临床医生的无奈，有些病人在发现时已是晚期，缺乏有效治疗措施。另外，身边许多同学陆续出国，她也萌生了出国深造的念头。

作为一名女性科学家，于君毫不讳言兼顾事业和家庭给研究工作带来的挑战。尽管如此，于君自有她的执着与坚持。1998年，赴德国做博士后研究时，女儿才2岁，在异国他乡，工作一开始也难免遇到磕磕碰碰，但她想到的不是退缩，而是给自己鼓气加油，“既然已经承受了远离家人的痛苦，如果科研再做不好，那就是加倍的损失，所以要把对家庭的亏欠从学习中弥补回来，学点真本事，作出一些成绩补偿对家庭的损失。”

在德国留学期间，科研培训的系统、深入、严谨和认真，让于君大为震撼。“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注重每一步操作的严谨性、精确性、可重复性和可靠性，动作和操作一定要规范。不追求速度，只追求精确、质量和创新，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我完成最初阶段的培训和后续的科研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与此同时，她在德国实验室的导师，培养研究人员的模式就是“鼓励、再鼓励”，譬如，对着于君的一张糟糕的原位杂交X光片，他只简单说了一句“very black”，很大程度消解了一名科研新人对失败的不安与恐慌；在她取得成功时，则不吝赞美。

在这种张弛有度，而又自由开放的科研环境与氛围中，于君的辛苦耕耘也收获了成绩。在德国不到两年的时间，她以第一作者的身份，在Gut和Cancer杂志上发表了学术文章，并以第二作者的身份发表了数篇文章。

更重要的是，她真正找到了做研究的乐趣。此时的她，在做临床医生和医学研究之间，心里的天平已经倾向后者，并称自己“乐在其中”。

享受探索的乐趣

1999年，于君拒绝了德国当地的工作邀约，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师从沈祖尧教授，继续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不久后去了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任高级研究员；2005年，再度回到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在内科及药物治疗学系从事研究工作。

这一时期的香港，大肠癌的发病率持续攀升，在继续研究胃癌、肝癌与脂肪肝的同时，于君又开始了对大肠癌的研究。

回望在医学之路上找到兴趣的过程，于君靠的是勤奋、毅力，以及在不同阶段有重要的领路人。多年后，她自己也成为了学生科研路上的领路人。

她能够理解学生的焦虑与迷茫，并且迅速地察觉。曾经有两个女学生，研究找不到方向，睡不好，精神状态不对。于君找到她们，提了两个要求，一是晚上11点前必须上床睡觉，保证充分的睡眠；二是每天到她的办公室做汇报，她来讨论当天的结果并指导下一步怎么做。

“差不多一两个月的时候，她们兴趣有了，激发了内在的原动力，她们会主动思考，清楚地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进行。后续就不是牵着她们走了，而是以讨论的模式一起探索课题的方向和进展，开发了她们的聪明才智，她们甚至有了更深更远的思考。很高兴的是她们最后均有很好的文章发表。”

受德国求学经历的影响，她格外强调鼓励学生及激发他们的内在动力，发掘每一个学生的长项和聪明才智，反复地激励和鼓励。在创造宽松平和的科研氛围的同时，她也是一个“严要求”的导师，尤其是对于科研细节规范一丝不苟，严谨认真，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守则，她同时强调在一个实验团队里“团结协作的氛围”，互相帮助，一起进步。

学生眼中的于君，平和友善，亦师亦友。因此，她备受学生欢迎，一般每年最多录取2-3个博士生，去年报名的人数却多达80余人。

对学生，于君希望传递一种观念：不要事先预定一个发表文章的目标，而是在科研的过程中，回答一个未知的科研话题，追求打造一个系统深入的科研精品。最终往往会有新的突破，或者创新性的发现，这是一个功夫做到家，水到渠成的过程。

“香港的高校，学生完成学术论文和通过论文答辩就可以毕业，不需要有文章发表，所以相对来说是在轻松的、没有压力的环境下去探索科研的奥秘。反而可以在完成学术论文的基础上又有高质量的文章发表。”

关于医学科研工作，她曾写道：兴趣和毅力为引领，过程即奖赏，“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如能享受探索的乐趣，科研的艰辛与寂寞亦会甘之如饴。

科研无止境

如今，于君已成为香港中文大学胃肠肝病研究领域的领头人。她是香港中文大学消化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消化疾病研究所所长、消化疾病研究实验室主任。

过去几年间，世界大学排名权威之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News and World Report）杂志公布的全球最佳大学学科排名中，香港中文大学的胃肠病学和肝病学，分别位列全球第11，第8和第3，逐年不断刷新纪录。

她同时是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助理院长（内地事务），担任了内地多所大学的客座教授、特聘教授，在促进香港与内地的学术交流、实验合作、学生互换培养等方面，默默耕耘。在促成中外伙伴合作的过程中，她也乐于扮演“牵线者”的角色。

曾经身为消化科临床医生的经历，使得于君做医学科研工作有一个始终未变的初衷，要将研究成果从实验室推向临床应用。

于君说，“我觉得学医的背景对于转化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在从探索一个疾病发生的分子机制的前提下，我永远在想，这个分子机制怎么帮助病人去治疗？怎么帮助患者早期发现？怎么针对分子改变，控制肿瘤的生长？微生态的改变怎样引到临床，去控制一部分病人肿瘤的发生？”

她的团队研发的肠癌和胃癌的早诊分子标志物，分别于2018年和2020年获得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批准应用于临床检测；关于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研究成果，团队首次发现了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肝纤维化的无创性诊断与监测标志物，完成专利申请有待试剂盒的开发。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研究成果获得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团队开发的抗癌益生菌已完成专利申请，并且转化给了相关公司，正在临床试验中。

说到下一步最想突破的方向，于君希望能够在早筛早诊方面更进一步。这也契合了她最初走上医学研究之路时的初心：通过科研工作，更多地突破临床治疗的局限性。

曾经，做临床医生时，把病人治好，能够给于君带来莫大的成就感；如今，医学科研成果的转化，能够帮助到更多的病人。她笑称，做临床帮助病人是“一对一”，现在是“一对一片”。

从临床走上医学研究之路

《21世纪》：首先想请您介绍一下自己的背景，当初选择从医的初心是什么？

于君：其实我中学的时候特别喜欢数学，读医学院与父母对我的影响关系比较大。我父亲是做管理类工作的，看了很多医书，家里的医书我也会经常随便翻翻看看，母亲也是在医院做管理工作的，所以跟这些熏陶有关。

大一的下半学期开始学习组胚和解剖，由于学习内容转弯较大，期中考试组胚考得不好，仅七十几分，对我是个刺激，在后半个学期，我拼命地鼓足干劲学习，结果期末考试，解剖考了97分，组胚超过了80分，组胚考90多分是很难的。当时并不是出于兴趣，只是逼迫自己要考高分。

等到第二年开始学习生化，我就有些许兴趣了，医学不是死记硬背，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去记住它，就容易了一些。尤其接触临床的相关知识后，学医的兴趣也逐渐培养起来。

《21世纪》：那种反馈是非常直接跟及时的。

于君：对，反馈是直接的，与病人交流到诊断清楚，到治疗有效，再到痊愈的这个过程，能让你感受到自己当医生的价值。相比之下，博士期间在实验室工作是很辛苦的，一做就是几个小时，十几小时，没有周末和节假日，经常到凌晨，而且不是跟人打交道，是和各种试管、溶液、仪器打交道，是很枯燥乏味的过程。

《21世纪》：那后来为什么又到德国做博士后研究？

于君：做主治医生，慢慢感受到临床中遇到的很多问题不是临床能够解决得了的，缺乏有效早期诊断方法，治疗的策略和手段有局限性。比方说，一些肿瘤病人来的时候都已经晚期了，有的还很年轻，就感到很无能为力，觉得为什么不早一点发现从而得到有效的治疗？因此感受到了医学基础科研的重要性。

再就是一起读博士的、读硕士的同学们陆陆续续出国，我就想是不是我也应该去丰富一下自己，然后回国继续当我的消化科医生。

因为这个想法就出国了。德国人做事非常系统、深入、严谨和认真，你可以感受到，他们注重每一步操作的严谨性、精确性、可重复性和可靠性，动作和操作一定要规范，我觉得挺震撼的。他们不追求速度，但注重质量的精品，我觉得这个理念对我完成最初阶段的培训和后续的科研起着很重要的作用。

《21世纪》：在德国求学的这段经历对您的影响很大？

于君：应该说打下了非常好的科研基础和技能，很重要的是培养了科研兴趣，还学会了怎样去面对失败。其实，失败是黎明前的黑暗，等你找到失败的原因，可能又是一个飞跃、突破。在德国有一个非常和谐互助的科研氛围，循序渐进、有条不紊的方式和策略，老师会经常表扬和鼓励你，从而激发科研兴趣和信心。

离开德国之后继续从事医学科研，一方面可能是出于家庭的考虑，另一方面，是对科研产生了兴趣。去实验室没有抵触情绪，很愿意去，也很开心，可能这就是兴趣使然吧。

不把发表文章作为唯一目的

《21世纪》：说到科研，尤其是基础科研，很多时候不是短时间内就可以看到成果的，而且可能一路上也不会有鲜花和掌声，要怎么克服这种艰辛和困难？您有什么样的心得？

于君：我觉得一是要正确地面对困难，要有毅力和克服困难的信心，困难克服就是一个飞跃。在课题上遇到挫折时，可能要想一想失败的原因在哪里，课题方向是否正确，所采用的方法是否合适，再者就是要读很多的文献，知识面要广，一定要知道这个领域最前沿的进展和有待解决的问题，最好的技能和方法是什么。回顾每一个步骤是不是严谨、可靠、精确，采用多种方法验证；多和同行讨论和取经。

《21世纪》：除了从内在出发去寻找动力之外，如果从外在，比如从高校或者整个社会的评价机制考虑，应该怎样鼓励更多的青年人从事基础的科研工作？

于君：从导师的角度看，每一个学生都很优秀，每个学生有每个学生的长项，充分发挥他们的长项，多鼓励、激励和夸奖，让他知道他是最好的，在他最后毕业时他的确是最优秀的之一，个个如此。

学生遇到问题的时候，很关键的就是随时讨论、随时解决问题，引领他找到正确的课题方向，清楚下一步怎么做。引导和启发他的科研兴趣，感兴趣就是个原动力，开发他的聪明才智，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而不是你牵着鼻子走，一口口地喂。

《21世纪》：关于你的实验室里的“老带新”，大概是什么样一种情况？

于君：“老带新”其实是一个传统。每个博士生和进修生初进实验室需要3到4个星期由高年资的科研人员带领做最基本的实验技能、实验室安全守则和伦理等的培训，基本的实验技能包括从DNA、RNA、蛋白的提取和分析，再到免疫组化、小动物模型和细胞培养等。

培训过程和结束后他们需要阅读文献和思考课题，我会根据他们的研究背景和基础，逐个与他们反复讨论并落实课题方向，方向明确后，准备开题报告。后续每个新生都会由相关研究领域的博士后带领开始实验室的工作和课题的实施。我会每周或不定时与他们讨论课题的进展、随时解决问题或者更换新的课题方向。保证每个科研课题认真、严谨、深入、有序并顺畅地开展和进行。博士生和进修生可以在较短的时间掌握基本技能和知识并顺利开展课题。

《21世纪》：所以，发文章是水到渠成的？

于君：我觉得不能把发表文章作为唯一目的，那样就偏离了科研的方向和真谛。如果说一开始就是为了追求发高分文章，科研过程中就可能没有那么脚踏实地，反而事与愿违。应着重于探索和回答一个科学问题，最终有一个新的突破、创新性的发现。这样你的发现就是独一无二和有突破性的，自然也会发高影响因子的文章。团队就可以不停地在攀登高峰之路上越走越好，而不是停滞不前。

香港的好处是，学生完成论文和通过毕业答辩就可以毕业，不需要有文章发表，所以相对来说是在轻松的、没有压力的环境下去探索科研的奥秘，从而完成一篇高质量和有创新性的科研论文，以及后续的好质量文章的发表。

推动大湾区互动合作

《21世纪》：众所周知，香港有几所全球知名的高校，也提出来要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您怎么看香港的基础科研实力？

于君：在基础科研方面，香港的几所院校在国际上有非常亮丽的表现，这跟各个大学里很多团队的突出表现是有关系的。

从我的领域来看，我觉得政府、大学还有我们医学院都非常支持基础科研。在经费方面，我们消化疾病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每年都会获得政府的大力支持和资助。

《21世纪》：关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您在广州和深圳都有团队，广州、深圳跟香港的团队之间，是什么样的互动、合作模式呢？

于君：大湾区互动合作很方便也很积极，大家有很多共同点又各有优势。我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精准医学研究院，以及广州市第一医院消化科等建立了多方位的合作。共同申请并获批粤港或者两地合作项目，一起进行课题研究，共享科研资源，互派研究人员学习实验技能，共同培养研究生和共同发表科研论文等。协助他们建立类器官平台和其他相关科研技术与平台。

《21世纪》：深圳的合作团队呢？

于君：深圳的实验室位于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研究院，内地的很多学生和访问学者有时候因为通行证问题不便长时间待在香港，那就会安排在深圳的实验室。这个平台方便与大湾区和内地科研机构与高校的合作。

还有重要的一点，内地有些样本不可以转运到香港，比方说一些组织的活检样本、粪便样本等，有了深圳的实验平台，我们可以不必将样本运送到香港，直接在深圳的实验室进行处理，然后会送内地的公司进行相关测序。

医学研究向临床应用转化

《21世纪》：在当前和今后的研究中，您最想攻克的课题方向是什么？

于君：仍然是早诊方面，早期发现肿瘤，早期诊断。2018年国家药监局批准的第一个分子检测肠癌产品就是我们发明的，2020年我们的胃癌血理检测获批。另外，肠癌的粪菌检测，在中国香港以及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目前应用于临床肠癌早筛，这三个是已经成功转化的跟患者有直接关系的早诊标记物。

我们研究的益生菌也申请了专利，专利转化给了公司，目前在做临床实验。香港肠癌的发病率从2012年开始超过肺癌，并且每年新增病例在递增。我们找到4种在肠癌或者腺瘤患者肠道减少或消失的益生菌，给他们补充这些益生菌，希望减少肠癌或者腺瘤术后的发生率和切除术后复发，在机制上我们也有系统的探索。

还有一个是脂肪肝的诊断。在早期区分出是脂肪性肝炎还是单纯脂肪病变非常重要，目前尚无有效无创检测方法，我们已发现并建立了脂肪性肝炎的血浆蛋白标记物，申请了相关专利，我们希望血浆早诊脂肪性肝炎的这个产品能够转化到临床上，早期发现脂肪性肝炎，从而控制疾病向肝纤维化或者肝硬化的进一步发展。

《21世纪》：这些研究成果可以造福更多的病人。

于君：我觉得临床的背景对于转化研究有很大的帮助，可以从临床的问题出发研究发病的机制，不是单纯探索疾病的分子机制，而是永远在想，这个新的分子机制和异常改变怎么能应用到临床？怎么帮助患者早期发现？怎么针对分子改变，控制肿瘤的生长？微生态的改变怎样引到临床，去控制一部分病人肿瘤的发生和增进治疗效果？

能够将基础研究应用到临床、造福于患者，这是我最开心的地方，也是我医学科研最主要的动力和意义所在。

（见习记者张伟泽，实习生刘雅莉、杨梓昊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