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爱敦煌》：文敦艺煌 文明传承

阿茶

电影《吾爱敦煌》11月17日首映，因其题材涉及宏大浩瀚的敦煌，且主要人物为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受到了各界的广泛关注。从社交平台的观影体验来看，一部分观众对影片稍显“平铺直叙”的结构颇有看法，另一部分观众则表达了一些对“女性主义”电影的关注。从笔者观影的感受而言，《吾爱敦煌》有半传记体、半科教片的性质，而其间可圈可点之处并不少。

敦煌是中国千载文脉传承的重要支点，也是承载中国人文化情感的一汪深泉。敦煌本古瓜州之地，其历史可溯至春秋，时为秦属，自古为羌、戎居地。汉武时，张骞通西域，设四郡，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并有阳关、玉门关为守。敦煌故事的起点，既充满文化融合、中西交汇的开放态势，也必将成就世界文化史上的非凡辉煌。正如姜亮夫先生所言：敦煌学的内容是“丰富而有光彩的”，其具体内容“所表现的是我们祖先辉煌的艺术文化的成就，吸引类化外来文化的能力，及其民族的一切伟大的发现、伟大的创作”。敦煌的创作发现，“无一件不影响全人类的幸福生活”。

《吾爱敦煌》镜头下的敦煌，无疑是这段话的视觉注脚。敦煌涵盖的建筑、造像、壁画、书法、经卷、汉简在内的文化艺术成就，宛若中国文化脉络中灿若星河的一帧宇宙，闪耀与湮没，重现与重生，珍宝所历，令人慨叹不已。电影仅用剪影式的镜头语言就展现出了解放初期至上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时期，那个寂寥又丰盈、寒冷又热烈、单调又灿烂的敦煌。

《木兰词》中的“对镜贴花黄”，何解？《敦煌图录》里，有唐末五代女子皆爱剪花鸟贴于自己脸面上的记录。温庭筠的《菩萨蛮》当中，“小山重叠金明灭”“人胜参差剪”“蕊黄无限当山额”，似有印证。唐宋和唐宋以前鲜活的文明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仅存于诗词的无限遐想当中。樊锦诗院长深知，文脉的传承是要子孙后代都“看得到”。敦煌的“洞子”，不仅是烟火人间中艺术化的佛国世界，更是北中国两千余年文明涵化发展的生动见证。

而本片的导演选择将重头戏放在了“经济好起来”之后。四面八方的热情向敦煌涌来，车鸣人喧，资本逐利，这也是樊锦诗第一次感受到了保护好敦煌的压力。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发展、对外开放，文化热渐起。樊锦诗和敦煌研究院成为地方相关部门的“众矢之的”。《吾爱敦煌》最激烈的一场戏，就是樊锦诗为了保护敦煌文物向地方相关部门“拍了桌子”。樊锦诗不是拍完桌子了事，而是开始思考如何平衡敦煌文物的保育和面向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敦煌的建筑、彩塑和壁画，只要在世人的俯仰之间，必然随着时间受到消磨，这是所有文物都必须面对的问题。

《吾爱敦煌》用平凡的镜头和叙事，让我们看到，敦煌的守护者们如何将这些承载千载情缘的历史记忆，以科技的方式和人类的毅力，用图像、文字和复制的方式保存下来。近年来我们在中国各地所看到的敦煌艺术展，那些全息影像的洞窟复现，使我们能够穿越千年，瞬息敦煌。我们看到的往往是佛像的从容和色彩的灿烂，然而洞中的日升月落，是无数人间天上的文物守护者们枯燥而近乎残酷的生活。

电影对敦煌儿女苦难的表现比较克制。佛国与俗世，理想与现实，在敦煌交织。由东西千佛洞、莫高窟、榆林窟、五个庙石窟组成的敦煌石窟群，其清理、保存、临摹、复制的工作量是巨大的。而要充分理解、认识和整理这些瑰宝，需要来自方方面面的人才。可以说，敦煌是跨学科研究的一块沃田，生长着中国血脉相依的黍稷稻粱。

毕业于西安美院的女画家，想去西安看望久不见面的儿子，樊锦诗并没有立刻答应。她哭着说，敦煌壁画里不仅有庄严法界，也有世俗烟火。佛教起源于印度，却盛于中国。汉化佛教因地制宜，在佛教三衣之外发明了常衣，御寒保暖；执行“农禅”制度，外出参加农业林业劳动，自给自足；冬寒之日结制安居，坐禅避寒。奉佛礼佛的世界充满人情，而樊锦诗也有自己的方式：她给研究人员创造与家人团聚的机会。

敦煌的曲子词、变文、字谱、音韵，千年前这些世人习以为常的存在，却是我们回望的文化高峰一面镜子。《吾爱敦煌》的“平铺”和“枯燥”，正是敦煌和敦煌人“平常”与“伟大”的真实面貌。

值得一提的是，在海量的敦煌卷子中，有一卷王仁昫的韵书卷子，其上沾染了一点胭脂。由于唐代科举考试作诗限韵，韵书在考试时十分重要，因此这卷很可能是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子为丈夫所抄写的韵书，胭脂便是女子所用。在后世传说中，有位唐代的女仙人，名吴彩鸾，夜抄韵书卖与读书人。“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而在这部电影里，樊锦诗的丈夫彭金章放弃了武汉的研究生活环境，远赴敦煌，测绘洞子，与樊锦诗相聚相守。正是爱与创造、珍惜与坚守，让文明得以生生不息。

如果要问敦煌让我们永远珍爱的是什么，一定是她跨越时空与我们相视一笑的无限深情。遥望敦煌，也会感慨：瀚海鸣沙能自语，春风也度玉门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