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CVC丨专访华大共赢刘宇：CVC的核心优势在于，以产业场景帮助项目降低试错成本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 申俊涵 北京报道

近年来，产业资本CVC已经成为股权投资市场不容忽视的一股力量。不少人认为，产业资本CVC是“一手拿资金、一手拿订单”去投项目，这是对创业公司最有吸引力的地方。

在华大共赢总经理、创始合伙人刘宇看来，这种对产业资本CVC核心竞争力的认知只是停留在表面。

“对产业龙头企业来说，只有创业公司的产品足够有竞争力时才会有业务合作的可能性。CVC做投资真正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提供产业的场景和机会，帮助创业公司低成本试错和快速成长。”近日，刘宇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说。

刘宇认为，创业需要不断试错、迭代、优化，在踩坑的基础上修正然后继续往前走，是很常见的过程。在经济高速增长、投融资活跃的时期，创业公司可以通过充足的资本弹药去快速试错和迭代，从而实现产业化。但在投融资寒冬的大环境中，资本的容忍度在降低，创业公司的试错机会在减少。产业资本CVC可以相对低成本地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应用场景，帮助创业公司快速成长、减少犯错机会，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随着产业资本CVC的重要性愈加凸显，华大共赢在医药健康投资寒冬的大背景下，仍然保持着相对进取的投资态度。据了解，今年到目前为止，华大共赢已经完成五个项目的投资。自2016年底创立以来，华大共赢共投资30多个项目，管理规模达20多亿元。

同时，刘宇透露，目前华大共赢正在筹划两支新基金。一方面，团队正在设立新的临床科技成果转化基金，该基金定位早期转化投资，规模预期2-3亿。另一方面，团队也在启动生物经济产业基金，规模预期10-20亿，拟针对《“十四五”生物经济发展规划》的政策引导，在生物医药（细胞和基因产业、生命科学工具、创新医疗器械等）、低碳生物智造、现代生物农业、绿色营养科技、生物安全等领域进行应用布局。

在投融资寒冬的环境中，华大共赢投资策略有怎样的坚持与调整，它持续做早期科研成果转化的逻辑是什么？面向未来，华大共赢看好哪些细分赛道的投资机会？它如何发挥产业资本的资源优势，又该如何正视产业资本的局限性？

保持进取投资态度，微调具体投资策略

《21世纪》：您对今年医药健康领域的投资热度有怎样的评判，华大共赢今年的出手节奏和投资策略是否有所调整？

刘宇：今年医药健康投资的大环境会有所降温，华大共赢保持着相对进取的投资态度，但节奏也有所放缓。今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完成五个项目的投资，主要是投资细胞和基因产业、创新医疗器械领域。

作为华大集团参股的CVC，我们坚持的核心策略是聚焦生物科技产业，沿着华大产业链进行上下游投资布局，以及做早期的科研成果转化投资。

同时，今年我们也进行了投资策略的微调。原来，我们在大生物领域，从药到器械、生命科学工具，再到合成生物、生物化工等细分赛道都会有所投资。现在，对于产品商业化进程更快、确定性更高的项目，我们会加大投资力度。对于周期相对更长如创新药项目，我们会更多的倾向谨慎乐观，投资上也会更加克制。

《21世纪》：其实在目前的大环境下，很多投资机构都会对长周期项目相对谨慎。早期科研成果转化的投资通常也是长周期的，华大共赢为何坚持在这方面的早期投资？

刘宇：我们做科研成果转化投资的逻辑会有所不同。科研成果转化本质上是资本方、科研成果的拥有人、运营团队三方一起，把科研成果向产业化的方向推进。站在微观的角度来看，比如说把实验室已经申请IP的专利技术变成有临床价值的产品，帮助其进行功能验证、原理样机开发、临床应用等。

我们做早期科研成果转化的优势在于，投资的确定性更高、周期更短。一方面，我们跟产业方进行深度融合，对产业端有哪些未被满足的临床需求理解得更为深刻。然后在专家教授群体中，去挖掘适配的科研成果。我们对于科研成果如何实现产品化、如何挖掘临床价值把产品变成商品，也都有更深的见解。

另一方面，当我们投资的创业公司产品验证可行之后，可能会整合进入华大集团或生态圈公司的产品体系之中。华大共赢可能以股权转让等方式实现退出，而不是持续多轮融资后等待公司的IPO，所以整个投资周期不会那么长。

在我们的投资组合中，超过七成的项目是做自己所擅长的事情，比如产品开发、技术创新点不断迭代，然后把后面产品化、商业化的工作交给已经成熟的产业上市公司平台。这种并购不仅仅是华大参与，也可能是我们投资组合中的已上市公司、基金的上市公司LP等，他们也都需要创新产品技术来推动公司的未来业务发展。

《21世纪》：华大共赢今年会尤其关注医药健康的哪些细分行业赛道？

刘宇：基于华大基因的核心技术优势，我们的使命是向下游延伸寻找更多基于多组学生物技术的应用，比如把生物技术产品化应用到医疗健康、工业、农业等领域的项目。

就具体细分赛道而言，首先，我们关注细胞和基因治疗。在传统生物制药领域，过去10-20年我们me too、fastfollow的较多。但在细胞和基因领域，中国已经积累了核心优势并有赶超趋势。我们近期也在不断推动干细胞、IPSC、基因编辑治疗方面的项目，同时产业链上游的细胞分选、自动化/一体化/智能化生产及分析检测设备、细胞库等质量体系等需求也是我们所关注的。

第二，基因技术、生物技术在现代农业生物育种领域的应用也是我们今年相对看得比较多的。该领域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政策的鼓励和推动，为了确保解决种业的卡脖子问题，国家政策角度放开了对于转基因和基因编辑育种的政策。近日，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发布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初审通过的转基因玉米、大豆品种目录，这是继2022年6月出台《国家级转基因大豆、玉米审定标准（试行）》后首次转基因品种通过国家品种审定。

除了政策驱动，还有技术创新的驱动。基因编辑、高通量基因测序等生物技术，更新迭代发展的非常快。由此，生物育种在今年整体呈现出快速发展、快速产品化的状态。我们也在其中寻求产业投资机会。

第三，我们也关注治疗性的疫苗和核酸药物。这背后的驱动一方面是技术进步使然，另一方面，新冠病毒的全球大流行催化了mRNA疫苗的快速应用。包括其他感染性疾病的防控、肿瘤等慢性病治疗，乃至于RNA编辑。另外，在双碳节能减排的大环境下，我们也十分关注生物医用材料、生物化工领域的项目。

平衡立足产业发展的优势与局限，提高投资外延扩展性

《21世纪》：今年以来，贵州茅台、上汽集团等产业龙头上市公司设立产业基金愈加频繁，产业资本风头越来越盛。您如何看待这种趋势，对华大共赢等产业资本CVC来说，在做股权投资过程中如何发挥自身优势的？

刘宇：这跟整个投资环境的变化都有关联。在以往的投资模式中，VC/PE机构选取有潜力的赛道，在赛道中选择技术和产品实力过硬的团队去进行投资，通过资金优势帮助公司快速成长。在当前竞争愈加激烈的市场环境中，这种模式面临很大的挑战，CVC体现出相对优势。

首先，在自身产业辐射的范围内，产业资本对产业未来的发展趋势、创新技术产业化的方向等，会有更专业、精准度更高的研究判断。

一般VC/PE机构有自己的研究部门，主要是通过行业访谈、信息收集的方式去做研究。很难有大量的研究员，对基因编辑技术、单细胞技术的产业化等方向，有特别深入的研究。我们的优势在于，可以跟华大集团内部、研究院的同事去交流，站在全球的视野格局去看技术的迭代趋势和产业化趋势。

第二，我认为CVC真正的核心优势在于，能够提供产业的场景和机会，帮助创业公司低成本试错和快速成长。在投融资寒冬的大环境中，资本的容忍度在降低，创业公司的试错机会在减少。一些新技术、新产品需要多次试错才能找到相应的应用场景，但可能在你找到正确的场景前，资金和资源已经消耗殆尽了。

站在产业资本的角度，我们可以相对低成本地为新技术、新产品提供应用场景，让公司去试用、磨合。甚至我们的产品研发人员会提供改进、提升的建议，让创业公司的产品技术能够更好地满足华大等产业方的需求。这相当于是一种联合研发，能够帮助创业公司快速成长、减少犯错机会。

《21世纪》：产业资本有产业的视角和资源，但也会面临产业的局限，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刘宇：这确实是双刃剑的关系，产业资本CVC根植于产业能够发挥出产业资源优势，但产业方会对核心业务有所聚焦，产业资本有时候可能会面临投资面相对较窄的问题，制约投资布局和竞争力。

我们需要在中间不断平衡，发挥好自己的优势。我们也在探索基于产业方和产业股东的资源，提高投资的外延扩展性。比如，把华大集团的底层生物技术向工业、农业领域去拓展应用，寻找合适的投资标的。

从同行经验来看，也有比较成功的打破产业局限做投资的CVC案例。比如礼来亚洲基金，它起始于礼来制药的风险投资部门，在2011年成为独立的投资管理公司，目前共管理超过等值50亿美元的6支美元基金和5支人民币基金。礼来亚洲在发展的第一阶段是主要围绕药进行投资，进入发展第二阶段之后，它在创新药投资的基础上，进入医疗器械、细胞和基因等领域，实现了向大健康领域的进一步投资拓展。

并购退出愈加重要，但仍面临多重挑战

《21世纪》：由于A股的暂缓IPO、港股的流动性偏低，IPO退出渠道受到较大的影响。您认为并购退出会变得越来越主流吗？CVC是否可以主导一些并购，更加凸显出优势？

刘宇：IPO是非常不错的退出渠道，但相对客观地来看，投资组合中如果有20%~30%的项目通过IPO退出，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表现了。未来可能超过七成的项目在退出时，都需要考量并购整合的可能性。大量公司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寻求跟产业上市公司的整合。

作为产业资本CVC，我们在被投项目的并购退出上确实会有一些优势。在前几期综合基金中，华大作为基石出资人的出资比例在20%到25%，同时，我们会募集来自政府引导基金、国资母基金，以及其它上市公司的资金。这些上市公司参与进来也是看重我们的投资策略和领域，跟其主营业务、未来战略的协同度。我们投资的新产品、新技术，很可能是华大以及这些产业上市公司未来的并购标的。

《21世纪》：当前，想要推动医疗健康领域的并购整合还面临哪些挑战？

刘宇：首先，A股上市公司的并购目前普遍是报表型并购，大家约定俗成是按照PE法、PS法去估值，很多医药和器械的创业公司还在临床期，没有产生销售和利润难以去估值，这意味着并购也很难去推动。

如果创业公司的产品已经研发成熟能快速变现，或者不会拖累上市公司报表表现太长时间还好。如果并购过来后还需要持续投入，短期内对上市公司的业绩、股价和市值有影响，很多上市公司是会犹豫的。

第二，从业者对并购市场、并购文化的接纳度需要进一步提升。一方面是创始人的想法需要有所改变，原来创始人做产品的技术含量可能并不高，但因为做得早、商业化做得好，就可以实现上市。现在创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做出一家上市公司的难度在增大，只有产品力、商业化能力和运营能力都特别强的公司才能走向上市。大量公司可以尽早选择并购整合的路径，有效的并购整合也可以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投资人的预期也需要引导。以往大家习惯了IPO退出带来的数倍、数十倍的股权投资回报，并购退出带来的收益没有那么高，可能就是50%、一倍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