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郑永年：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寻找经济增长的“新三驾马车”

2023年，俄乌冲突尚未停息、巴以冲突再度爆发，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全球贸易增速下滑。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背景下，中国经济顶住外部压力、克服内部困难，前三季度GDP实现同比增长5.2%，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的态势，为实现全年发展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2023年全球经济面临哪些挑战？如何理解和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外部政治经济形势？2024年中国经济发展的底气何在？围绕上述问题，近日在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主办的百川论坛——“第三届中国外部环境的变化与评估：亚洲的安全与未来”2023研讨会上，21世纪经济报道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进行了专访。

郑永年。资料图

所谓“脱钩”背离市场逻辑

《21世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将全球经济增速的基线预测值从2022年的3.5%降至2023年的3.0%和2024年的2.9%，远低于3.8%的历史（2000-2019年）平均水平。许多分析机构担心全球经济出现衰退风险，你认为原因有哪些？

郑永年：目前全球市场对经济衰退担忧情绪上升，这种情绪当然非常可以理解。今年以来，国际资本对于全球政治经济环境不确定性的担忧显著上升，主要有几方面原因。一是俄乌冲突、巴以冲突等局部地区的争端，目前仍未得到妥善解决。目前一些分析认为冲突还将持续，并可能形成一系列的地区冲突，这会进一步削弱国际资本的投资信心和预期。

二是国际地缘政治竞争进一步加剧。一些国家搞“小团体”“小圈子”，例如美国挑起“认同政治战”，给地区的稳定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中美两国是全球前两大经济体，经济总量超过世界1/3、人口总数占世界近1/4、双边贸易额约占世界1/5，因此中美关系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甚至不止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还是当今世界秩序的两根支柱。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将决定未来的世界秩序走向何方。

三是各国内部宏观经济形势变化，包括美国通胀带来的美联储激进加息，对全球市场造成冲击，中国自身也面临总需求不足的挑战。经济是基础，如果经济不好，地缘政治局面可能更恶化；经济发展稳定，也能减轻地缘政治压力。

《21世纪》：你如何看待当前外商投资与利用外资的形势？

郑永年：我们要认识到，资本是流动的。美联储加息带来的高利率，天然地会促使全球范围内一些投机资本涌入美国金融市场，但这样的资金流入没有产生任何价值，它只是为了在利差中寻求短期套利，对流入地区的经济助力作用相当有限。一个地方金融机构的资金短期性地涌入另一个地区的市场，如果没有因此发生经济活动，那么这就是一个纯金融过程。资本的流进流出在一个正常区间内波动，这都是正常的。资本是要到处走的，哪里有机遇就去哪里，这也是科学的逻辑。

《21世纪》：与一些金融投机行为不同，产业资本还是看长期趋势的。

郑永年：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一直在防范避免实体经济过度金融化，以及金融的过度虚拟化。

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其实出现了一些道路选择的错误，尤其是英国，过于强调金融业本身的发展而放弃了实体经济。只强调金融业的做大做强，就会产生很多问题。美国现在提出“再工业化”其实也是重新强调实体经济，提升实体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但这也并不意味着忽视金融的作用，如果缺少金融，经济就没有足够的血液。实际上，利用中国的制度优势，不仅可以发展多层次的金融市场，而且有机会可以发展得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好。因为金融是世界经济的血液，我们要成为世界经济的强国，就要看血液流到哪个角落。所以，实现实体经济与金融市场均衡发展非常重要。

《21世纪》：关于英美当前出现的过度金融化及其造成的问题，你在《中国叙事》一书里谈到，这源于它们没有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何这么说，能否展开谈一谈？

郑永年：主要原因在于英美金融资本对其本国经济的主导性过大，这是“里根革命”之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盛行的产物。在全球化时代下，美国的金融资本确实可以到处流动寻找投机标的，全球资本也在美国市场上投资赚取利差，这样频繁的金融投机活动虽然造就了一批金融巨鳄，但是并未增加本地税收和就业，也导致财富分配差距扩大，造成社会分化，这是近些年美国民粹主义抬头的根源。

其实美国过去就曾推行过国家资本主义，包括凯恩斯主义等等，但是美国类型的国家资本主义到底能否解决该国现在的困境，我们仍然存疑。美国的政府治理目前面临很多问题，比如对金融资本缺乏有效的管理。目前美国推行“再工业化”的战略以及在国际贸易中采取“脱钩断链”等措施，也是美国政府采取的治理手段之一，但实际上真正转移回到美国本土的产业相当有限，很多只是转移到了墨西哥或越南等。这是因为，全球化时代下产业链供应链体系是基于国际劳动分工之上的，各个经济体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已经形成了有利于共赢的劳动分工格局，那么现在破坏原有的劳动分工，其实是不符合资本利益的。

从“脱钩”到“去风险”，我认为这是用纳税人的钱和行政的力量搞所谓“再工业化”，让资本重新回流美国，但不是资本的逻辑，不是科技的逻辑，更不是市场的逻辑。资本应该是哪里有利益就往哪里去。

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单一市场优势，从市场经济和资本的逻辑来看，哪一家厂商愿意放弃中国市场呢？

中国要大力发展基础科研、应用技术与金融

《21世纪》：在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下，你认为中国产业经济有哪些值得关注的机遇？

郑永年：危机与机遇都是共存的。尽管这些年中美关系变化，中国在芯片制造等部分领域的科技创新遭遇“卡脖子”，但同时这也倒逼中国加快进行自主创新以及关键领域的技术突破。实际上，美国对一些商品进行出口管制，对美国相关企业产生了很大影响，它们失去了中国市场。

当美国在搞经济民族主义、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的时候，中国更要坚定推动全球化，并从中抓住机遇，例如“一带一路”共建合作十年来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

除此之外，中国的产业门类是最齐全的，我国拥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规模连续13年居世界首位。这奠定了中国经济韧性的重要基础。

更重要的是，中国拥有世界级规模的新能源产业，包括新能源汽车；同时还有依托互联网科技发展起来的规模庞大的数字经济，这都成为了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重要抓手。

如何巩固已有的发展基础，并且抓住这些新兴经济机遇，我认为关键还是要通过改革、开放与创新这三大法宝。其中，开放最重要，要推进制度型开放，推进规则标准制度与国际对接。中国可以根据资本的逻辑不断推进和扩大开放，将开放从政策层面提升到制度层面，用制度和法律来保障，多研究多对接规则，这样有利于引进外资利用外资。

《21世纪》：你提到中国要“跨越中等技术陷阱”，怎么理解这个概念？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

郑永年：所谓中等技术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凭借低成本优势承接发达国家成熟产业的产能转移，但长期看，由于跨国公司始终将核心技术保留在母国，仅将成熟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转移，这也意味着，一旦成熟技术转移的红利被收割完毕，而发展中国家本土的企业又不能成功打开技术赶超的空间，其经济增长就会进入长期相对停滞的状态。

一个经济体如果要从中等收入提升为发达经济体，必须跨越中等技术陷阱，而技术升级是一个国家从中等收入跨越到高收入经济体的关键与核心，如果无法实现技术的升级，就难以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呢？我认为，从历史经验来看，三个条件缺一不可：第一，必须具有一大批有能力经验基础科学研究的大学和科研机构。第二，必须有一大批能把基础科研转化成应用技术的企业专业机构。第三，必须有一个开放的金融系统，无论是基础科研还是应用技术的转换，都需要大量的金融支持。

《21世纪》：下一阶段中国经济的新动能有哪些方面？

郑永年：相当长一段时间以来，出口、投资、消费是拉动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但是目前外部需求持续低迷，内需还在复苏中，迫切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动能。所以我提出“新三驾马车”，就是大力发展基础科研、应用技术与金融。须注意，这并不是要取代原有的“三驾马车”，而是提供技术创新等方面的赋能，让出口、投资、消费更有活力。

我最近提出了关于“如何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概念。从欧美到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的经验，以及一些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教训来看，一些国家和地区往往因为没有推动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导致很难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更遑论高质量发展。

中国有很好的基础科研条件与实力，同时有为应用技术提供落地的广阔场景，又有上海、香港等金融中心，因此目前只需要通过改革开放创新，把技术、人才、资本等要素优势发挥出来，就能释放强大能量。