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创科25人㉔丨专访香港大学教授徐爱民：香港生物医药产业蓄势待发 河套可有效发挥两地优势

21世纪经济报道 朱丽娜 特约记者 王帆 香港报道

肥胖，正在成为一个日趋严重的全球性问题。

今年3月，世界肥胖联合会发布“2023年世界肥胖地图集”，报告显示，未来12年内，全球将有51%的人口——超过40亿人肥胖或超重。肥胖会带来健康问题，社会将因此付出巨大代价，到2035年，社会每年因肥胖问题而支出的费用将超过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的3%。

肥胖可以引起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及神经退化等可危及生命的慢性疾病。如何解决肥胖及其引发的健康问题，成为诸多学者的研究课题。香港大学医学院徐爱民教授，正是其中一位杰出的研究者。

徐爱民是国际知名的代谢疾病研究专家，主要研究方向是脂肪因子在肥胖相关的胰岛素抗性、系统性炎症、2型糖尿病以及在动物模型和人类受试者血管功能障碍发病机制中的作用，最终实现一套针对肥胖相关心脏代谢并发症发展基于脂肪因子的诊断和治疗策略。

作为高校教授和研究人员，徐爱民认为，“光发论文不够，必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对于香港的生物医药行业发展，他认为，目前还处在比较早期的蓄势待发阶段，前景广阔，当然同时也面临挑战。而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深化，将给香港的生物医药企业、机构提供广阔的市场机遇。

研究与成果转化并重

1989年，徐爱民获得安徽医科大学学士学位，1999年获得新西兰奥克兰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

谈及自己的求学之路，徐爱民说，大学期间他原本学的是口腔医学方向，但在对生物化学、代谢医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后，毅然在本科毕业后更改了研究方向。

2000年代初，在博士后研究阶段，受到用以降低肥胖的瘦素（Leptin）激素分子的启发，徐爱民跟导师提出，“有可能在脂肪细胞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未被发现的新兴激素。”这开启了他发现脂联素的历程。

2002年，徐爱民加入香港大学，继续从事针对肥胖、糖尿病及相关心血管并发症的研究及相关医药技术开发。经过持续不断的实验和探索，他发现了抗糖尿病激素脂联素的活性体，并率先揭示脂联素对脂肪肝及血管疾病的保护作用。

徐爱民称，“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次的失败，最后能够得到一点成功的喜悦，同时也深刻感到，坚持初心，永不放弃，这是科研成功的一个关键。”

如今，徐爱民是香港大学内科学系、药理系讲座教授及生物医药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香港代谢医学研究所所长，香港大学抗体与免疫分析服务中心主任。

总结学术生涯的成绩，他曾以通讯作者先后在Cell Metabolism、Nature Metabolism、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JCI、PNAS、Circulation、Circulation Research、Diabetes等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450余篇学术论文和特邀综述，其中影响因子>10以上的论文超过50篇，总引用41500余次，单篇最高他引1700余次，H-index 107，连续多年列中国高被引学者之一。

除了是研究领域的佼佼者，徐爱民对于成果转化同样抱有极大的热情，曾提出，“光发论文不够，必须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他带领课题组开发了一系列基于脂肪和肝脏细胞因子的高通量免疫检测产品，目前已被广泛应用于代谢性疾病的临床诊断、基础研究及药物研发。

今年2月，香港大学医学院公布，徐爱民的研究团队研发了包载有甲状腺素的纳米粒，经过脂肪靶向多肽修饰后，可选择性将甲状腺素输送到脂肪组织，解决全身递送甲状腺素带来的严重副作用，有望推动肥胖及其并发症的治疗发展。

在徐爱民看来，“这为使用甲状腺素治疗常见慢性疾病重新点燃希望。”

三大困难

在业界人士看来，在生物医药领域，香港有着先进的原创技术，是重要的创新策源地，同时也是中国的医疗医药研发企业走向海外成长壮大的一个重要的桥头堡。

2021年，团结香港基金曾发布一份题为《策动湾区港深引擎 孕育生物科技新机》的生物科技政策研究报告指出，香港是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融资中心，多间大学的基础研究亦达到世界级水平，其中香港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更在医学领域成功跻身全球前40名。

近年来，香港特区政府也在持续推出支持措施，希望将生物医药打造成为香港创科发展版图中的重点产业之一。然而，从研究优势，到转化为产业成果，进而形成产业优势，这是香港生物医药界需要跨越的一道鸿沟。

徐爱民向记者表示，“香港生物医药的发展还处在比较早期的蓄势待发阶段，有很大的前景，但是也有困难。”

他剖析了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尽管香港整体的研究水平较高，但规模较小，研究存在着碎片化的问题。如何将生物医药不同细分领域的强项、优势整合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二是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之间还有距离，这跟大学的评估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以学术研究、发表论文为导向的评价体系之下，科研人员并无足够的压力和动力去做成果转化；三是在将研究转化为产品的过程中，科研人员对于产品定位、目标用户、市场策略等，往往缺乏清晰的定位与思考。

徐爱民正是成功跨越了从研究到成果转化鸿沟的一位代表人物，这与其研究团队与北京同仁医院、温州医科大学等数十家内地医院、药企深入合作密不可分，包括进行临床验证、机理研究，进行医药技术开发等。

“我们很多成果的取得都是依靠这种合作完成的，比如说我们发现的一些新型激素，在推进应用之前需要大量的临床验证，很多都是内地的合作伙伴协助了我们。很多产业转化也都是与内地的企业合作完成的，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毕竟市场体量是有限的。”

港深合作前景可期

事实上，香港与内地在生物医药领域的合作正在持续深化。

2021年，“港澳药械通”政策正式落地，打通国际先进创新药械快速进入临床应用的通道，使已在港澳上市的药品，以及港澳公立医院已采购使用、具有临床应用先进性的医疗器械，在临床急需的情况下可以在大湾区内地指定医疗机构使用。

今年6月，香港联邦制药厂有限公司首个跨境生产的药品维生素C泡腾片正式投产上市；7月，香港位元堂药厂有限公司跨境委托大湾区内地生产的传统外用中成药“麝香活络油”也顺利实现内地投产及上市销售。

徐爱民向记者表示，大湾区融合发展的深化，最重要的是能够给香港的企业或者机构提供市场机遇，“因为市场容量的大小是生物医药相关产品开发的核心。”

其中，港深合作尤其被寄予了厚望。前述《策动湾区港深引擎 孕育生物科技新机》报告指出，生物科技是港深合作极佳的切入点，但港深两地目前尚未形成一个世界级的生物科技产业集群。

今年8月底，国务院印发《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发展规划》，其中提到，要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中试转化基地，明确支持先进生物医药技术创新应用等。

9月，香港科技园公司宣布位于福田的香港科学园深圳分园开幕，总建筑面积为31000平方米，设有共享空间、干/湿实验室、独立办公室及会议与活动场地，将重点吸引来自医疗科技等七大领域的企业。

在徐爱民看来，香港发展生物医药产业的短板，包括产业链不齐全、市场容量较小之外，对于实验室而言，往往还存在空间不足、招聘困难等问题。而在河套区域，能够有效地将港深两地的优势结合起来，解决从研发到生产、市场开拓、实验空间拓展、吸引人才等一系列问题。

但合作并非只使香港单向受益，香港也可以更好地发挥“超级联系人”作用。徐爱民指出，“深港之间的合作能够促进双方的企业和机构做大做强，尤其现在内地的一些企业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走出中国，向国际去发展，河套区域能够帮助内地的企业向外拓展。”

“坚持初心、永不放弃”是科研成功的关键

《21世纪》：在1999年博士毕业之后，过去20多年来，您一直都在从事肥胖还有胰岛素抗性的相关研究，当初为什么会选择这个研究方向？

徐爱民：其实我从大学开始，就对生物化学还有代谢医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新陈代谢是人体生命活动最基本的特征，支持我们的生长发育，也是生命延续的基石，代谢的异常与各种疾病都密切相关。

我大学上的就是医学院，本来是从事口腔医学的，在意识到要想解决人体健康问题必须要更深入地研究代谢之后，大学毕业后就放弃了口腔医学方向，开始转行，进行代谢相关方面的研究。

《21世纪》：我们知道您在脂联素的研究、脂肪肝还有心血管疾病等领域取得了重大的突破，突破的背后大概花了多长的时间？有什么样的难关？

徐爱民：以前大家都觉得人身体的脂肪只是一个储存能量的惰性器官，没什么作用。然后上世纪90年代中期，有科学家从脂肪细胞成功分离出叫作瘦素（Leptin）的激素分子，可以用来降低肥胖。

2000年初，在我博士后的研究阶段，深受这个启发，就跟导师提出，有可能在脂肪细胞里面还有很多其他未被发现的新型激素，我想去研究，得到了导师的大力支持。

当时技术条件很有限，不像现在有各种先进的技术平台，所以就是用非常经典的生化的方法，从几千次试验中分离这个从脂肪细胞中分泌的蛋白质，做了四五年的实验，摸索各种条件，终于成功分离了脂联素。分离以后，我们做了一些动物实验，发现它有很强烈的降低脂肪肝和保护血管的功能，到后来，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

在这个过程中，有无数次的失败，最后能够得到一点成功的喜悦，同时也深刻感到，坚持初心，永不放弃，这是科研成功的一个关键。

《21世纪》：您的团队最新在研究纳米药的输送系统，这一块有什么样的创新？

徐爱民：我们一直是在研究代谢激素，这个激素是调控代谢的核心分子元件，（过去有）一系列很伟大的发现，像100年前发现的胰岛素，拯救了千千万万糖尿病患者的生命，同时也催生了很多大型药物企业，针对胰岛素发现的测序、合成等得到过数次诺贝尔奖。

我们研究的一种激素叫甲状腺素，它是人体内促进新陈代谢的很重要的激素，甲状腺功能亢进的人由于产热过多往往都很瘦，而甲状腺功能低下的人则很胖。上世纪中期以来就有人试图用甲状腺素来治疗肥胖，但很多临床试验都发现，全身甲状腺素给药效果很有限，而且会引起心跳加快、骨质疏松、肌肉萎缩等副作用，所以都以失败而告终。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前几年发展了一个能够将甲状腺素等药物特异性地释放到脂肪组织的纳米微粒，它不但能有效地把药物释放到局部，通过燃烧脂肪来减肥，而且能有效地避免各种各样的副作用。

《21世纪》：非常精准地释放药物。

徐爱民：对，精准，而且更有效、安全，甲状腺素治疗肥胖又燃起了新的希望。然后我们正在研发一种可以携带、定向释放纳米微粒的微针，将来它可以像创可贴一样，肥胖在哪个地方，就贴到那个地方。它里面是利用微针系统，一到皮下，很快就会溶解，另外，纳米微粒上面携带了一些定点靶向的分子，可以只到脂肪组织细胞，不到其他地方去。

像我们中国人，腹型肥胖比较多，就可以把微针系统贴到腹部，减低内脏脂肪，从而减低患糖尿病和心血管病的风险。

《21世纪》：现在这个研究到了什么阶段？

徐爱民：微针现在在一些大动物上进行试验，以前是在小鼠做的，很安全，如果在大动物上成功，向下推应该就比较快。

其实后面主要的瓶颈，还是跟能够大规模生产这种微针或纳米微粒的公司合作的问题，在香港不具备这个条件，我们正在跟内地的很多药企谈合作和进一步的发展。

香港生物医药技术优势还有待集中、整合

《21世纪》：您的经历先是在内地，然后去海外留学做研究，后来是什么样的契机来到了香港？

徐爱民：在出国之前，我就在珠三角工作，对这里是比较情有所钟的。上世纪90年代中，我受到朋友的邀请，在中山医科大学（现已并入中山大学）的附属校办企业担任首席科学官，当时就跑遍了珠三角的几乎所有地方，感受到了这里的创业企业家的精神，也感受到了各种医疗机构对新知识、新技术的渴求。我觉得商业的氛围是很重要的，大家一直都是努力去创业、去发展。正是有这样的经历、渊源和印象，我在博士后以后就决定到香港来发展。

《21世纪》：您所在的香港大学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它跟内地还有海外的一些合作交流有哪些？

徐爱民：可能因为我有内地背景的关系，我们的实验室跟内地的合作非常密切，跟一、二十家单位都有长期的合作，像北京同仁医院，温州医科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六人民医院，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华侨医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还有一些药企。

合作的方式主要是针对我们发现的新型生物激素，合作进行临床验证，机理研究，同时进行一些共同的相关医药技术的开发。

比如我们前几年得到香港裘槎基金会的赞助，跟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建立了一个针对代谢激素的抗体药物研发的联合实验室，主要研发一些抗体药，最近得到了港深双方政府的赞助。同时我们跟暨南大学的华侨医院，在广东省科技厅的支持下，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个代谢病研究实验室，针对相关的疾病进行临床研究，资源共享。

《21世纪》：跟内地的密切合作交流，对您的整个研究有什么样的帮助？

徐爱民：一是我们很多成果的取得都是依靠这种合作完成的，比如说我们发现的一些新型激素，在推进应用之前需要大量的临床验证，很多都是内地的合作伙伴协助了我们。

很多产业转化也都是与内地的企业合作完成的，因为在香港这个地方，毕竟市场能量是有限的。

《21世纪》：说到转化，您的研究团队在这方面做了积极的工作，取得了很多国际专利，还有检测试剂方面的成果。据您的观察，香港在生物医药领域的研究成果转化，主要面临哪些困难或者是痛点？

徐爱民：在香港，其实我觉得我们生物医药技术这方面的发展还处于比较早期的蓄势待发阶段，有很大的前景，但是也有困难。

一是尽管香港拥有平均较高的研究水平，但是整体规模比较小，研究存在着严重的碎片化的问题。因为生物医药它本身就分得很细，大家在某一个细分的领域都很强，但怎么把这些优势整合起来，集中发展，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第二个，基础研究和成果转化之间还存在着非常大的距离。这也跟大学的评估系统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大学是以学术研究、发表文章为主，科研人员没有太大的压力和动力去做成果转化方面的事情。这个方面，我觉得可以通过政策的导向去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我觉得我们往往缺乏产品思维，产品的定位是什么，产品的市场到底在哪里，还有市场策略等，都缺乏非常清晰的路线，这都是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即使是下游做研发的公司，也要去想清楚，市场、用户到底在哪里。

《21世纪》：您的相关研究会不会把后期的市场因素考虑进去？

徐爱民：我们其实还是有几个特别是在诊断产品的开发上成功的例子，比如我们发现的脂联素检测试剂，内地几乎所有的检测机构，还有一些体检中心、临床实验室都在用，所以我们主要的方法就是跟内地机构充分合作，大家各自发挥优势，去解决这些问题。

市场容量大小是生物医药产品开发的核心

《21世纪》：在港澳药械通的政策背景下，现在有超过50种港澳药物、医疗器械可以在大湾区内地指定的医院使用。您觉得大湾区融合发展越来越深化，对于深港或者粤港澳的生物医药发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徐爱民：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能够给香港的企业或者机构发展提供市场机遇，因为市场容量的大小是生物医药相关产品开发的核心。

譬如讲，可以通过粤港澳大湾区的一些联盟，以广东为基地，把（港澳的）产品向内地进一步渗透，有了市场，后面的发展就有了更多的保障。

当然融合发展还有其他一些方面的优势，在香港这个地方其实产业链是很不完善的，在大湾区内地有很好的下游产业链，比如生产设施等，它能够帮助香港的企业缩短从早期的研发到最后商品化的周期，这是非常重要的。

《21世纪》：国务院河套规划出台，深港的生物科技创新要素跨境的流动会有突破。您对在深港交界的河套地区，有什么样的期待？

徐爱民：我们有很大的期待，尤其是像我们实验室，其实还是研发了一系列的可以转化的诊断和治疗产品，但是在香港，特别是在香港岛这个地区，很难和下游衔接成一个产业链条，继续向前发展。

河套区域能够把双方的资源集中起来，将香港的早期研发和一些资源优势，与内地特别是深圳下游产业链的生产设施、资源集中起来的话，确实能够加速发展。

同时这种合作能够促进双方企业和科研机构做大做强，我们现在在内地的一些企业，面临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走出中国，向国际去发展，河套区域能够帮助内地的企业向外拓展。

《21世纪》：充分发挥香港引进来、走出去的桥梁、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徐爱民：对。

《21世纪》：您刚才提到的一些诊断或者检测试剂，已经有几十个国际专利，真正已经转化的有多少？

徐爱民：我们转化最成功的一个例子，就是前面说到的脂联素快速检测，能够在社区里面筛查糖尿病，我们通过努力，在内地实现了专家共识，必须要检测这个指标，像美联大健康、爱康国际等很多机构都用上了这个产品。

我们同时有一系列用于检测像非酒精性脂肪肝炎、肝纤维化的检测试剂，其实都完成了临床验证，也在香港科学园建立了香港大学的spin-off company（衍生企业），得到了政府的很多支持。我们正在“报证”，包括欧盟的证件批准，还有内地相关药检单位的批准，一两年、两三年以后，会有一系列相关的检测产品。

《21世纪》：香港科学园在深圳成立了一个分园，仍然是保持香港的模式运营，这对于香港的科研机构是不是有吸引力？

徐爱民：这个肯定是。我们实验室的工作人员深受鼓舞，因为在香港空间确实是太有限了，像我们医学院，目前面临的最大的困境就是没有空间，还有招人难。我们看到内地很多实验室有几千平方米的地方，都非常羡慕。所以我觉得让香港的实验室，或者科学园在深圳落地，能够在空间上获得支持，同时能够让我们更加容易地去招募相关领域的人才。

（见习记者 张伟泽，实习生刘雅莉、许程亨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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